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龍朔三年，中、日兩國在朝鮮半島之上，爆發了兩國間有史以來第一次武裝沖突。

這一戰役的意義重大，不僅打退了日本染指朝鮮半島的企圖，還消滅了盤踞朝鮮半島7個世紀的高句麗，奠定了中原王朝此后一千多年的東亞霸主地位。

這就是“白江口之戰”。

白江口之戰前，朝鮮半島已經持續了二百多年的三國分立。

北方的高句麗最強，憑一己之力，幾乎統一了朝鮮半島，甚至染指遼東，

南方的百濟和新羅，分別占據西南、東南，與強大的北方政權分庭抗禮。

不得不說，此時的半島局勢頗有“東漢末年分三國”的架勢。

高句麗自“五胡亂華”后崛起，發展至隋唐初年，已成為連中原王朝都不敢小覷的強大勢力。

為了對抗高句麗，新羅、百濟尋找到強大的外援，但此時的中國還沒有登上東亞霸主的寶座，對朝鮮、日本沒有形成威懾。

因此新羅、百濟的首選外援，并不是剛完成統一的中國，而是與他們更為靠近的日本。

此時的日本剛完成“大化改新”，它仿照大唐體制，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中央政權。國力增強后，日本開始積極向外擴張勢力，并成功在朝鮮半島南端建立了根據地。

日本對于插手朝鮮半島事務充滿了興趣，新羅、百濟的求援讓它有了出兵朝鮮的機會。

但對百濟來說，對抗高句麗的膽子倒沒有，但吞并新羅、獨占南朝鮮的膽子不光有、還很大。

于是就像“大魏吳王”·孫仲謀一樣，百濟選擇向強大的北方政權進行妥協，以圖吞并自己的近鄰。

同時百濟王室積極與日本貴族進行和親，將王子·扶余豐璋作為質子送往日本，并割讓南部海島作為日軍基地，以此爭取到了日本的獨家贊助。

百濟此刻信心滿滿，陸地上有高句麗的騎兵支援、海上有日本的海軍封鎖，兩大強國伺候著它一個兒，這福分自然是小不了，于是向新羅發動了戰爭。

于是在公元655年，新羅面臨的即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絕境。

而環顧四周，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替它主持公道的，只有隔海相望的大唐了，于是新羅向大唐遣使求援，它承諾，將為大唐開出一個無法拒絕的價碼。

但大唐的回應卻頗有《教父》開頭老教父PUA包納薩拉的味道。

他質問新羅，為什么之前沒有向他求助呢？看來你并不需要我的友誼，如果你是以一個朋友的身份求助，你的對手們將會得到應有的報應，那么他們就會害怕你，但現在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聲GodFather。

新羅使臣聞言“泣謝拜服”，一切惟唐國馬首是瞻。

大唐滿意的笑了，他日我或許需要你的幫助，也可能永遠不會有那一天，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請收下這份公道作為禮物。

