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長安的荔枝》中，主角李善德被推上“荔枝使”這一燙手山芋的位置，面臨著將新鮮荔枝從嶺南運至長安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當他歷盡艱辛終于找到可行方案，滿懷希望回到長安尋求各部門配合時，卻遭遇了官僚體系的集體冷漠與推諉。

這一現象背后隱藏著唐代官場深層次的運行邏輯，而右相一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今年確實是極品，但若是明年續不上了，該如何是好？給圣人辦事，不但要求好，更要求穩”。猶如一把鑰匙，揭開了百官不愿幫助李善德的真相……

從長安到嶺南，五千多里的路程，荔枝“一日色變，兩日香變，三日味變”，要在如此遙遠的距離和短暫的保鮮期內，將新鮮荔枝運到長安，難度可想而知。

李善德為了完成任務，展現出了驚人的毅力和專業精神。他不辭辛勞地往返于長安和嶺南之間，進行了無數次的實驗，仔細研究荔枝的品種、儲存方式、運輸路線，甚至精確到每一匹馬的體力、每一個驛站的交接時間。

經過不懈的努力，他終于制定出了一套看似可行的方案。當李善德攜方案回長安尋求各部門協助時，卻屢屢碰壁。

他先到戶部申請資金支持，官員聽聞“荔枝使”便滿臉嫌棄回避，主事者更將運荔枝與裴耀卿利用的河口方案對比，斥責其為滿足貴妃私欲的荒唐事，拒批錢款。

轉投兵部尋求運輸人力物力支援時，他仍遭敷衍推脫，官員或顧左右而言他，或找借口搪塞，讓他數次吃閉門羹。輾轉各部門后，他只收獲冷漠與拒絕。

絕望之際，李善德在招福寺“偶遇”右相楊國忠，獻上轉運方案以拉近其與貴妃關系。

右相的一句“好東西一旦送出去，下次要不上來，那就是掉腦袋的事！”道破玄機：百官眼中，運荔枝風險遠大于收益——事成功勞或被搶占，事敗卻需擔責，甚至喪命，故而寧可推諉也不冒險相助。

就像李善德的老同學許樂平所說：“我們做監事的，寧可無功、不可有過。我憑什么幫你遞這個捅破天的札子？”

這代表了大多數官員的心態。在官場這個講究明哲保身的環境里，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仕途安穩，而不是如何為國家、為百姓做事。這種心態，使得他們對李善德的求助視而不見，任由他在困境中掙扎。

再從更深層次來看，右相送燕窩的細節也能佐證這一觀點。右相自己留著品質最好的血燕窩，卻把次一點的送給圣人和貴妃。他深知，給上位者提供東西，不但要求好，更要求穩。

如果這次李善德成功把荔枝運到長安，貴妃吃了覺得好，那以后每年都可能會有這樣的需求。而滿足這種需求的難度極大，一旦有哪一年辦不到，就是欺君之罪。官員們深知其中利害，所以都不愿蹚這趟渾水。

右相的這句話，也讓我們看到了此時大唐官場的黑暗與腐朽。在這個權力至上的世界里，官員們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權力，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和百姓福祉，相互推諉、明哲保身成了官場的常態。

《長安的荔枝》揭示唐代官場核心癥結為責任與利益嚴重失衡：執行者承擔全部風險，高層攫取收益。這種結構性不公讓右相“求穩不求好”成官場準則，李善德的遭遇便是例證。

首先，李善德實驗成功后求支持卻孤立無援。若荔枝運成，功勞歸右相等高層；若失敗，掉腦袋的是李善德這樣的執行者。風險與回報極端不對稱，理性官員自然不愿涉足高風險任務。

而且，李善德初因不懂“高風險任務需高額利益輸送才能獲支持”的潛規則碰壁，后將差事給右相并感謝各衙門，事才順利。這揭示唐代官場殘酷現實，也導致國家資源浪費、平民負擔加重。

至于右相，他支持李善德卻不留證據，成則邀功、敗則切割。荔枝運抵長安后，費用由服勞役百姓承擔，他借此討好權貴、充實腰包，將成本轉嫁給平民，是權責不對等的極致表現。

劇中展現唐代官僚體系激勵機制扭曲，系統懲罰失敗卻不獎勵創新，高層攫利、基層擔責，使官僚體系退化為保守推諉的機器。

右相“求穩不求好”成生存法則，正因在責任與利益失衡結構中，“穩”是個人唯一理性選擇，這也為盛唐衰敗埋下伏筆。

李善德這樣一個一心只想完成任務、保住自己和女兒性命的小人物，在這樣的環境中顯得如此渺小和無助。

不過，李善德并沒有被這種黑暗的官場現實打敗。他憑借著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在商人蘇諒和峒女阿僮的幫助下，最終還是成功地將荔枝運到了長安。

但這一過程中，他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看到了太多官場的丑惡和底層百姓的苦難，這也讓他在完成任務后，毅然選擇離開了這個讓他失望透頂的官場。

《長安的荔枝》通過李善德的經歷，以小見大，展現了大唐官場的眾生相，而右相的這句話，就像是一把鑰匙，打開了我們理解這個復雜官場生態的大門。

它讓我們明白，在權力的游戲中，利益和風險的權衡往往決定了人們的行為，而那些真正為了理想和正義努力的人，往往要經歷更多的磨難。

參考資料：

[1]沈聽雨. 歷史大幕中鮮活的普通人[N]. 浙江日報

[2]董銘. 《長安的荔枝》講述“職場難題”[N].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