十年前，“垃圾圍城”還是中國城市的噩夢——北京每天產生3萬噸垃圾，處理缺口高達8000噸；上海每16天堆出的垃圾相當于一座金茂大廈；全國超1/3城市被垃圾包圍，75萬畝土地淪為垃圾場。

而今天，垃圾焚燒廠竟在搶垃圾！！！

湖南兩家廠為爭廢品，向物業公司支付每噸50元“回扣”；廣州開挖填埋場350萬立方米陳年垃圾；河南焚燒廠甚至跨市“進口”鄰縣垃圾。這場戲劇性反轉的背后，是中國垃圾治理的“魔幻十年”。

饑餓的焚燒與荒誕現實

2023年，中國垃圾焚燒廠平均負荷率僅60%，40%產能閑置。陜西漢中焚燒廠每運行3個月需停產1個月收集垃圾；河南周口項目因垃圾短缺多次停爐，甚至有央企員工吐槽：“沒垃圾，工資都發不出”。

產能過剩的根源是瘋狂擴張：全國1010家焚燒廠占全球總數近半，日均處理能力達111萬噸，遠超“十四五”規劃目標（80萬噸/日），但2023年城市垃圾清運量僅2.62億噸，產能過剩超50%。

這種擴張曾是政策驅動的必然結果。2003年特許經營政策開放，BOT模式吸引資本涌入；2006年可再生能源補貼加碼至0.25元/度，2012年統一標桿電價0.65元/度，焚燒廠利潤飆升。2017-2021年，年均新增103座焚燒廠，2019年僅河南一省就啟動20個項目。頭部企業如光大環境6年內項目數從15個飆升至168個，日處理能力達13.5萬噸（相當于1.2億城鎮居民日產量）。

從“洋垃圾”進口到全球標準制定者

早期中國焚燒技術依賴進口設備，但“水土不服”倒逼自主創新。國產爐排爐技術突破后，熱值提升無需助燃劑，排放達歐盟標準。2016年“裝樹聯”政策（裝監控、豎屏、聯網）強制推行，2020年全國實時監測平臺上線，公眾可隨時查看排放數據。

飛灰資源化更成為技術標桿。上海環境首創FAST工藝，將含重金屬的飛灰提純為工業鹽和建材，破解全球行業難題；三峰環境的國產化爐排爐技術出口美、德，占全球市場30%。

這些創新讓中國企業出海時具備碾壓優勢：光大環境越南芹苴項目將4個椰子殼轉化為4小時風扇電力，園區被當地居民稱為“公園式電廠”。

從填埋讓位到循環經濟

2005年，中國超70%垃圾采用填埋處理，而2023年焚燒占比飆升至78.3%，填埋縮至13.2%。西安江村溝填埋場——原規劃使用50年的亞洲最大填埋場——提前25年封場，修復為生態公園。

垃圾分類的強制推行（2019年）進一步削減可焚燒垃圾量：上海濕垃圾分離后，焚燒垃圾銳減；可回收物回收率提升，直接壓縮焚燒需求。

面對“垃圾荒”，企業開啟三條求生路徑：

• 國內精細化運營：東部放緩新建項目，轉向技術升級（如SNCR脫硝、余熱供暖）。蘇州焚燒廠與分類系統聯動，資源利用率提升30%；山東探索綠證交易，焚燒廠通過售電增收。
• 產業鏈整合：中山公用收購垃圾清運公司名城環境，壟斷1500個收集點，確保焚燒廠“口糧”。
• 出海“燒全球”：2025年前五個月，中企海外項目規模突破3萬噸/日。越南、印尼市場潛力巨大（2030年投資需求超782億元），沙特“2030愿景”催生基建需求，埃塞俄比亞項目成為非洲首座垃圾發電廠。

過剩之后如何“燒得其所”？

這場反轉暴露了環保產業的深層矛盾：政策紅利驅動產能躍進，但規劃與需求脫節。“十四五”目標提前超額完成，但部分省份仍盲目上馬項目，導致小廠因垃圾短缺瀕臨倒閉。

未來破局需三重升級：

• 規劃理性化：關停小廠整合產能，如浙江要求2026年前完成全省焚燒廠超低排放改造。
• 商業模式重構：綠電直連新政（2025年）允許焚燒廠直供電廠、數據中心。上海“黎明項目”簽10年固定電價合同，現金流改善30%；爐渣制磚（2030年資源化率目標超50%）拓展非電收入。
• 全球資源循環：中國天楹收購西班牙Urbaser，三峰環境技術輸出至德國，79個海外項目覆蓋六大洲，“設備+運營+產業鏈”模式成中國方案核心競爭力。

從“垃圾圍城”到“出海燒全球”，中國用十年完成廢棄物治理的“神反轉”。這場變革的底層邏輯在于：環保不僅是道德選擇，更是技術、商業與政策的精密協作。當焚燒廠開始為產能過剩發愁，當垃圾從社會負擔變為爭奪資產，我們終于有資格思考如何讓每一噸廢棄物“燒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