唐高宗顯慶五年（公元660年），在對朝鮮半島局勢數輪調停均告失敗后，大唐決定用軍事手段強制調解三國糾紛，順道敲打敲打“尾大不掉”的高句麗。

6月18日，左武衛大將軍、神丘道大總管蘇定方，率水路大軍10萬人從成山港（今山東威海）出發，劍鋒直指百濟。

唐軍登陸后連戰連捷，迅速攻陷了百濟的都城——泗沘城。

百濟君主·義慈王逃亡故都熊津，唐軍乘勝追擊，包圍了熊津城。

7月18日，眼見突圍無望，義慈王出城向唐軍投降，百濟滅國。

此時距離唐軍出港，只過去了一個月。

義慈王不明白，大唐以往最多只是調解、出兵、收下當狗。何以這次卻興師動眾、出動十萬天兵，親身入局、對百濟這種小國發動一場滅國戰？

蘇定方笑了，您說的那是老三步，我現在走的是新三步，百濟和新羅對大唐都不重要，但沒有高句麗對大唐很重要。

蘇定方的目的，是希望將泗沘城打造成對高句麗用兵的跳板，屆時與遼東的唐軍、成山的水軍合力，形成鉗形攻勢，夾攻高句麗。

蘇定方對此信心滿滿，他委任留郎將·劉仁愿率一萬人駐守泗沘城，熊津都督·王文度駐守熊津城，二軍互為犄角，由新羅王子·金仁泰率新羅兵7000人協防。

9月3日，蘇定方率領唐軍主力部隊，押解著包括義慈王、太子孝、王子隆在內的宗室及大臣九十八人、百姓12000人，乘上了返唐的船只，返回長安復命。

但此時的形勢遠沒有蘇定方預想的那么樂觀。

新羅軍隊戰斗力拉胯，協防泗沘城的7000新羅兵，只能提供有限的戰斗力支持，用孫猴兒評價八戒的話就是——放屁添風。

比戰斗力更拉胯的是新羅的后勤補給，糧食和裝備的供應不足，嚴重影響了唐軍戰力，駐守泗沘城的唐軍，面臨了與932年后入朝作戰的明軍同樣的困境。

但更讓唐軍頭疼的，是由百濟殘存勢力組建的百濟復國軍。他們掌握了除泗沘城、熊津城以外的百濟大多數區域，以小股部隊游擊戰騷擾唐軍，時常威脅泗沘城與新羅之間的糧道。

唐軍很快就發覺，自己已深陷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義慈王的投降，標志著百濟政權的滅亡，但此刻唐軍對百濟的控制，只限于泗沘、熊津及周邊的城鎮。

百濟的其他地區仍未向唐軍屈服，他們自立領袖、獨立開展反抗運動。

這時義慈王從弟·鬼室福信站了出來，他聯合百濟的佛教領袖·道琛，在周留城舉起了百濟復國軍的大旗，得到了各地積極響應，福信成為反抗軍的領袖。

就在蘇定方返唐的第二天，福信向日本、高句麗發出國書求援。

兩國深知，大唐滅亡百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新三步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日本或高句麗。于是他們對福信的求援積極響應，半年之內，向周留城輸送大量人員物資。

公元661年（唐高宗龍朔元年）2月，百濟復國軍集中優勢兵力，在道琛和尚的率領下，包圍了泗沘城，劉仁愿和一萬唐軍被困死在了城中。

劉仁愿急需救援，但屋漏偏逢連陰雨，此前留守熊津城的王文度此時突然暴斃，而新的人事任命還在路上，熊津城此時群龍無首。

但身陷絕境的劉仁愿心里并不慌張，他只有一個念頭：鑒定守住，就有辦法。

因為他知道，此刻熊津城里，有一個人可以力挽狂瀾、解泗沘城之圍，雖然那人目前還只是一介布衣，但他篤定，朝廷一定會任命此人為新的熊津都督。

此人就是一代傳奇、日后的大唐左相——劉仁軌。

果然，十幾天后傳來朝廷詔命，起用隨軍白身·劉仁軌為檢校帶方州刺史，率領熊津城唐軍及新羅軍，解救泗沘城。

劉仁軌雖是沒有任何官職的白身，但他卻是歷經宦海數十年的老臣。

因為得罪權臣李義府，在大軍出發征討百濟的前夜，劉仁軌遭到陷害被免去了所有職務和榮譽，但高宗深知他的人品和能力，因此不顧眾人反對，仍讓他以白身隨軍聽用。

劉仁愿、劉仁軌，二人名字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并沒有血緣關系，劉仁愿是匈奴人，劉仁軌是漢人。

劉仁愿曾接到李義府密令，要他暗殺劉仁軌，但劉仁愿敬佩后者的人品，并沒有動手，兩人因此結識。劉仁軌的能力和人品，就是劉仁愿篤定他會被任命的信心來源。

劉仁軌精通將略，接到任命后，他向全軍表態：

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

所言所語，不可謂不豪邁，當然劉仁軌的能力也配得上這樣的豪言壯語。

他率領唐軍和新羅軍分進合擊，只一戰就殲滅敵軍一萬余人，不僅解除了劉仁愿之圍，還重挫百濟復國軍，使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只能龜縮任存城，無法對唐軍造成任何威脅。

劉仁軌短暫的清除了百濟的勢力，讓朝廷看到出兵高句麗的機會。

4月，唐高宗以任雅相為浿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三路大軍合兵35萬，水陸并進征討高句麗。

