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中國談判后，美國又一次出手了。

這一次，打的是還是“芯片”。

對美國來說，現在能影響中國的除了關稅就是芯片了。

這次特朗普又拿芯片來逼中國妥協，但中國早已料到，提前在稀土上溜了一手。

芯片卡脖子？

近日，一位美高官透露，美國政府正在考慮取消部分全球半導體巨頭對中國的出口豁免，借此構建一套“許可制度”，目的是限制關鍵芯片設備流向中國。

這一操作乍看之下是強化本國安全，但其真實意圖在業內人看來再明顯不過：這就是一個“稀土式許可制度”的模仿，是將中國對稀土出口管理方式“照搬”，再用作反制中國的一種工具性手段。

問題在于，美國學得了“表”，卻學不到“里”。

中國稀土管制源于對資源保護、環境治理、產業安全與國家戰略的綜合考量，是一套經過二十多年打磨的成熟機制；而美國的出發點則更為直接——地緣壓制、市場遏制以及政治目的。從動機到路徑，這種模仿根本立不住腳。

更諷刺的是，美國自身在高科技供應鏈上的關鍵“軟肋”正在被不斷揭開。以高純度石英為例，這種看似普通的材料，恰恰是制造芯片時不可或缺的關鍵原料。

美國90%以上的高純石英依賴北卡羅來納州的Spruce Pine礦山，而該礦每年產出的18萬到20萬噸石英幾乎決定了全球晶圓級硅錠的命運。

一旦那里供應中斷，全球半導體都要為此顫抖。過去幾年，無論是颶風還是勞資糾紛，美國制造業一度為這“石英命門”驚出冷汗。

可見，在講“卡脖子”的今天，美國并不總處于上風，反而暴露了諸多自身對原材料的高度依賴與結構性短板。

反觀中國，對稀土的戰略儲備和制度設計早已做足準備。

在資源管理上，中國逐步從“配額管控”演進為“許可審批”，再到如今的“全流程數字溯源”機制。從原礦開采到出口成品，每一環都設置了技術門檻和政策管控。

特別是中重稀土品類，如釓、鋱、鏑等高附加值元素，中國不僅在儲量上占全球近半，更在加工能力上占據九成以上份額。

更重要的是，中國并未將稀土“全封”，而是有序開放——比如設置6個月的許可周期，只允許出口用于民用、科研等領域，明確禁止軍工等敏感用途。

這種“有限開放”的策略，既展示了國際合作的善意，也為應對未來潛在風險留足了政策空間。

美國想通過模仿中國式管制來達到打擊中國的目的，最終反而讓全球更多企業看清了誰在維護規則、誰在破壞規則。

這一輪稀土出口管制，也正重塑著全球產業結構的底色。

鈴木汽車的熱銷車型雨燕因稀土零部件斷供被迫停產；歐洲車企如寶馬、大眾紛紛減產電動車；印度、韓國、日本等國的庫存紛紛告急。

而與此同時，中國稀土相關企業在資本市場一騎絕塵，北礦科技、中科磁業、金力永磁等企業股價連日走高，市場信心進一步提振。

稀土王牌

實際上，中國并非首次利用稀土策略調控國際供應格局。

自1990年代開始，中國的稀土政策就經歷了從資源換匯、放開出口，到限制開采、嚴控出口的曲折發展路徑。

從最早期的資源輸出國，到技術標準的主導者，中國稀土行業的崛起并非一朝一夕，也非政策博弈的產物，而是數十年艱苦科研與制度磨合的集體成果。

中國“稀土之父”徐光憲，早在1970年代便提出通過串級萃取法解決鐠釹分離問題，這一技術打破了國際壟斷，也為后來的工業化量產奠定基礎。

上世紀80年代，王震西團隊又成功研制出釹鐵硼永磁材料，并實現產業化，從而奠定了中國在稀土磁體方面的全球領先地位。這一串串科技與產業的“星辰時刻”，讓中國不僅在資源端“富礦”，更在技術端“富能”。

而在國際維度，美國、日本、歐盟近年雖在稀土領域多番部署，但成效有限。美國MP材料公司雖然開采可觀，但缺乏重稀土分離與精煉技術，產品仍需運回中國加工。

歐洲雖發現大型礦床，卻因缺乏配套加工體系與環保支持難以形成閉環。

日本雖早年積極布局越南與澳大利亞項目，但在成本與工藝瓶頸前屢屢受挫。更具象的是，歐洲設想的稀土回收體系到2030年才有望運轉，但中國早已進入全產業閉環階段。

從資源依賴到規則重塑，中國在稀土這盤棋上，已然走在前列。而更令美方焦慮的，恐怕并不只是稀土一項。

這種“有限控制、有序輸出、強化內鏈”的思路，其實正逐步向其他高科技領域擴展。

從高端晶體管到先進材料，從碳化硅到稀有金屬，中國都有潛力將其打造為“新版稀土底牌”。

如今的較量，已經不僅是技術、資源或貿易的沖突，更是治理能力與制度韌性的較量。

美國的“出招”往往雷聲大雨點小，受限于本國產業結構碎片化、政策反復無常和對抗思維難以放下；

而中國的“留手”則更像是一種戰略自信與全局掌控，在開放與自主之間尋求平衡，在競爭中展現合作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