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維瓦·喬姆斯基（Aviva Chomsky）

美國歷史學家、作家、社會活動家，現任塞勒姆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拉丁美洲、拉美裔與加勒比研究中心主任。她曾任教于緬因州貝茨學院，并擔任哈佛大學研究員，專攻加勒比及拉丁美洲歷史研究。

來自中美洲的移民承載著數個世紀的歷史遺產，其中大部分已被遺忘或湮沒。在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原住民的身份在國族建構中及被鎮(zhèn)壓之后受到抑制，活動家和革命事業(yè)被鎮(zhèn)壓，屠殺和暴力的證據被掩埋。美國一直以來都在竭力抹去自己在中美洲制造危機的角色。雖然歷史記憶的工作正在努力復原歷史，但許多中美洲人希望的只是生存下來，或是逃離這片土地。在美國，中美洲人重塑了身份認同以適應新環(huán)境。大多數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即使是那些譴責虐待移民的人，也仍然對移民所承載的歷史漠然視之。

《被遺忘的中美洲：革命、暴力與移民的根源》

[美] 阿維瓦·喬姆斯基 著

田亦心 楊承潤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記憶是什么？不同學科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對于心理學家而言，記憶可能是個體的，是個體構建自我和身份認同的一部分。但記憶亦是屬于集體的，不同社會和文明通過口述傳統(tǒng)、宗教、書面記錄、共同的紀念和敘事來保存與創(chuàng)造記憶。一個社會或一個群體理解自身過去的方式會滲透到其文化中，并影響他們在當下的所思所為。

所有的記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構建出來的。作為個體或群體的成員，我們會賦予某些記憶相對優(yōu)先的地位，我們從記憶碎片中提取出連貫而有意義的故事，來理解我們的過去和現在。

遺忘是記憶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通過強調或回憶起某些細節(jié)、事件和某一種理解，我們得以抹去并遺忘其余的部分。我們之所以會遺忘，是因為個體和集體的歷史中充斥著大量細節(jié)，如果不將這些細節(jié)整合成連貫的敘事，它們就會化作一團混沌的迷霧。但當我們依賴某一種敘事時，又很可能淡化了其他的敘事。

歷史學家對記憶有著深刻的思考，我們通過書寫歷史來創(chuàng)造記憶。在閱讀特定時期的一手資料時，我們明白，即使是原始文件或第一手記述，也只能向我們展示故事的一種版本——通常是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的視角。精英們有讀寫能力，掌控了相關資源，能夠保存和記錄他們自己意識中的過去。我們試圖重新閱讀這些資料，反其道而行之，以找尋其中隱藏著的那些呼聲的相關線索。

當聆聽個人談論過去時，我們同樣清楚，他們的記憶也是有選擇性的，并且通常受到所描述之事后續(xù)的余波的影響。即使是兩個目睹或參與同一事件的人，對該事件的回憶也可能大相徑庭。

關于歷史記憶的斗爭可能充斥著很強的政治色彩。人們常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勝利者總是喜歡為自己的勝利辯護，慶祝自己的偉大，抨擊被征服者的罪行。他們還可能會剝奪那些被征服者的語言和文化，試圖封鎖被征服者的記憶。

許多美國人都意識到，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記憶存在沖突之處。有時候，我們很難簡單地區(qū)分誰是勝者、誰是敗者，關于誰掌控歷史敘事的爭論仍在繼續(xù)。德國和日本在“二戰(zhàn)”中戰(zhàn)敗，但兩國如今都是繁榮富裕的國家。兩國戰(zhàn)時政權的一些領導人受到了懲罰，但也有人得以逃脫，還有的甚至繼續(xù)掌握政治和經濟大權。東歐的猶太人口雖不是戰(zhàn)爭中失敗的一方，但他們卻遭受了滅頂之災。那么，誰是勝利的一方，誰是失敗的一方？誰擁有講述這個故事的話語權？

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地方，大屠殺被官方譴責，對猶太幸存者的道歉之辭和賠償事宜仍在繼續(xù)。在歐洲部分地區(qū)，否認大屠殺，作為一種遺忘，是一項應該受到懲罰的罪行。相比之下，遭受過日本侵略暴行的幸存者們，卻仍在努力讓世人承認他們的苦難。韓國人和中國人就曾抗議日本民族主義者否認戰(zhàn)時侵略的行徑，或從教科書中刪除相關內容的做法。

再比如，越南戰(zhàn)爭中，美國輸掉了戰(zhàn)爭，承受后果的卻是越南：數百萬越南人死于非命，他們的家園也在戰(zhàn)火中熊熊燃燒。一個國家內部人民的經歷從來都不是千篇一律的，一些越南人與美國人并肩作戰(zhàn)，另一些則與之在戰(zhàn)場上搏殺。無論是勝利還是失敗，官方敘事都可能與不同人群和團體的公開記憶或被埋葬的記憶截然不同。

