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方向,遠遠大于個人的才華和努力
1942年冬,上海法租界的閣樓里,17歲的楊憲益趴在煤油燈下譯《奧德修紀》。紙頁邊緣結著冰碴,墨水在筆尖凝成細珠。他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那時總覺得,只要夠聰明夠用功,總能譯出最好的荷馬。"可誰能想到,三年后他因參與抗日入獄,在提籃橋監獄的泥地上刻下"但求速死"時,那些被煤油燈烤焦的書頁正隨著戰火飄散——個人的才思在時代的裂縫里,原是如此脆弱。
歷史的褶皺里,總藏著無數這樣的注腳。1937年,清華物理系教授吳有訓帶著學生往長沙逃難,行李里最珍貴的是三箱鐳元素。學生們輪流背著鉛盒,在日軍炮火中走了三個月。后來有人問他:"您當時后悔嗎?"他說:"個人的研究再精妙,若國家沒了,實驗室建在哪兒?儀器保得住嗎?"那時的中國,像一艘漏水的船,再強壯的水手,再高明的航海術,也抵不過風暴里四處漏風的船艙。
國家方向的分野,往往在無聲處改寫著無數人的人生軌跡。1977年冬天,安徽鳳陽的張大爺蹲在田埂上抽旱煙,聽見廣播里說恢復高考,手一抖,煙鍋子掉在凍土里。他的大兒子正在縣城修拖拉機,原本打算學修機器一輩子,得知消息后賣了工具書,跟著知青老師補數學。第二年,這個初中畢業的農民兒子踩著積雪走了八十里路去縣城考試,后來成了村里第一個大學生。不是他突然開了竅,是時代的風突然轉向了——當國家把"尊重知識"寫進發展的藍圖,個人的努力才有了落地的土壤。
今天的我們,或許很難想象"方向"二字的分量。短視頻里,00后在實驗室調試量子芯片;大山里,女教師帶著學生用衛星網課;實驗室中,科研團隊為一個數據反復驗證三年。這些鮮活的故事背后,是國家在科技、教育、基建領域的持續投入織就的網絡。就像長江里的魚,若沒有三峽大壩調節水量,再強健的魚鰭也游不過枯水期的險灘;若沒有南水北調工程連通南北,再頑強的樹苗也熬不過西北的旱季。個人的才華是星火,國家的方向是風——風往哪里吹,星火才能燎原。
去年秋天,在深圳南山科技園,我遇見一位從甘肅來的工程師。他說三十歲前最難忘的是老家縣城的圖書館,二十年前只有兩排舊木架,現在家鄉有了科技館、青少年活動中心,連小學都開了編程課。"以前總覺得要拼了命往大城市擠,現在發現,家鄉的土壤也在變肥沃。"他的話讓我想起父親常說的"大河漲水小河滿"——當國家的發展方向指向共同富裕、指向創新驅動、指向人的全面發展,每個個體的才華與努力,才真正有了生長的方向。
站在歷史的長河邊回望,那些被記住的"個人傳奇",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奇跡。司馬遷寫《史記》,背后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方向;鄭和下西洋,依托的是明朝"懷柔遠人"的開放國策;張謇辦實業,得益于清末"實業救國"的時代浪潮。個人的才華是劍,國家的方向是鞘——劍若離鞘,不過一塊廢鐵;鞘若無劍,終是空殼。
今天的我們,或許不必再為戰火中的書稿哭泣,不必再為饑餓中的學業中斷遺憾,但這并不意味著"方向"的力量減弱了。當"雙碳"目標重塑產業格局,當"一帶一路"連接世界,當"共同富裕"成為共識,每個選擇投身其中的人,都在與國家的方向同頻共振。所謂"個人的才華和努力",從來都不是與國家方向割裂的存在——它們像種子與春天,種子再飽滿,也要等春風化雨;春天再溫暖,也要有種子才會發芽。
楊憲益后來走出監獄時,已經兩鬢斑白。他最終完成了《奧德修紀》的翻譯,序言里只寫了一句:"感謝這個時代,讓我能安心譯完這本書。"這或許就是對"國家的方向"最樸素的注解——它不需要被刻意歌頌,卻始終是個人命運最底層的代碼;它無需被反復論證,卻早已在每個清晨的陽光里,在每盞深夜的臺燈下,溫柔地托舉著所有向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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