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彩票站在街頭巷尾林立，人們仍會對“一夜暴富”的傳說津津樂道時，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一度全面廢除彩票。

這項決策的背后，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家族往事：

1904年，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偶然中得萬元大獎，竟成為家庭命運轉折的開端，甚至間接導致周總理的母親萬冬兒早逝。

這場看似幸運的事件，究竟如何影響了青年周恩來的價值觀？

新中國廢除彩票的政策，又與這段童年記憶有著怎樣深刻的關聯？

萬氏閨秀的傳奇人生

萬冬兒的人生軌跡，從一開始就刻著非同尋常的印記。

作為清河縣縣令萬青選的第十二女，她在萬青選共育的眾多子女中獨得父親偏愛，甚至被允許跟隨萬縣令出入縣衙、協助處理政務及家族事務。

這種在封建時代極為罕見的成長環境，讓萬冬兒自幼便耳濡目染政務運作，練就了超越同齡女子的干練心性。

史料記載，她“長于理事，明辨是非”，尚未及笄便已成為萬府內務的實際掌管者，上至賬目調度，下至仆役管理，均能處置得井井有條，連府中老管事都暗自佩服其“有男子之才”。

這樣一位在娘家呼風喚雨的奇女子，嫁入周家后的生活又將如何？

19歲那年，萬冬兒遵父命嫁給知州之子周貽能。

周家雖為仕宦世家，彼時卻已家道中落

周貽能的父親周起奎雖曾官至知州，卻將大部分家產用于長子捐官，待到周貽能這一支時，已需靠他外出做幕僚維持生計。

然而萬冬兒的到來，卻讓這個略顯窘迫的家庭重獲生機。

她憑借在萬府練就的管家本領，將周家幾十口人的飲食起居打理得有條不紊，甚至在家族事務中充當“仲裁者”，以公正嚴明的處事風格贏得了上下敬重。

1898年，她誕下長子周恩來，因孕期夢到鸞鳳棲于庭前，為孩子取小名“大鸞”，寄予了家族復興的厚望。

千元大獎

1904年春節，萬冬兒帶著丈夫周貽能和兩個兒子回娘家拜年。

在淮安清江浦的街頭，周貽能與內弟被賑災彩票的吆喝聲吸引，兩人湊了一塊大洋買下一注，不料竟中得頭獎一萬銀元。

這筆在當時堪稱天文數字的巨款，瞬間讓周家陷入了始料未及的風波。

萬冬兒雖出身富貴，卻并非貪圖享樂之人。

她首先用部分獎金為家人添置了必要物品——給周貽能置辦學究長衫，為年幼的周恩來兄弟縫制新衣，自己僅買了一件抵御寒冬的貂皮大衣。

更值得稱道的是，她見周家門前街道泥濘難行，竟自掏腰包將整條街巷鋪砌青磚，方便鄰里出行。

這些善舉本是好意，卻不料為日后的麻煩埋下伏筆。

獎金帶來的短暫風光，很快被洶涌而至的索求淹沒。

當“周家中了大獎”的消息傳開，親戚鄰里蜂擁而至：

有前來“索求喜金”的遠房叔伯，有以“祝壽”“滿月”為名索要禮金的近親，甚至連與周家有舊誼的人士也登門致意。

據家族后人回憶，地方士紳以“公益賑災”為由登門勸捐，短短數月間，五千銀元獎金便消耗殆盡，還欠下了數百銀元的外債。

這位昔日在萬府說一不二的主母，此刻卻被人情債壓得喘不過氣

她既抹不開大戶人家的面子拒絕，又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訴求，終日在應酬與焦慮中煎熬。

躲債娘家

債務纏身之下，萬冬兒不得不做出一個無奈的決定：帶著家人回娘家避風頭。

然而此時的萬府早已今非昔比——父親萬青選去世多年，家產被兄弟分割，娘家親戚見她落魄歸來，非但沒有援手，反而冷言冷語不斷。

有族親甚至當眾感慨：“當年在周家風光時，怎不見周夫人念及娘家情分？”

這些話語如針般扎進萬冬兒心里，她本是好強之人，如今寄人籬下，尊嚴被碾得粉碎。

生活的困頓與精神的重壓，最終拖垮了這位堅韌的女性。

1908年夏天，萬冬兒染上肺病，卻因顧及周家顏面不肯對外聲張，病情迅速惡化。

彌留之際，周貽能仍在外地奔波謀生，年僅10歲的周恩來守在母親床前

看著她從昔日干練的主母變得形容枯槁，聽著她斷斷續續提及家庭重擔，心中埋下了對“意外之財”的深深芥蒂。

母親去世后，周家竟湊不齊像樣的喪葬費用，棺木被迫停放在淮安陳家花園達28年之久，最終靠變賣萬冬兒的嫁妝才得以正式安葬。

這場由彩票引發的家庭悲劇，成為少年周恩來心中無法磨滅的傷痕。

新中國的除舊布新

成年后的周恩來很少提及這段往事，但母親因“橫財”而逝的經歷，早已深刻影響了他的價值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舊社會遺留的各種不良風氣，中央政府開始系統性地移風易俗，而彩票的廢除正是其中重要一環。

在周總理的推動下，賽馬彩票、賑災彩票等各類博彩形式被迅速取締，官方文件明確指出：“彩票本質是投機工具，易助長不勞而獲之風，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價值觀相悖。”

這項政策的背后，除了對社會風氣的考量，更隱含著周總理對民生的深刻洞察。

據記載，他曾多次在內部會議中提及：“我見過太多家庭因‘想發財’而失了本心，投機取巧終非正途。”

在他看來，彩票所制造的“暴富幻想”，不僅會扭曲普通人的勞動觀念，更可能引發家庭矛盾與社會糾紛

這與新中國倡導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理念完全背離。

正如他在1953年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們要建設的國家，是靠雙手干出來的，不是靠碰運氣賭出來的。”

彩票政策的時代意義

回顧這段歷史，周總理推動廢除彩票的決策，實則蘊含著三重深層邏輯：

其一，破除封建迷信殘余——舊社會彩票常與“天命”“福報”等觀念捆綁，廢除彩票本質是對科學理性的倡導

其二，維護社會公平秩序——彩票中獎的偶然性會加劇財富分配的失衡，尤其在資源匱乏的建國初期，有限資金更應投入生產建設而非投機領域

其三，重塑價值體系——通過取締博彩，引導民眾樹立“勞動光榮”的觀念，這是新政權構建社會認同的重要舉措。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后，中國之所以重新恢復彩票發行，并非對歷史政策的否定，而是基于改革開放后的社會需求

將彩票收益用于教育、醫療等公益事業，實現了從“投機工具”到“公益載體”的性質轉變。

這種政策調整，恰恰體現了執政者與時俱進的務實態度，正如周總理生前一貫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

如今再看街頭的彩票站，其公益屬性與建國初期的投機性已截然不同，卻仍在提醒后人：任何時代，腳踏實地的奮斗，永遠比虛幻的“運氣”更值得信賴。

參考資料：《周恩來傳》；《周恩來的童年與家世》；《中國近代經濟史》；《百年中國彩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