7月，大軍于浿江擊潰高句麗主力，圍困高句麗首都平壤城。

但平壤的戰事并不順利，高句麗戰斗意志頑強，加上平壤城易守難攻，始終無法展開有效的進攻。

662年2月，唐軍圍困平壤半年卻一無所獲，無奈只能班師回朝，撤出了朝鮮。

唐軍圍困平壤時，百濟復國軍可沒閑著。他們從日本方面接收大量軍事援助，招兵買馬、養精蓄銳，重新恢復了戰斗力。

當唐軍主力從平壤撤出朝鮮后，唐軍在朝鮮的部隊僅剩5000人，而新羅軍隊因為補給問題也退回國內，因此留守熊津、泗沘的劉仁軌、劉仁愿再次淪為孤軍奮戰，重新陷入了百濟復國軍的包圍之中。

到了這年5月，也就是平壤圍城戰結束的3個月后。

日本人派遣了一支5000人的軍隊，將此前一直待在日本、充當質子的百濟王子·扶余豐璋送回了周留城，豐璋繼任百濟王位。

日本人這么做并非為了什么大義，只是因為福信和他的百濟復國軍，越來越不聽日本人的話了，因此他們扶持親日的豐璋為王，與福信爭奪百濟的控制權。

豐璋回國繼位后，百濟的復國運動進入了一個小高潮，一度對唐軍的安全產生了威脅，但因為有日本人的摻和，豐璋的小朝廷內部很快就陷入了互相傾軋之中。

豐璋雖然是義慈王之后，但囿于質子的身份，他并非王位合法繼承人，加上在日本充當人質多年，他在國內并沒有什么影響力，能坐上王位只是因為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

而他的王叔、復國軍領袖·鬼室福信，在義慈王時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重臣，百濟亡國后，他領導復國軍開展武裝斗爭，掌握著國內唯一的武裝力量，威信著于朝野，即便豐璋繼位后，士民之間也是“只知福信而不知有王也”。

豐璋到底是空降的領導，很容易就會被老員工架空，因此繼位之初豐璋只是一個政權吉祥物罷了，并沒有掌握權力。

但他也并非孤立無援，背后除了日本人的支持，還有復國軍另一個領袖——道琛和尚。

道琛是豐璋的有力支持者，除了佛教與百濟王室的淵源、道琛與日本關系密切外，還因為福信在領導百濟復國軍期間，屢屢對道琛的地位產生了威脅，大家都是首倡義旗的忠臣，憑什么福信獨占鰲頭。

道琛加入豐璋的陣營，積極出謀獻策，一面是針對唐軍的軍事行動，另一面就是針對福信的奪權。

福信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小孩，盡管道琛老謀深算，但架不住福信一力降十會，于是政治斗爭中你來我往的戲碼還沒來得及上演，福信就直接派人暗殺了道琛，自此徹底掌握了百濟復國軍的控制權，隨后與豐璋、日本人之間開始了暗中較量。

在成熟的政權中，政治斗爭往往有一條最基本的底線，那就是不能暗殺。

對政治家而言，暗殺是最下做的斗爭方式，朝堂之中你死我活的爭斗是自然規律，可一旦有人訴諸暴力和死亡威脅，那就意味著所有人都可以不擇手段爭奪權力，這是最高統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一旦出現第一個暗殺政治對手的人，就自然而然會有第二個人。

豐璋就是這第二個人。

眼見自己扶持的傀儡國王已被福信壓制，日本人也只能躬身入局了。

龍朔三年（公元663年）3月，日本派遣前將軍·上毛野稚子、中將軍·巨勢神前譯語、后將軍·阿倍引田比邏夫，率27000名日軍渡海援助百濟。

日軍從新羅境內登陸，不到三個月時間，就攻下了新羅的數座城池，與百濟軍隊協同作戰，對熊津、泗沘的唐軍形成戰略包圍，而新羅軍此刻自顧不暇，無法對唐軍提供支援，半島局勢又變得緊張起來。

軍事上的勝利讓豐璋恢復了掌控朝局的信心，現在唯一擋在他前面的就只是自己的王叔福信了，他想到了被暗殺的道琛，決定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龍朔三年6月，豐璋派軍包圍了福信官邸，殺害了福信及其黨羽，眾多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復國軍將領被殺，自此豐璋獨攬大權。

但也從此時起，百濟的臨時小朝廷進入了生命倒計時。

就在豐璋斬殺良將、自廢武功時，一支大唐遠征軍，在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的率領下，已經從成山港出發，向著百濟渡海而來。

