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東非國家埃塞俄比亞，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有超過1億居民，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內陸國家。1982年到1985年，非洲出現有記載以來最嚴重的干旱，1984年非洲大饑荒爆發，世界銀行報告稱，100萬埃塞俄比亞人因此而死亡。1985年，為賑災做宣傳的神曲“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誕生并廣為傳唱，國際民間開始向非洲大量捐助，但迄今為止，干旱和饑荒問題仍在困擾這個國家。 天災之外，人禍不斷。埃塞俄比亞還是一個擁有80多個民族的國家，種族問題突出。1991年之后擔任埃塞總理的梅萊斯·澤納維，通過將民族聯邦化的方式承認各民族權利，使得緊張的民族矛盾獲得一定程度的緩解。然而他自己所屬的提格雷族在該國的總人口并不高，占據主要人口比例的阿姆哈拉族與奧羅莫族一直對提格雷人長期掌權極為不滿，形成了新的民族矛盾。梅萊斯2012年病逝后，新的民族矛盾徹底爆發，5年多的權力拉鋸后，提格雷人基本上被排擠出中央政權。2018年現任總理阿比上臺后，對提格雷族采取更加激進的態度。 2020年11月，提格雷地方拒絕中央政府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后，政府軍攻占該州軍事基地及首府。沖突持續兩年，聯合國稱，這場沖突導致提格雷地區數千人死亡，并有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提格雷地區540萬人中的90%以上都迫切需要糧食援助。 張海律，前南方系媒體人，旅行作家、影評人，現正在非洲背包壯游。在15天的埃塞俄比亞之行后，他感嘆道，“這個唯一從未被殖民過的非洲國家，雖然有著悠久歷史和豐富遺跡，但很遺憾，并不是一個正常的旅游國家。無論是擁有地質奇景和宗教文化的北部，還是動物和部落多樣化的南部，都難以有穩定的時間和價格。會導致游客因為覺得隨時都在被坑，而帶著負面乃至對抗情緒，難有愉快的旅行體驗。”

今年是全球最有影響力慈善金曲“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發行40周年。這首由邁克爾·杰克遜和萊昂納爾·里奇共同譜寫、昆西·瓊斯制作、美國歌壇45位巨星聯合演唱的名曲，售出超2000萬張實體唱片，為1983年到1985年期間的埃塞俄比亞大饑荒籌措了超6300萬美元善款。

“40年過去了，在干旱、營養不良的危機面前，美國徹底削減了對外援助。”供職于無國界醫生的魏保珠在埃塞俄比亞出差時向我感慨道。

美聯社報道稱，埃塞俄比亞人口超過1.25億，是美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援助的最大受益者，2023財年獲得18億美元援助。英國《衛報》則報道稱，2024年，近1600萬埃塞俄比亞人依賴捐贈的糧食，一半兒童營養不良，因為該國正應對氣候變化沖擊和內亂。USAID（美國國際開發署）是最大的糧食捐助方，通過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和天主教救濟服務等非政府組織提供糧食。

在烈日下跳舞的孩子們

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一間簡陋的早餐店外，布滿泥濘的爛路，往東通往混雜著逼仄貧民窟的Shola市場，往西挨著交錯各家NGO辦公樓的使館區。穿著破衣爛衫的孩子們偶爾會圍上來，并不開口要錢，只是好奇跟著。

剛從這個最不發達國家西邊甘貝拉項目點回來的魏保珠告訴我，“那邊南蘇丹難民營的孩子也一樣，會圍著我，不要錢不要糖果，但會想要我給他們照相。如果你不拍，他們也不會生氣，但是你拍了，他們就笑得特別燦爛。不過我們走訪項目點、記錄工作有個原則：不管拍誰，都要征求他人同意，要是拍孩子，還必須征得家長同意。”我不得不抓緊時間拍工作用到的圖片，之后有幾分鐘余地，大喊一聲：拍照時間！給孩子們拍了兩張集體照，他們興奮地看著相機上小小的屏幕。

兩天后，我和這位好友都飛去了東部的阿法爾州。她去探訪當地針對營養不良問題的醫療設施，2022年底提格雷戰爭消停后，大量人群流離失所，涌入生活條件艱苦的阿法爾，面對的是當地原本已經嚴峻的缺水缺糧現實，和居高不下的營養不良比例。作為醫療組織，無國界醫生全年無休，24小時應對營養不良危機。病人們往往要跋涉1小時，夸張的得8小時，搭乘當地公共交通，來到項目點接受免費的醫療服務。

