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上海博物館“何以中國”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四展——“龍騰中國:紅山文化古國文明特展”正式對公眾展出,展覽以“龍”為暗線勾勒出五千多年前龍形文物的發展脈絡,形成一條“龍脈”,且匯聚了紅山文化最為重要考古歷程和最新發現。
作為此次展覽的學術顧問,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博導高蒙河接受《澎湃新聞|古代藝術》專訪時表示,觀眾觀展時可以從理解中華文明起源的角度來理解紅山文化。
展覽現場
澎湃新聞:您作為此次展覽的學術顧問,介紹下此次展覽的策劃思路?
高蒙河:“龍騰中國”在內容敘事上緊扣“龍”這個題眼做文章,采用了雙線交織的方式進行展示,主線圍繞紅山文化的文明成就,“龍”的元素作為一條暗線時時隱現于展覽之中。三個單元以“龍出遼河”“龍行紅山”“龍衍九州”為題,以龍象征紅山文化,建立起遼河流域史前龍文化和紅山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第一單元“龍出遼河”追溯紅山文化起源和發展,展示紅山文化興起;第二單元“龍行紅山”圍繞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壇、廟、冢”禮制建筑組合,聚焦紅山古國特征;第三單元“龍衍九州”解讀玉器與玉禮,關注紅山文明傳承。
展覽現場
在展品組織中,我們也做了相應的安排,通過展廳正中心的一條“文明之軸”把入口中心展柜的C形玉龍、玦形玉龍等文物串聯起來。把龍形文物在遼河流域的產生、發展、傳播和紅山文化的興起、繁榮、影響的脈絡進行對照展示。
澎湃新聞:此次展覽以“龍”為暗線勾勒出北方地區史前龍形文物發展脈絡,可謂是北方史前“龍”一次“全家福”式的聚會,都來了哪些難得一見的龍形文物?
高蒙河:“龍出遼河源”是考古學家對紅山文化大量出土龍形器物的高度概括。盡管在中原和南方等地區也發現過早期龍形文物,但遼河流域發現的史前各種龍形文物,時間最早、類型最多、序列也最完整,屬于史前中國早期玉龍起源和發展的全盛階段 。
此次展覽展出的龍形文物以考古出土為主,采集、征集為輔,匯集內蒙古、吉林、遼寧、河北和北京、天津、上海四省三市藏品,涵蓋蚌陶石玉四類材質。
其中距今約6000多年前的吉林左家山遺址出土的石龍或為中國迄今所見最早的石雕龍。這件石雕龍1985年發現于吉林省長春市農安縣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地層中,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其外觀與紅山文化玉豬龍十分接近,只是更顯古樸,或為后來各地玉雕龍的“祖形”。
玦形石龍 左家山下層文化(距今約7000-6000年) 1985年吉林農安左家山遺址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2023年在內蒙古赤峰市彩陶坡遺址發現的一件前所未見的蚌質龍形遺物,與玉龍不同的是,其身軀是橫向舒展開來的形態。它也是首次考古發現的紅山文化早中期的龍形文物,為我們了解紅山文化龍形象和龍信仰傳承演變提供了重要線索。
展覽現場 2023年內蒙古赤峰市彩陶坡遺址出土的蚌質龍形遺物,其身軀呈現橫向舒展開來形態
展出紅山文化玉龍16件,包括1件C形玉龍和15件玦形玉龍(玉豬龍)。玉龍作為紅山文化最為人所熟知的玉器,按照器型可以分為C形龍和玦形龍兩種。前者多為遺址采集,后者較多正式發掘出土。其原型學界未有定論,有豬龍或者熊龍等不同說法。
展覽現場 “C”形龍 故宮博物院藏
展廳中軸線上有2件玉龍,一件為C形玉龍。該類玉龍迄今共發現4件,其中最為公眾所熟知的是國博所藏那件,被稱為“中華第一龍”,由于它正在展線上,遺憾未能借展,此次位于展覽中軸線上展出的C形玉龍是故宮博物院藏品,與國博那件造型相似,但在玉的顏色上有所不同。
展覽現場 紅山文化 玦形玉龍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1984年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一號冢4號墓出土
展廳中軸線上另一件是1984年由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一號冢4號墓出土的玉龍,這件玉豬龍非常精美,可以說是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視覺標識之一,很多紅山文化宣傳材料、書籍都會用它作為標志,這也是首次通過正式考古發掘發現的玉龍。
除上述2件玉龍以外,還有一些重要的玉龍也不容錯過。2014—2016年,遼寧朝陽半拉山積石冢遺址發現的玉龍與石鉞共出于一個墓葬,可能象征了神權與軍權的結合;2022年于河北鄭家溝遺址發現的玉龍,可能是目前已知時代最晚的紅山文化玉龍,河北地區紅山文化遺址的時代下限可能超出了以往的認知;2024年,內蒙古自治區元寶山遺址發現了迄今為止考古出土最大的玦形玉龍,長15.8cm,該件文物的發現豐富了我們對內蒙古地區紅山文化高等級墓葬的認識。
展覽現場 2024年,內蒙古自治區元寶山遺址發現了迄今為止考古出土最大的玦形玉龍。
展覽匯聚的龍形文物,貫穿了前紅山文化和紅山文化早中期至晚期,形成一條“龍脈”,呈現北方地區史前龍形文物起源、演變過程,體現龍文化肇始于遼西,集大成于紅山文化。
澎湃新聞:龍形玉器作為紅山文化最具特征的出土文物之一,有哪些具體含義?對后世龍形象有什么影響?