此次唐軍出發倉促，短時間內只集結了7000人馬。

之所以這么著急，一來是因為此前登陸的數萬日軍，在新羅、百濟連戰連捷，已經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二是此時有消息傳來，日本集結了海軍戰船一千余艘，滿載42000名士兵和補給，將舉全國之力大規模入侵百濟。

7月中旬，孫仁師率7000唐軍抵達了熊津城，大軍成功會師。

此次作戰的戰略目的，在于徹底消滅百濟復國軍及豐璋小朝廷，根除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

在軍事部署會議上，眾將認為加林城是戰略要地，建議將此城設為優先級更高的軍事目標。

但劉仁軌力排眾議，認為加林城易守難攻，恐怕會重復唐軍在平壤的失敗。而周留城是豐璋的政權中心，他主張擒賊先擒王，一旦周留城平定，其他地方就不足為慮了。

《資治通鑒》：（劉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群兇聚焉。若克之，諸城皆下。”

于是劉仁軌制定了水路并進、夾擊周留城的計劃。

由孫仁師、劉仁愿率領主力部隊從陸路攻擊周留城，而劉仁軌親自率領水軍戰船，在白江入海口阻擊日本水軍，隨后從白江入海口向周留城進發，與地面部隊形成夾擊之勢。

8月初，孫仁師、劉仁愿率部抵達周留城附近，開始清除周邊軍事要塞。

13日，大唐陸軍已經抵達周留城下，著手部署圍城。

同一天，劉仁軌率領的170艘水師戰船，也抵達了白江口附近，封鎖了周留城入海水路。

一切都按照劉仁軌的部署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此刻的周留城已經被圍的水泄不通，豐璋唯一的希望就是日本人的海軍，他站在周留城頭，焦急的等待著日軍的到來。

同樣苦苦等待日軍的，還有劉仁軌。

此次圍城的關鍵，在于殲滅來援的日本海軍，否則在攻城時就會面臨被圍的險境，因此只要日軍一天沒有到，他們就只能繼續圍城。

而如果日軍沒有按照計劃那樣馳援周留城、而是選擇在他處登陸，那熊津、泗沘兩座防守空虛的城池可能就會面臨威脅。

這可真是既怕日軍不來、又怕它胡來。

8月27日，劉仁軌苦等14天后，日本海軍終于如預想一樣，出現在了白江口海面上，這讓劉仁軌、豐璋在內的所有人都如釋重負。

于是就在當天，中、日兩國史上第一次軍事交鋒爆發了。

此戰，日本海軍出動船只1000余只，兵力42000人。唐軍船只170只，兵力只有12000人。

僅從船只、人員的數量上來看，這似乎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役，而實際上唐、日兩軍間的戰斗力也確實是云泥之別。

日本海軍艦艇雖多，但都是排水量小的小船，水上作戰能力有限。

而唐軍戰船以產自福州和廣州的“福船”、“廣船”為主，排水量遠超日本水軍船只，船只高度也遠高于日艦，唐軍從船舷望日軍，就像站在三樓往一樓看。

據《新唐書》記載：僅廣州一地一次“能造海船五百艘”，其中，最大的蒼船長二十丈（約66.6米），最多能載六七百人。

僅兩軍的船只技術的差距，就足以彌補唐軍人數上的不足，因此盡管日軍數量占優，但唐軍的優勢仍是壓倒性的。

日軍水軍的指揮也遠遜于唐軍，大規模艦隊行進時缺乏有效管理，1000多艘戰船拉出了二十多里的距離，當前軍已經遭遇大唐水軍時，后軍還在二十多里外，差點被唐軍圍點打援。

日本的前軍在遭遇唐軍后一觸即潰，所幸唐軍并沒有繼續追擊，日軍才有時間重新集結水軍。

但在日軍看來，兩軍相斗就像兩個人決斗，是狹路相逢勇者勝，如果一方只知一味防守、不做反擊，那絕對是缺乏戰斗意志的表現。

因此，他們得出了結論，唐軍沒有乘勝追擊，純粹是因為士氣低迷、心生畏懼，如果日軍發動一次勇敢的板載沖鋒，一定能嚇退毫無戰斗意志的唐軍。

于是日本人采取了一種反常識的戰術：沖擊敵方水陣、打亂敵人陣腳。

日本舍人親王所著的《日本書紀》中記載：

日本船師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而守。己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相謂之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

