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篇是歷史文。

伊朗的根本性轉變始于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

在此之前，統治伊朗的巴列維王朝是美國在中東最緊密的盟友之一，奉行全面西化的政策。

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推動的“白色革命”涵蓋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土地分配、工業化、普及識字率以及賦予婦女選舉權等。

這些措施，特別是石油出口收入的激增，顯著推動了經濟發展，并在教育和醫療等領域取得了一定進步。

然而，這場改革也帶來了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國家財富高度集中于王室和少數權貴階層，貧富差距急劇擴大；

西化進程嚴重沖擊了傳統宗教價值觀和教士階層的經濟利益，底層民眾則在通貨膨脹和土地改革不徹底中承受著巨大壓力。

1978年，流亡國外的什葉派宗教領袖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返回伊朗，受到數百萬民眾的狂熱歡迎。

他領導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以反對國王的西方化、世俗化和腐敗為核心訴求，迅速匯聚了廣泛的社會力量。

1979年初，巴列維王朝被推翻，君主立憲制終結。

霍梅尼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確立了政教合一的最高原則，開啟了伊朗全面伊斯蘭化的時代。這場革命深刻重塑了伊朗的內政外交。

霍梅尼政權上臺后立即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清除西方影響的政策，最具象征意義的是強制實施“頭巾法案”，剝奪了婦女的選舉權和其他社會權利，要求女性在公共場合必須佩戴頭巾并穿著遮蓋全身的服飾。

其后繼者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制度，將其視為伊斯蘭虔誠和社會純潔的標志，盡管這引發了國內，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持續抵抗。這成為伊朗從相對開放走向保守神權統治的最顯著標志之一。

在政治結構上，伊斯蘭共和國確立了“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

最高領袖由教士組成的專家會議選舉產生，但實際上是終身制，擁有超越總統和議會的巨大權力，包括對國家重大政治、安全事務的最終決策權和監督權，軍隊最高統帥權以及對司法、媒體等關鍵機構的控制權，成為國家事實上的最高主宰。

革命后，伊朗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急劇逆轉。

霍梅尼政權高舉“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旗幟，徹底與美國和以色列決裂，這與巴列維時代伊朗作為以色列在中東最親密盟友、國防軍甚至由以色列協助訓練的歷史形成了戲劇性對比。

這種強硬的“反美反以”立場，使其在伊斯蘭世界，特別是對西方持批評態度的群體中獲得了一定聲望，一度被視為挑戰西方霸權的伊斯蘭先鋒，與沙特阿拉伯等被視為與美國關系過密的阿拉伯國家形成對照。

為鞏固國內統治并消除對舊軍隊的不信任，霍梅尼迅速創建了伊斯蘭革命衛隊。

這支武裝力量被賦予特殊地位和獨立財源（包括掌控龐大的經濟帝國），直接效忠于最高領袖，成為維護神權統治的核心支柱。

而巴列維王朝遺留的伊朗正規國防軍則被邊緣化，主要負責邊防任務。

革命衛隊與國防軍共同構成伊朗武裝力量，但兩者在資源分配、政治地位、民族構成（國防軍以波斯族為主，革命衛隊中阿塞拜疆族比例較高）和職責上存在顯著差異乃至競爭，形成了獨特的軍事雙軌制。

最高領袖的傳承也深受此影響，霍梅尼（波斯族）最終選擇當時僅為中級教士的阿塞拜疆族人哈梅內伊繼任，部分原因在于后者已獲得革命衛隊的支持。

在地區戰略上，伊朗致力于構建“抵抗之弧”，旨在擴大什葉派影響力和對抗以色列及美國主導的秩序。

這包括大力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黎巴嫩的真主黨（后者已成為該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軍事力量）、也門的胡塞武裝以及在敘利亞構建親伊朗民兵網絡。

然而，這一戰略極大地加劇了與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遜尼派阿拉伯世界的緊張關系。

遜尼派國家視伊朗的什葉派擴張主義為比以色列更直接的安全威脅。沙特等海灣國家因此在兩伊戰爭中全力支持伊拉克對抗伊朗，極大地消耗了伊朗國力。

伊朗作為波斯民族為主體的什葉派大國，與阿拉伯世界為主的遜尼派伊斯蘭國家之間存在深刻的歷史、民族和教派隔閡，使其在伊斯蘭世界內部也常感孤立。

伊朗的外交政策常被視為矛盾重重。

它試圖保持獨立自主，宣稱“既不靠東方，也不靠西方”，但在現實中缺乏足夠的實力支撐。

與俄羅斯的關系是其重要支柱，尤其在軍事合作方面，例如在俄烏沖突中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等軍事援助。

但這種支持并非無條件的，當面臨美國嚴厲制裁威脅時，伊朗曾公開表示可能停止對俄軍援，顯示出其外交的務實性與脆弱性。

在東方，伊朗于2021年與中國簽署了為期25年的全面合作計劃，涵蓋能源、基建、金融和軍工等領域，被視為深化戰略伙伴關系的里程碑。

然而，協議落實進展緩慢，且伊朗在關鍵項目上展現出猶豫，例如將具有重要地緣戰略意義的恰巴哈爾港主要租給印度開發，該港被印度視為繞過巴基斯坦連接阿富汗和中亞、平衡中國影響力的通道。

伊朗甚至試圖通過與印度簽訂戰略伙伴關系協議來平衡對華依賴，反映了其外交決策中的復雜算計與不確定性，有時被批評為高估自身籌碼或錯判國際格局。

伊斯蘭革命后，民眾曾對神權政府改善民生寄予厚望。

然而，幾十年過去，經濟困境成為社會不滿的主要根源。教士階層自身逐漸演變為新的特權集團，腐敗滋生。

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極限施壓”制裁，對伊朗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石油出口收入銳減，從歷史高位暴跌至2024年預估的約540億美元，不及巴列維時代后期的四分之一。

隨之而來的是貨幣里亞爾崩潰性貶值（官方與黑市匯率差距巨大）、惡性通貨膨脹（2024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漲幅高達336.9%）、失業率攀升（總體失業率約7.2%，青年失業率超過20%）以及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按照黑市匯率計算，2024年伊朗最低月工資僅約合人民幣1200元，而一個三口之家維持基本溫飽的月開銷估計需2875元人民幣，普通民眾連購買面包和羊肉等基本食品都日益困難。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成為普遍的社會情緒。

多年的經濟困境、政治高壓和社會文化束縛（尤其是對女性的限制）累積了廣泛民怨。

近年來，全國范圍內爆發了數百起抗議活動。2022年因庫爾德女子瑪莎·阿米尼因頭巾問題在道德警察拘押中死亡引發的大規模抗議浪潮，更是喊出了反對最高領袖的口號，顯示了民眾對神權統治根基的質疑。

2024年至2025年初，伊朗國內安全形勢持續緊張，多次發生針對高級軍官和核科學家的暗殺事件，有情報指向國內泄密，反映出統治集團內部或民眾中存在嚴重的離心傾向。

今年6月，以色列代號“崛起的獅子”的精準行動成功炸死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總司令伊斯梅爾·卡尼等多名核心高層，進一步暴露了伊朗安全體系的漏洞。

盡管伊朗隨后向以色列發射了130枚導彈和無人機進行報復，但絕大多數被攔截，凸顯其軍事技術劣勢。

當前，伊朗神權政權面臨著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峻的挑戰：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嚴重撕裂、統治集團內部分歧加劇、外部面臨美以持續高壓甚至軍事打擊風險，其統治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考驗。

幾十年過去了，伊朗人民發現，他們依然沒有實現面包自由，依然吃不起超市的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