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愛讀文章，保持領先！

《紐約時報》｜如果人人都投票，哈里斯仍將落敗

基于權威選民記錄的新數據顯示，2024 年如果投票率更高，唐納德·特朗普的表現將更佳。

在去年十一月大選之后，許多民主黨人把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敗選歸咎于投票率過低。

這種說法并非毫無根據，因為民主黨陣營的投票率確實有所下降。但在數月之后，如今看來這種歸因其實并不準確。

基于權威選民出席記錄的新數據顯示，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反而是特朗普在全民參與的情況下表現會更好。

這些最新數據，包括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本周四發布的一項新研究，反而為民主黨人帶來了更加令人沮喪的答案：數百萬本應支持民主黨的年輕人、有色人種和不常參與投票的選民在今年倒向了特朗普，這直接導致哈里斯在選舉人團票和普選票上雙雙失利。

這些發現表明，特朗普式的保守民粹主義再次顛覆了美國政治的常規——他在那些原本被認為是民主黨傳統優勢的“低參與度選民”中取得了顯著突破，而這個群體主要由年輕人和少數族裔構成。

一代人以來，“高投票率有利于民主黨”始終是兩黨政治操作和幻想的基礎之一。從共和黨支持限制性投票法，到民主黨希望動員年輕和有色人種建立新進步聯盟，皆由此出發。

未來民主黨是否還會在不經常投票者中遇到麻煩尚未可知，但這些數據幾乎終結了關于哈里斯敗選原因的爭論——她究竟是因為得罪了搖擺選民，還是因為未能點燃自己的基本盤。

歸根結底，民主黨失去了那些他們長期視為“理所當然”的選民支持。

雖然2024年大選如今似乎已經過去很久，尤其是在紐約市佐赫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周二意外獲勝之后，但最權威的選民數據其實直到最近才披露。過去兩個月，最后幾個州才更新了正式投票記錄，誰投了票、誰沒有。

這些官方數據為最權威的選民研究提供了基礎，能將投票記錄和高質量調查問卷一一對應。

這些選后研究雖各有不足，但無一例外都揭示了同一事實：未投票者總體上更偏向特朗普，盡管這種優勢并不明顯。而在所有研究中，都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哈里斯能在非投票者中獲得足以彌補其在實際投票選民中落后劣勢的巨大領先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實際大選結果給人的印象完全不同。哈里斯獲得的選票比拜登少了幾百萬，許多傳統民主黨重鎮的投票率驟降。選后重要調查也顯示數百萬拜登選民缺席投票。這些都讓人以為，低投票率“葬送”了哈里斯的選情，甚至連她的競選搭檔提姆·沃爾茲（Tim Walz）也認同這種說法。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選民投票記錄確實印證了人們的慣常看法：那些未參與投票的人整體上更偏向民主黨——至少從黨派登記或過往初選參與歷史來看是如此。在這部分未投票者中，26%是登記民主黨人，17%是登記共和黨人（而大多數非投票者其實既未登記主要黨派，也未參與過初選）。

他們中，年輕人和有色人種比例尤其突出。綜合各項新研究的數據，2020年投票、2024年未投票的選民，在2020年對拜登的支持率比對特朗普高出十幾個百分點。

但這些研究同時發現，如果非投票者在2024年出來投票，他們也不會支持哈里斯。過去幾年，許多人對民主黨失望而棄投，若真投票，不少人會支持特朗普。

民主黨在年輕人和有色人種中的支持率下降、投票率下滑，本質上是一種現象的兩個方面——部分選民轉投特朗普，部分干脆棄權。

但數據顯示，假如他們投票，竟然會有相當多的人意外地支持特朗普。

據《紐約時報》/錫耶納學院（Siena College）數據推算，哈里斯只能獲得72%未投票登記民主黨人的支持，而實際到場的登記民主黨人支持率高達89%。

而共和黨人在未投票人群中，對特朗普的支持沒有出現類似下滑。

還有一個有助于解釋最新研究與實際選舉計票結果之間差異的因素是：在那部分“2020年參與投票、2024年沒有投票”的特定非投票者群體中，哈里斯的支持率相對更高一些。

這些研究平均結果顯示，哈里斯和特朗普在這個人群中的支持率幾乎持平，甚至哈里斯略有優勢。

但哈里斯對比拜登在2020年時對這一群體的表現，依然遜色許多。即使這些選民回歸投票，她也不足以逆轉敗局。

民主黨在2024年失去的這些選民未必就永遠流失了，但他們如今轉而支持特朗普，令民主黨原有的選舉策略面臨挑戰。

過去，民主黨人普遍認為這些“不活躍的年輕和少數族裔選民”是只要動員到場就必定支持自己的“動員對象”，只需要更積極的地推、更寬松的投票法、更進步的候選人，就能贏得他們的選票。

但至少目前，這一假設站不住腳了。

這個假設在黨內的十年爭論中意義重大：民主黨到底是靠“動員新選民”還是靠“說服搖擺選民”才能勝選。

表面上這是技術流的戰術分歧，其實背后是黨要“左轉”還是“居中”的路線之爭——進步派認為激進議題能動員新人，溫和派則認為爭取中間選民才是勝負關鍵。

這場爭論還在繼續，但已經不像幾年前那樣具有現實意義。在上屆大選中，傳統意義上的“動員對象”——那些冷漠、不常投票的年輕和不經常投票的選民——實際上變成了搖擺選民，而且他們最終倒向了與民主黨人想象相反的候選人。

這極大削弱了“動員理論”，但也無法直接證明“居中理論”更優。

因為“說服理論”設想的搖擺選民是以郊區、中間派、白人為主，更容易被溫和派吸引；而現實中的年輕和有色人種選民雖然并非純粹的進步派，卻對現狀極為不滿，渴望美國經濟與政治體制的根本變革。

拜登2020年勝選很大程度上是“假定”了年輕和少數族裔的支持，如同進步派一樣將其視為“理所當然”。

歸根到底，“說服”與“動員”其實并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或許從未有過。民主黨兩大派別都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基本盤和戰略。

——Nate Cohn，《紐約時報》首席政治分析師，長期報道美國大選、民意、人口與民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