看著朝自己旗艦滾滾而來的日軍，劉仁軌心情很快從不解、轉為大喜，盡管他沒看懂日軍指揮官的戰術，但日軍卻完美配合了他的戰術。

隨著日本船只越來越近，擋在劉仁軌前的唐軍船只卻不顧主帥安危、默默地分向兩邊，將旗艦暴露在日軍的視野之下，似乎真的被日軍的板載沖鋒嚇退了。

日軍大喜，于是全軍加速沖鋒，終于一頭扎進了唐軍的口袋陣。

看到敵人已入甕，唐軍已經開始收緊口袋，戰艦緩緩向日軍的船只靠攏，后者很快被擠成一團、無法動彈， 這時日軍才明白中計了，但為時已晚。

唐軍利用船高優勢，居高臨下用長槊、火油發動攻擊，被圍在一起的日軍船只無法逃脫、也無法反擊，士兵不是被長槊貫死、就是被火燒死、被水淹死。

日本書紀》：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眾，船櫓不得回旋。

最終，這場戰斗以日軍42000人全軍覆沒告終。

失去了日軍作為外援，周留城成了孤城，豐璋倉皇之下只帶了數十名親隨逃亡高句麗，周留城的衛戍部隊看到他們的效忠對象棄社稷而去，于是也開城投降。

就像劉仁軌所預料的，周留城被平定后，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加林、任存等城相繼投降，百濟復國軍一時群龍無首，為爭權奪利陷入互相傾軋，被劉仁軌逐個擊破。

最終，唐軍控制了整個百濟。

但大唐決策層也明白了， 百濟人對大唐沒有文化認同，僅靠武力也無法讓他們臣服，這種情況下，以羈縻制度進行統治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式。

于是在劉仁軌的建議下，軟禁在洛陽的故百濟王子·扶余隆被任命為熊津都督，成為名義上的百濟領袖，而劉仁軌率唐軍繼續留守百濟，是幕后的實際管理者。

大唐的法律、政令開始行走在百濟的大地之上，大唐皇帝成為百濟人唯一的君主，至此，百濟才算真正意義上被滅亡了。

白江口一戰造成的影響，首當其沖就是百濟的滅亡。

這對高句麗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百濟滅亡意味著高句麗失去了一個可以作為屏障的盟友，使高句麗直接面對大唐和新羅軍的攻擊，而唐軍可以從它南方直接進攻平壤，使得高句麗在北方修筑多年的長城形同虛設。

最終，這個國祚700多年東亞小霸王，于公元668年在大唐和新羅的聯合下滅亡了，天下大勢、合歸一統，朝鮮三國鼎立的局面結束了。

另一個被深刻影響的是日本，白江口戰敗前，他們錯判了大唐的實力，屢屢挑釁大唐在朝鮮的利益，戰敗后才深刻體會了什么叫巨唐。

日本一度迷失在戰敗的心理陰影，因擔心唐軍和新羅軍的報復，在國內瘋狂修筑防御工事，還因擔心大唐刺探軍情，屢次拒絕接見大唐使者。

直到670年受邀參加唐高宗的泰山封禪，才重新審視自己和唐王朝的外交關系，回到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中。

也正因白江口的戰敗，使日本認識到自身力量的不足，意識到唐王朝的強大是自己無法抗衡的，自此開始派出大量遣唐使，人員數量從開始時的一兩艘船、十余人到后來的五六艘船、七八百人，全面向大唐學習靠攏。

除此之外，還有朝鮮三國中唯一的勝利者新羅。

在大唐滅亡百濟、高句麗的戰爭中，新羅得到了大量土地，成為朝鮮唯一的合法政權。但因戰后與大唐瓜分勝利果實時，沒有達到心理預期，再加上對唐軍在朝鮮駐軍的忌憚，為新羅與大唐的割裂、乃至戰爭埋下了伏筆。

但要說最大的勝利者，自然還是大唐了。

高句麗的滅亡、日本被壓制回本島、朝鮮半島的臣服，本質上是唐王朝對那些敢于挑戰自己統治權威的政權的打擊，也標志著唐王朝在東亞確立了自己的統治秩序，成為東亞世界名副其實的主宰者。

自此之后，中國東亞霸主的地位正式確立，并延續了一千多年，直至清末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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