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近期文章指出，中國對其他國家商品的興趣減弱，進口金額增長陷入停滯，甚至在倒退，而出口則持續爆發式增長——這被歸因于中國國內消費低迷以及官方推動國內生產替代的結果。

西方觀點認為：自2022年以來，中國進口商品金額幾乎停滯，而出口商品金額累計增幅卻已超過30%（注：南生提示該數據存疑，此處為引述外媒的報道）。這種不平衡關系，被他們曲解為：

中國的長期政策聚焦于“擴大投資、擴大生產”，未能有效提振本就增長緩慢的消費，同時房地產市場的降溫也抑制了龐大的商品需求。

從斯沃琪手表、保時捷到LVMH，西方品牌均報告在華銷售疲軟，消費者支出趨于謹慎。西方媒體還稱，中國的長期目標是實現關鍵技術自給自足，同時保持全球商品供應的主導地位。

他們進一步指出，中國正積極推動以本國供應鏈替代海外供應商，例如：部分領域國有企業被要求在2027年前更換信息技術系統中的外國軟件，醫療設備采購也在“排斥”進口。

總體而言，這些西方媒體在承認中國仍是全球及西方企業重要市場的同時，批評了中國追求獨立自主的外貿政策。

南生認為：這顯然又是西方國家在顛倒黑白，倒打一耙！西方某些輿論將中國強化技術自主與完善產業鏈安全的戰略，曲解為“閉關自守”或“破壞全球化”，卻刻意忽略了一個根本事實：

正是美、歐、英、日、韓等西方經濟體長期對華實施系統性貿易圍堵與技術封鎖，間接迫使中國走上“以自主求生存、以創新謀突圍”的必由之路。

當西方國家以“國家安全”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以“公平競爭”之名筑市場準入壁壘之際，中國若不自立自強，無異于將國家發展命脈拱手相讓。

歷史印證：開放曾遇西方品牌涌入，自強反遭“安全”大棒

南生依稀記得：十多年前，西方企業在中國政府采購中的身影十分活躍啊——大眾汽車、微軟、戴爾、英特爾、松下、西門子、發那科等眾多品牌均在列。以2010年的山東省政府招標為例：

服務器采購中，中國品牌僅占約40%，高端市場幾乎被IBM、惠普、戴爾壟斷；存儲設備由三大外企包攬所有標段；思科主導網絡設備。

2012年北京市啟動電子政務云平臺，初期主要采用IBM、Oracle等美國企業的服務器與數據庫系統。德國大眾汽車更一度是中國公務員的標準座駕，被戲稱為“官車”。

當中國開放政府采購市場時，西方品牌曾是座上賓；而當中國制造崛起后，卻被西方以“安全”之名拒之門外——全力壓制華為即為明證。這種不對等的市場開放邏輯，正是當前全球貿易摩擦的核心矛盾。

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自主戰略的原始動因

近年來，美國對華制裁、反傾銷調查、加征關稅等已形成“系統性策略”——爭端可追溯至前總統小布什時期，奧巴馬時代制造業競爭加劇，特朗普第一任期將博弈激烈化，拜登政府繼續加碼。

歐盟亦步亦趨，針對中國5G通訊設備、太陽能光伏、電動汽車等出臺抑制政策，以“保護本土產業”、“照顧就業”、“捍衛國家安全”之名行市場封閉之實，阻礙中國商品正常進入。

在高端光刻機、高端芯片領域，美國聯合日本、荷蘭等構建“芯片封鎖同盟”，嚴禁14納米以下先進制程設備對華出口，甚至脅迫阿斯麥（ASML）中斷已售光刻機的維護服務。

更為荒謬的是，特朗普政府曾以“芬太尼”為由追加兩輪10%的關稅，并公然宣稱：只要將制造業遷至美國，就無需擔心高額關稅——這難道不是赤裸裸的進口替代嗎？

十多年前，當西方產品涌入中國市場時，其自身就已阻礙中國商品的正常進入——美國聯邦政府采購名單長期將中國排除在外。近年來，西方一面指責中國“市場準入不足”，一面又濫用“安全審查”阻擋中企。

華為5G設備在美歐遭禁、TikTok面臨強制剝離，甚至是一些重要的工業軟件也被威脅要“卡脖子”。這種“嚴人寬己”的雙重標準，使中國企業深陷“非對稱競爭”陷阱，逼迫我們走上獨立自強之路。

自主創新：被逼出來的“中國方案”

歷史反復證明，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只會加速其自立進程。西方指責中國“過度強調自主”，恰似捆住他人雙手時卻怪其不肯伸手與之握手，實屬雙標！

在中國電動汽車崛起前，歐、日、美汽車在華占據主導，西方何曾言自身“產能過剩”？美國對外傾銷大豆、天然氣、石油時，又何曾自詡“產能過剩”？

緣何西方產業競爭力強時，便要求他國開放市場；而中國產業競爭力提升時，就被扣上“產能過剩”、“破壞秩序”的帽子，以“保護本土”、“維護安全”之名加以遏制？

當特朗普揚言“對所有中國商品征60%關稅”，當歐盟以“產能過剩”之名封鎖市場，當西方聯合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之際，中國若不自建產業鏈、不突破核心技術，難道坐等“去工業化”嗎？

中國的自主戰略，本質上是受壓迫者的正當防衛，是對單邊霸凌的理性回應。若西方真愿重建互信，就應徹底廢棄“小院高墻”策略，而非一面揮舞關稅大棒，一面抱怨中國不再依賴。本文由南生撰寫，歡迎轉載、轉發、評論、留言、分享、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