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閱讀主席1936年12月寫的名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文中有一段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與教訓的話這樣寫道：“我們的敵人也曾犯過類似的錯誤。他們不承認和紅軍作戰需要有和其他作戰不同的戰略和戰術。他們依仗其各方面的優勢，輕視我們，固守其老一套的戰法。這是一九三三年敵人的第四次“圍剿”時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結果就是招致了他們的歷次的失敗。首先在國民黨軍隊中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的新意見的是國民黨的反動將軍柳維垣……。這就是廬山軍官訓練團及其在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動新軍事原產生的過程。”

接著，在書中又沉痛地指出：當著敵人改變其軍事原則使之適合于同紅軍作戰的情況的時候，我們隊伍中卻出現了回到“老套”的人們。他們主張回到一般情況的方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的經驗……對敵人采用的反動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喪失了除了陜甘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總之，是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

主席在著作提到的這個反面人物柳維垣，究竟是何許人物呢?他究竟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值得主席對他點名呢?他的人生結局又是如何呢?我們通過到他的老家實地走訪和查閱相關資料，給大家作一個介紹。

柳維垣，號叔戎，1892年出生于湖北黃陂塔爾崗（今木蘭）鄉程家嘴垸，這個程家垸的村名，相傳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程顥、程頤少年讀書作文之處，“二程”勤奮好學，潛心讀經論史，喜好寫作著文，并在一座山上筑一臺，修一亭，挖一池，池取名叫聰明池，蛙不鳴，蚊不叫，旱不涸，水不溢，后人有碑文云：“半畝方塘一個亭，森森萬象入虛明。百年心印今猶古，怪得蚊蛙不敢鳴?！碑斎唬两翊謇镞@些人都不見了，但留下讀書的風氣。所以，村子里數柳維垣和他的兄長柳隸園讀書有成，后來他哥哥做到了校長，還擔任湖北省參事的職務。

柳維垣這個人，不同于國民黨軍的其他將領，什么保定啊，各類講武堂啊，黃埔軍校之類的學校畢業，他并沒有顯赫的學歷，也不是是專業軍校出身，十幾歲的時候畢業于湖北湖北陸軍小學堂，后來到妻妾成群的四川軍閥楊森部擔任一名下級軍官，也許在軍閥隊伍中混得不咋的，后又改換門庭，改成到警察學校讀書，畢業后入湖北警官養成所。

此時正值亂世，幾年之后，這名從事教育工作的柳維垣，就當上了一名縣長，先是在湖南瀏陽，后來調到他的老家黃陂擔任縣長一職。就在他當縣長的時候，他治所周邊革命烽火熊熊燃燒，很多地區被紅軍占領，這個時候，他在黃陂的北部地區較大集鎮先后建起20余座碉堡，對蘇區構成威脅。此時，他根據這些經驗，還寫了一本小冊子，取名叫《堡壘政策研究》。

這一階段，蔣介石鑒于前四次大規模“圍剿”中央蘇區慘遭到失敗，慘痛的教訓，痛定思痛，決定召集一些人研究，要改變戰術，再次進行戰斗，于是在南昌召開了一次會議，柳維垣在蘇區的周邊修建的這幾座碉堡，被喻為“頗有成就”，于是作為地方的一員應邀出席了會議。 在會上，他提出采取“堡壘主義”戰術，從外向內，層層構筑碉堡，作為進攻和防御的手段，側重據點戰，穩扎穩打，從四面八方蘇區中心滾動推進。并特別強調蘇區的面積，不過五萬平方公里，方圓幾百公里。如此戰法，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領。

聽到這話的老蔣大喜過望，當即給他連升三級，提拔他當南昌行營碉堡科少將課長，專門擔任碉堡設計指導事宜，也即負責將堡壘政策全面化、系統化、完善化工作。調派大批軍事人員分赴各地，指導督察實施，并不惜血本，規定“堡壘政策”獎勵辦法，以促其落到實處。

柳維垣從芝麻官的縣長一躍成為少將，那自然是格外賣力，其核心是“行軍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隊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鞏固陣地，再穩扎穩打，依靠稠密碉堡體系，做到各堡相望，構成火網，星羅棋布，互為依托，筑堡和清剿齊頭并進，平推向前以擠縮蘇區。隨即便開始了第五次“圍剿”。

在柳維垣的督促下，從1933年初開始到1934年秋紅軍長征前夕，僅在江西蘇區周圍建筑的碉堡就達14294座，形成了一個“滴水不漏”的“鐵桶陣”。當時，為徹底切斷閩浙贛蘇區以及中央蘇區閩贛省與贛南蘇區的聯系，在蘇區北部的黎川、南豐、廣昌一線大興土木，大建碉堡.

“堡壘政策”戰術，在當時對紅軍沒有重武器，攻堅能力弱，依托碉堡進行防御，等待紅軍主動進攻，不需要什么協同作戰，各部隊按部就班修碉堡就行。部隊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鞏固陣地，再穩扎穩打，依靠稠密碉堡體系，做到各堡相望，構成火網，星羅棋布，互為依托，筑堡和清剿齊頭并進，平推向前以擠縮蘇區，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制約了紅軍的活動空間。

辯證法告訴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敵人的招數毒辣陰狠，如果紅軍能見招拆招，亦可渡過難關。可惜，當時因“左傾”嚴重，掌權的紅軍領導排斥以前的游擊戰，運動戰，不僅不能見招拆招，反而是連出昏招。即“步步為營，節節推進，層層包圍，步步進逼”。

面對敵人滴水不漏的“鐵桶陣”，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卻提出所謂的短線促擊“以紅色堡壘對白色堡壘”“不喪失蘇區一寸土地”等錯誤指導口號。用軍事教條主義打起了“以堡壘對堡壘”“分兵把口、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戰，致使紅軍遭受慘重損失。

在廣昌紅軍與敵人的碉堡對攻這一戰，廣昌是進入中央蘇區的北部門戶，為御敵于國門之外，進攻中遇到紅軍短促突擊時，退回碉堡固守，加之紅軍沒有重火器，碉堡簡單和粗糙一點也沒關系。“圍剿”初期時，敵人一連人修筑1個碉堡需要一整天，在廣昌卻是一排人一天就可完成。為此，打成了消耗戰，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中央蘇區紅軍經過一年苦戰，未取得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1934年10月不得不離開根據地，開始了艱苦卓絕而又聞名世界的萬里長征。

特別是敵軍強化碉堡封鎖，給中央蘇區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為封鎖蘇區物資，破壞蘇區經濟，限制紅軍的作戰靈活性，國民黨軍基本上都是在主要道路和交通線上筑碉，不擇手段地斷絕交通，限制商品流通，造成老百姓紛紛破產，衣食無著，生活困苦。遍地筑碉需要大量材料，磚土碉材料則是拆解房屋的磚瓦，那個時期在筑碉區域內，獨立房屋拆光，森林和竹園都被砍成了荒坡禿山。更為嚴重的是，強征當地百姓做民夫，筑碉守碉，使得很多地方的百姓被迫流離失所，逃入深山。老百姓對碉堡戰略恨之入骨。

古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個“堡壘主義”戰術的提出者柳維垣，從一個縣長成為風光一時的少將，為此，他的名字也入了主席的著作之中的反面人物，不過，他的紅極一時只曇花一現，解放戰爭時他在重慶被俘。但他沒有被鎮壓，直到六十年代初才病故，終年68歲，也算是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