在中美洲，遺忘是層層疊加的。西班牙征服者屠殺和奴役土著人民，查禁土著宗教，詆毀土著文化和語言。19世紀初的獨立浪潮過后，崇尚歐洲風氣的拉美精英們努力構建了一種民族敘事，從而將自身的特權合理化，同時，他們還創(chuàng)建了一種進步觀，以與其所享受的特權相輔相成。有些人將獨立后的這個世紀稱為“第二次征服”，因為以咖啡和香蕉為基礎的新出口經濟迫使農民離開他們的土地，成為種植園的勞動力。

到了19世紀末，中美洲的經濟與美國的投資緊密交織，而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干預也隨之來臨。反抗和起義頻繁發(fā)生，但都遭到了殘酷的鎮(zhèn)壓。到了20世紀20年代，抗議運動圍繞著政治性的目標集中展開。在尼加拉瓜，奧古斯托·C.桑地諾（Augusto C. Sandino）領導了一場農民起義，試圖將美國占領者驅逐出家園；在薩爾瓦多，共產主義領袖法拉本多·馬蒂（Farabundo Martí）組織起了城市工人運動，咖啡產區(qū)的土著農民則拿起武器，以重新奪回他們的土地和村莊；1944—1954年，危地馬拉的革命政府試圖改革本國的土地制度和勞動制度。所有的這些起義都遭到了激烈的鎮(zhèn)壓，隨著鎮(zhèn)壓的鐵靴而來的，是對歷史的改寫和遺忘。

遺忘可以是一種壓迫和抑制發(fā)聲的方式，但沉默同樣可以被用于防衛(wèi)和抵抗。危地馬拉的土著活動家里戈韋塔·門楚（Rigoberta Menchu）在她備受贊譽的1983年的“見證文學”（testimonio）中思考了記憶和沉默的含義。她從解釋口述歷史的含義說起：“這是我的證詞。我不是從書上學來，也不是獨自學來……我的故事和所有貧困的危地馬拉人的故事一樣。我的個人經歷是整個民族的現實寫照。”

然而，在堅持她的故事及證詞的重要性的同時，門楚還著重強調了她不想講述的內容。她認為，在戰(zhàn)火和壓迫之下，有些記憶最好通過封存來保留。門楚引用了瑪雅古籍《波波爾·烏》中的一句話：“學會保護自己——通過保守我們的秘密。”她進一步解釋道：“印第安人一直非常謹慎，不對外透露他們社群的細節(jié)。印第安人社群不允許（后輩）談論有關印第安人的事。”父母必須教導孩子“保守我們族人的秘密。這樣我們的文化和習俗才能保存下來”。他們講述土著民族英雄對抗西班牙人的故事，告誡孩子們“不要讓任何地主毀掉這一切，也不要讓任何富人抹殺我們的習俗。我們的后輩，無論是工人還是仆人，都要尊重并保守我們的秘密”。“我們印第安人總是會隱藏自己的身份，把秘密藏在心中……因為我們知道，為了保護印第安文化，防止它從我們身邊被奪走，我們必須將很多事隱藏起來。”

這些秘密成為“土著人”所代表的固有含義。它們構建了印第安人數個世紀以來反抗西班牙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的一部分，也滋養(yǎng)了20世紀70至80年代的地下團體，激勵他們敢于反抗那些驅逐印第安土著社區(qū)的混血拉迪諾人（Ladinos）和地主們。當土著社區(qū)盡力自衛(wèi)時，門楚寫道：“現在，同志們，沒有人能發(fā)現我們社區(qū)的秘密。我們在這里做什么都是保密的，不能讓敵人知道，也不能讓其他鄰居知道。”“當我們組織起來時，我們就開始使用所有我們一直藏匿的東西。沒有人知道我們的陷阱——因為它們一直保持隱蔽；沒有人知曉我們的信仰——因為每當牧師來到我們村莊，我們都守口如瓶。”“這就是為什么人們以為印第安人是愚昧的，好似他們不會思考，一無所知。但實際上，我們一直都在隱藏自己的身份，因為我們需要反抗下去。”

本書的論點之一是，歷史很重要，而我們如何敘述和銘記歷史也很重要。這并非是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所說的那樣：“那些無法銘記歷史的人注定將重蹈覆轍。”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回憶過去：我們如何講述關于過去的故事。這些故事塑造了我們對現在的信念以及我們在現實中的所作所為。如果我們抹去了自己和中美洲國家歷史的重要部分，我們就會相信這些國家本來就是“垃圾國家”（正如特朗普總統(tǒng)在2018年初在推特上所表示的），到處都是“犯罪分子”，“公然無視我們的邊境和主權”，“這是對我們國家的入侵”。根據這種描述，美國人反倒成了入侵行為的受害者。這種說法的根源與移民的根源一樣深遠。要了解今天發(fā)生的事情，我們就將挑戰(zhàn)這種敘事，強調我們交織在一起的共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