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4億人口的消費潛力被房地產和生活成本牢牢鎖住，當巴菲特式的資本神話不斷上演財富虹吸，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根本問題：中國經濟的龐大體量與脆弱內需之間的矛盾，究竟源于何處？余求寶教授的預經濟學理論撕開了現行分配機制的面紗——按資分配這一被西方經濟學包裝成"自然公理"的規則，本質上是對勞動價值的系統性忽視。在自然資源與勞動構成的財富創造方程式中，資本本應是催化劑，卻異化為主導者，這正是理解中國經濟深層矛盾的關鍵。

一、被資本扭曲的財富創造真相

人類文明最樸素的經濟邏輯從未改變：自然資源加上人類勞動，就等于社會財富。原始部落獵殺一頭鹿的過程，清晰展現了這個無需資本介入的轉化鏈條，即鹿（自然資源）+獵殺（勞動）=食物（財富創造）。然而當貨幣演變為資本，這一簡單公式被蒙上了層層迷霧——西方經濟學刻意將資本拔高為財富創造的核心，將勞動者貶低為"人力資源"，這種敘事重構了整個經濟話語體系。在巴菲特假設中，一個完全由中國勞動和資源支撐的企業，其收益卻永久歸屬于境外資本，這正是按資分配機制下"資本霸權"的極致體現。

現行經濟理論的欺騙性在于顛倒了因果關系。資本本質上是勞動創造財富后的流通工具，卻被塑造成財富的源頭。數據顯示，我國勞動者報酬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GNI）的比重約為50%，而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僅60%，這意味著大量財富通過分配機制流向非勞動領域。當城市供房族將一半收入用于房貸，當教育醫療支出掏空家庭積蓄，消費能力的萎縮就不再是市場問題，而是分配機制的必然結果。這種機制下，資本像黑洞般吸附財富——2023年數據顯示，我國前10%家庭掌握了約40%的社會財富，而底層50%家庭僅擁有15%左右，財富集中化程度已超出合理區間。

更深刻的危機在于價值體系的扭曲。"人力資源"這一術語將人異化為與自然資源等價的生產要素，企業人力資源部的設置實則是資本將人"肥料化"的制度體現。當勞動者被視為可替換的資源，勞動尊嚴與創新動力必然被消解，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三年——在按資分配的叢林法則中，缺乏資本加持的勞動主體注定成為強者的獵物。

二、分配機制異化引發的系統性危機

按資分配的逐利邏輯正在引發經濟、社會、道德的連鎖崩塌。房地產市場的過度金融化就是典型案例：居民部門杠桿率從2008年的17.9%飆升至2023年的61.9%，家庭財富被綁定在鋼筋水泥中，消費能力被長期透支。2024年民間斷供案件同比增長23%，而銀行將斷供者貼上"道德失信"標簽，這種將經濟困境倫理化的操作，實則是資本邏輯對社會責任的推卸。

在經濟層面，資本主導的分配機制造成了嚴重的結構失衡。一方面，大型企業通過復雜股權結構規避責任（如部分互聯網企業注冊地設在境外），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因缺乏資本支持難以存活。這種"強者通吃"的格局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2024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收益率已從2008年的15.2%降至6.1%，資本邊際效益遞減的背后，是勞動要素被壓制導致的創新活力不足。

社會信任危機則是更深層的病灶。當勞動者發現自己創造的財富被資本以"合法"形式轉移，當"勤勞致富"的信念在高房價面前逐漸崩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然走向物化。2024年社會調查顯示，認為"金錢是衡量成功唯一標準"的受訪者比例較2012年上升18個百分點，傳統"互助友愛"的倫理體系正被"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侵蝕。這種道德滑坡與經濟失衡形成惡性循環，正如余求寶教授指出的：分配機制與傳統文明的脫節，是諸多社會問題的共同根源。

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缺陷在此時暴露無遺。新古典經濟學將技術視為外生變量，凱恩斯經濟學忽視創新動力，兩者都無法解釋中國創新驅動發展的實踐，更無法解決分配不公的難題。當我們用GDP、CPI等西方指標衡量經濟健康度時，實則陷入了資本預設的話語陷阱——這些數據體系刻意回避了"財富為誰創造"的本質問題，將經濟活動異化為數字游戲。