而我則前往該州北部的達納基爾沙漠（Danakil Depression）。這片有著瑰麗鹽湖和活躍火山的13.7萬平方公里洼地，大部分區域位于海平面以下100米左右，是地球上全年平均氣溫最高的地方。六月初的下午，氣溫常常超過45攝氏度，塵土飛揚的土路上，卻時不時出現一些光腳孩子，在滾燙的地面上，迎著緩慢行駛的車輛跳舞。

向導搖下車窗，甩出幾瓶喝剩下的一升裝礦泉水。相比施舍給他們很難用上的鈔票，解渴且干凈的礦泉水，或許才是最好的救濟。當然，長期生活在此，讓這些孩子無論是耐渴還是耐熱能力都遠超我們，能在乞討后，繼續迎著高溫、踩著燙腳的火山沉積石，走回好幾公里外由干草鋪成的家。

“在非洲旅行，千萬不要有圣母心。”無論是斥重金參加游獵的游客還是兩三個月起步的窮游背包客，都會這么說。等到了第一晚席地而睡的露營地Dallol，迅速有一個光著屁股也光著雙腳的男孩跟上我，一直小聲說著“hello, hello, hello”。我決定給他點什么，想了好久，從包里掏出一張畫著長發小女孩的明信片。那是幾天前在多哈轉機時，我從一間當代藝術畫廊里免費拿走的。不給錢不給糖果甚至不給水，而是一張毫無用處的明信片，這合適嗎？可是這個小男孩立即認真看著明信片，安靜地走開了，顯然是心滿意足的。臨時結伴的新朋友寬慰我，“這也許才是最好的禮物呢，可能他回家后，拿棍子在沙子上臨摹，從此走出洼地，成了一名沙漠藝術家。”

順手給出的明信片，遠遠算不上“We Are The World”里歌唱的“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我們正在做的選擇）。1985年這首金曲因通俗易唱的詞曲而迅速傳播開后，這句歌詞也遭到了批評。一位記者指出，不斷重復的“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實在像極了百事可樂標志性的廣告語“The choice of a new generation”（新一代的選擇），想到詞曲作者邁克爾·杰克遜和萊昂內爾·里奇，恰恰就是百事可樂簽約代言人，這絕無可能只是巧合。40多位大牌歌星跟著免費替百事可樂、而并非為忍受著饑荒的埃塞爾比亞人民歌唱。

我也相信，阿法爾荒漠中，這些在高溫中被迫將自己磨練成了耐渴駱駝的孩子，根本不會知道40年前，有這么多有著鈔能力的國際巨星，曾為他們歌唱。

當地婚宴 作者供圖

這首神曲最終籌集到超過6300萬美元的善款，隨后被妥善地轉給在埃塞俄比亞工作的相關組織，用于食物和水的采購與分發、包括疫苗在內的基礎醫療援助、卡車和直升機的物流支持，以及針對當地的農耕培訓和水源建設等。更重要的是，讓西方主流社會首次大規模地將目光投向非洲的人道災難。

1983年到1985年的這場由嚴重干旱和內戰（德爾格政權對提格雷游擊隊的鎮壓）導致的埃塞俄比亞大饑荒，影響到全國775萬人（約占當時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估算死亡人數在30萬到120萬之間。

提格雷的戰爭孤兒，不在歌詞里

幾天后，我們從阿法爾州洼地到提格雷州高原，途經或停留的城鎮，依然有大量乞討街童。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官網上寫著：截至2025年，埃塞俄比亞已有約1020萬人（包括300多萬國內流離失所者）處于嚴重食物不安全狀態，5歲以下兒童中約55%出現營養不良。其中提格雷地區被定義為“極度食物不安全”，2020年到2022年殃及周邊的提格雷內戰，導致埃塞俄比亞北部約有15萬到20萬人餓死。相比1983-1985年的大饑荒，最近這場同樣由干旱和內戰導致的饑荒，雖然受災人口規模更大，但在較為完善的國際援助和公共健康體系下，死亡率低了很多。當然，我身處的內戰后重災區提格雷，并沒有公開數據。

抵達提格雷州最北部、古老的帝國首都阿克蘇姆，恰逢埃塞俄比亞正教五旬節首日。作為全城精神核心的圣瑪麗修道院內外，擠滿了虔誠的信徒。向導一面隨時比畫著十字親吻著圣像，一面告訴我，“齋戒又開始了，我們普通信眾一年得齋戒180天，神職人員則要252天。雖然要求一天只吃一頓，且禁食肉類，但普通人也沒必要完全跟著這么做。”