高蒙河:玉龍的形象來源和具體含義的分析有很多。有學者認為它象征天極和北斗,也有學者認為它的產生與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發展有關,但玉龍無疑是紅山文化重要玉禮器之一。結合考古發掘出土和采集品的情況看,紅山文化玉龍的分布范圍相當廣泛,此類器物制作規范,形制的變化也不大,這表明紅山文化形成了較為統一的信仰和禮制。
元寶山積石冢遺址中心大墓發現的玉龍
過去玉龍主要發現于積石冢內,但不在中心大墓。元寶山遺址發現的玉龍在中心大墓,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考。作為紅山文化禮制與信仰重要載體的玉龍,對后世的影響也非常大,甚至超越紅山文化其他類型的玉禮器。
澎湃新聞:此次展覽還有哪些重要看點?
高蒙河:看點一,包含玉龍在內的紅山文化玉禮器,展覽集中展示近200件(組)紅山文化玉器,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鳳、玉人等重器悉數到場,體現了紅山文化復雜的玉禮體系,可以說是后世玉禮器傳統“六瑞”理念的濫觴。
展覽現場
看點二,此次展覽匯聚了38件(組)人像類文物,是遼河流域祖先崇拜的實物見證。人像類文物以紅山文化為核心,橫跨距今8000至4000年,從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石人、到紅山文化陶、泥、玉、石人像,再到小河沿文化人形陶壺,反映了崇祖傳統在這一地區具有深厚的根基。
展覽現場 石雕人像
展覽現場 紅陶女神像(左)人形陶壺(右)
看點三,紅山文化壇廟冢,這是紅山文化禮制建筑的代表,也被譽為中華文化的象征,對后世影響巨大。展覽展示與壇廟冢直接相關的大量文物,同時配合數字化、藝術化展項,十分有助于我們了解紅山文化重要文明成就。
澎湃新聞:紅山文化最新的考古發現在此次展覽中還有哪些呈現?
高蒙河:2024年是紅山文化命名70周年,70年間,考古探索一直沒有間斷。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等重量級發現始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考古工作水平不斷提高,理論建設和課題意識不斷加強,近十多年來的重要發現層出不窮。
聚落考古方面,發現了魏家窩鋪、馬鞍山橋、哈民忙哈等大型聚落遺址,豐富了我們對紅山文化居住類遺址,特別是其早中期聚落分布、規模和形態的認知。
元寶山積石冢遺址的北部圓冢(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墓葬考古方面,發現半拉山、元寶山、鄭家溝等積石冢為主的遺址,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加深了我們對紅山文化積石冢及其反映的葬俗和祭祀行為的理解。
紅山文化禮制中心牛河梁遺址的考古發現最為亮眼,在第一點也就是“女神廟”所在的地點,發現并初步確認了9個大型積石臺基,總面積超過6萬平方米,最厚的堆積可達4-5米,展示了紅山社會強大的動員組織能力。此外,在“女神廟”周邊臺基發現了中軸對稱的道路和排水系統,與“女神廟”連為一體,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以中軸對稱方式營建的禮制建筑。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
上述遺址考古工作獲得的認識,以及出土的重要文物在本次展覽中基本得到了體現。
澎湃新聞:紅山文化被蘇秉琦先生稱為中國文化的“直根系”,牛河梁遺址壇廟冢被譽為“中華文明曙光的象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表明,紅山文化是“古國時代”第一階段的代表性考古學文化之一。這一新的理論成果的發布,對多年來紅山文化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有何重要意義?
高蒙河:根據國家文物局2023年發布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以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處在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大約為距今5800—5200年。
紅山文化作為“古國時代”第一階段的代表性考古學文化之一,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知。可以說,“紅山文化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最早文明形態。牛河梁的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把中華文明起源向前推進了五六百年”。
內蒙古赤峰
過去我們對于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是零星的、孤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相當于把過去所有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進行重新整合,將其置于中華文明起源這樣一個更宏大的體系脈絡里面,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才有了更大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
所以通過這次展覽,我們不但把最新考古發現呈現給觀眾,也把最新的理論研究成果呈現給觀眾,給觀眾提供一個“文明的視角”,從理解中華文明起源的角度來理解紅山文化。去年秋,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被寫入人教版《中國歷史》上冊,這是繼良渚遺址之后,又一列入統編教材、實證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材料。紅山文化與社會公眾,特別是青少年群體的距離進一步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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