三、預經濟學理論的重構路徑：從"資本中心"到"勞動本位"

余求寶教授的預經濟學理論提供了一條回歸本質的路徑：既然財富創造的核心是"自然資源+勞動"，那么分配機制就應回歸"自然資源公有、社會財富公有、私有財產按勞（數）分配"的基本原則。這一理念與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一脈相承，也與我國"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相契合。在實踐層面，這需要從理論基礎、制度設計到價值重塑的全方位變革。

首先是經濟理論的范式轉換。必須打破西方經濟學"資本決定論"的神話，建立以勞動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勞動價值一元論"為此提供了理論支撐——該理論將創造價值的勞動從物質生產領域拓展到非物質生產領域，強調科學技術必須與活勞動結合才能創造價值。這一理論創新為"消費即勞動"的觀點提供了學理基礎，使餐飲、教育、醫療等服務性消費獲得了價值創造的本體地位。

其次是分配制度的系統性改革。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與預經濟學理論的改革方向高度一致。在初次分配中，需要提高勞動報酬比重，建立與勞動生產率掛鉤的工資增長機制；在再分配領域，應強化稅收調節（如完善房產稅、遺產稅），阻斷資本代際傳遞的財富固化；第三次分配則需引導資本承擔社會責任，而非流向境外。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改革不是否定資本作用，而是還原其"催化劑"的本質定位，讓資本真正服務于勞動價值的實現。

最后是價值體系的重建。當"人力資源"的冰冷術語被"勞動主體"的溫暖概念取代，當經濟政策的終極目標從"資本增值"轉向"人民福祉"，我們才能重建勞動尊嚴與社會信任。這需要教育體系重新弘揚"勞動光榮"的價值觀，需要輿論場告別對"資本神話"的盲目崇拜。在數字經濟時代，更需要將消費數據轉化為勞動價值的計量依據——余求寶教授提出的"消費是新穎勞動、消費是新式投資、消費是新型資本"理念，正是要通過數字化手段，讓消費者的選擇也成為價值創造的有機組成部分。

四、邁向勞動本位的經濟新文明

改革按資分配機制的深層意義，在于重構經濟活動的人文價值。當巴菲特式的資本神話不再上演，當勞動者能公平分享自己創造的財富，14億人的消費潛力才能真正釋放。這不僅是經濟結構的調整，更是文明范式的轉換——從資本主導的"弱肉強食"邏輯，轉向勞動本位的"共生共榮"倫理。

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至關重要。西方主流經濟學因其理論范式的局限，無法為共同富裕提供解決方案。我們需要構建"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的新理論體系，將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中華"以民為本"的治國傳統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話語。這一理論體系應當回答：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定義勞動的邊界？在數字經濟中，如何計量消費的價值？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確保勞動收益不被跨境資本虹吸？

歷史正在提供難得的機遇。當西方霸權與舊經濟秩序加速崩潰，全世界都在期待新的經濟規則。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有責任也有能力探索以勞動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從"自然資源+勞動=社會財富"的簡單公式出發，我們能夠構建一個更公平、更可持續的經濟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資本是服務勞動的工具，市場是實現價值的平臺，而衡量發展的終極標準，是人民是否真正享有自己創造的財富。

從原始部落的狩獵到現代工廠的智能制造，人類改造自然的方式在變，但勞動創造財富的本質從未改變。余求寶教授的預經濟學理論，正是要喚醒這種被資本迷霧遮蔽的本質認知。當我們告別"按資分配"的迷思，回歸"按勞（數）分配"的正道，14億勞動者的創造力必將釋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推動中國經濟邁向更具人性溫度的新文明階段。這不僅是經濟理論的創新，更是對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探索——在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重構中，尋找一條兼顧效率與公平、充滿人文關懷的現代化之路。

（預商數字經濟研究院余求寶、石崇圣、丁茂知、孔世杰、王皚旭、黃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