“一面是嚴重的饑荒問題，一面又是嚴苛的齋戒紀律。這好讓人費解啊！”我納悶道。

“我也不知道北部饑民還會不會跟著齋戒。”向導回答不了我的疑問。

阿法爾州Afdera鹽湖旁，46攝氏度高溫下的小鎮 作者供圖

我按著街上的路牌指引，獨自走去一家名為PLAN International Ethiopia（國際培幼會）的辦公樓。這是一個致力于促進兒童權益以及保障女童平等機會的人道主義組織。沒有事先預約就登門拜訪，特別不符合機構辦事流程。工作人員雖然客氣地接待了我，但也不便展開多說。只介紹了他們的基礎工作——幫助內戰中失去父母和家園的孤兒，盡可能保障他們的基礎食物和基本教育，保護兒童遠離人口販賣和性剝削等等。

無國界醫生朋友去西部甘貝拉難民營，見到的是逃離南蘇丹內戰的災民；而提格雷戰爭的受災者，則大規模涌入蘇丹境內。鑒于內陸國埃塞俄比亞迫切需要從厄立特里亞國土上獲得一個出海口，提格雷與厄立特里亞同宗同源的歷史關系，以及不同勢力間不斷結盟又叛變的不穩定關系，在永不安定的薩赫勒地帶（撒哈拉沙漠與蘇丹草原的過渡地帶），或許和平只是例外，戰爭才是規則。人群總在不斷地逃離戰火，努力為維持基本生命而覓食。

培幼會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主要在幫助提格雷的孤兒。“因為內戰，父母逃去了蘇丹，孤兒尤其女童就得面臨被綁架和性剝削販賣的風險。”根據美聯社在2023年八九月份援引醫療中心病例的報道，有至少?128?起性暴力事件發生在2022年11月和平協議簽署后，有超過10000名婦女和女孩作為性暴力的幸存者，曾經尋求治療。

“然而，特朗普上臺后，來自美國的援助徹底停了，這讓我們很難繼續開展工作。”不方便讓我錄音的工作人員遺憾地說道。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簽署第14169號行政命令，立即暫停包括對埃塞俄比亞在內的大多數美國政府對外發展援助，為期90天，進行全面審查。1月24日，USAID的所有計劃停止。

不過，甚至在USAID凍結援助之前，埃塞俄比亞的各機構就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資金缺口：去年，他們只收到了所需32億美元援助的29%。WFP已經將近80萬難民的糧食配給削減了40%。盡管緊急糧食援助和軍事支援被美國列為“危機豁免”，但由于USAID支付系統癱瘓，對埃塞俄比亞——這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接受美國援助最多的國家——的糧食、藥品、運力等援助依舊“斷流”。

“幸好也還有其他一些機構的支持。”由于沒辦法錄音，我沒能記住那么些有著復雜名字或縮寫的機構名稱。不過網絡檢索一番后，看到了WFP、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OCHA）、無國界醫生（MSF）、歐洲公民保護與人道救援總署（ECHO）的名字。

我離開時，留意到這間機構的大門上還掛著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牌子。樓外來了一群衣衫襤褸的孩童，一路跟著念叨著“Money, Money, Money”。

音樂還能拯救什么？

無論饑荒災情如何，世界上恐怕不會再誕生一首趨近于“We Are The World”那樣的歌曲。畢竟每天國際新聞的頭條已經五花八門了：俄烏沖突、巴以沖突、以伊沖突、特朗普臉色、地球變暖......世界已無暇顧及埃塞俄比亞新一輪的殘酷內戰和饑荒。而疫情后的經濟壓力，也使音樂圈大型慈善項目大規模減少。再有就是“選擇援助誰”，在全球變得越來越政治化，娛樂明星不得不避免卷入復雜局勢，不要惹怒任何一方粉絲或國際社群。

回到首都，我繼續去城中文化地標Fendika文化俱樂部看演出。這個由埃塞俄比亞著名編舞家Melaku Belay創辦的機構，努力保證著每天晚上都上演本土爵士樂以及北方游吟歌舞Azmari。原先的場地被市政府征用，變成了G7大廈，幸好凱悅酒店暫時收留了這個有理想的藝術家和他的Fendika。來自一些基金會的資助，讓Melaku能夠給這里的樂手和舞者每月發工資，打破以往只能跳到顧客身邊、艱難賺小費的傳統。

演出間隙，我主動上前找Melaku攀談，提到“We Are The World”40周年以及我在北部的所見所感。

“實在很無奈，但我自己在創作一首類似的新歌，也希望和全球巡演時相熟的一些藝術家們合作，大概會11月份出來吧。”Melaku雖然了不起，但這個世界早已不是邁克爾·杰克遜所期許的“天下一家”了。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我們是世界，我們是孩子。是我們創造了更美好的一天，所以讓我們開始給予吧。）”重聽起來，像是一個難以落實的迷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