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面臨一項重大而艱巨的時代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復旦大學120周年校慶的賀信中，明確將這一任務表述為“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這意味著一種系統性的創新，不僅包括知識創新，還包括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進程提供最為深廣的實踐基礎上，這一任務的完成還需要一系列思想上、理論上、學術上的必要條件。由此，哲學社會科學的系統性創新才會積極地、廣泛地開展出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才能真正建立起來。

「擺脫“學徒狀態”」

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我們的學術就必須經歷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這個轉折可簡要概括為：從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中擺脫出來，并獲得“自我主張”。

由于現代性的權力開辟出“世界歷史”，并結束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歷史，構使得每一個民族——如果它不想滅亡的話——都被卷入由現代性支配的歷史性進程之中。伴隨中國自近代以來漸次開展的現代化探索，我們的學術也從總體上進入“學徒狀態”。這樣一種狀態是必然的、必要的，也是有其歷史深遠意義的。

但任何一種學術的真正成熟，總意味著它能夠在特定的轉折點上獲得“自我主張”。這樣一種由漸次積累而導致的轉折過程，可以說是學術發展的基本規律，也是個人經歷教養而臻于成熟的基本規律。近代哲學的前身曾長期處于“理性神學”的學徒狀態，笛卡爾的哲學標志著近代哲學獲得它的“自我主張”；近代的歷史科學曾處于自然科學的“學徒狀態”，19世紀末的“歷史理性批判”意味著歷史科學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進而成為一門“自律的、自我授權的科學”。不同民族間的情形雖說要復雜一些，但總體規律是一致的。

只有當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能夠擺脫“學徒狀態”并獲得“自我主張”時，它才開始進入成熟階段；只有當它進入成熟階段時，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特別是系統性創新——才由于獲得了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基地而成為可能。舉例來說，在笛卡爾之前固然零星地出現過一些哲學上的閃光思想，但只有當“我思故我在”的命題標志著近代哲學的真正立腳點時，哲學才不再充任“神學的婢女”。哲學作為“思想之事”回到了思想本身的出發點上，并由此開展出廣泛的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說，學術上的“自我主張”是系統性創新的基本前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并不是指僅僅具有一些中國元素、中國色彩、中國題材的哲學社會科學，而是意味著擺脫了“學徒狀態”并獲得“自我主張”的哲學社會科學。只有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才可能成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自主知識體系，并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克服“外在反思”」

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不僅要求學術狀態上的“改弦更張”，更加深入地說還要求思維方式上的重大變革。這一變革的要義在于克服“外在反思”的思維方式，從而使我們的學術在總體上能夠深入特定的“社會—歷史”現實之中，尤其是深入當今中國的實踐之中。

所謂“外在反思”，大體上是指我們通常所說的教條主義。它是作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來活動的，不深入于特定的實體性內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則，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則運用到——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對象、任何內容之上。不顧特定的“社會—歷史”現實，而僅僅拿著一般原則到處濫用的想法和做法，不就是教條主義嗎？那種在學術上以同樣的方式來運作的“外在反思”，難道不是匆匆越過“社會—歷史”的實體性內容，并在實質上表現為形式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學術嗎？在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支配下，是談不上學術創新的。因為在那里出現的，只有抽象原則的任意武斷，只有同一公式的反復出現。

在中共早期革命時期，就有一部分教條主義者。他們大多從蘇聯留學回來，馬恩經典倒背如流，對俄國經驗佩服到五體投地，于是就有所謂“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革命綱領，其實踐結果是一連串災難性的失敗。不難看出，在這一綱領中有馬列的原理，有俄國的經驗，有由之而來的外在反思，卻唯獨沒有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沒有特定現實本身的實體性內容。當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時，馬列主義的原理才不再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而開始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而開展出生氣勃勃的和內容豐富的具體化。

這樣一種具體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教條主義之所以阻斷思想之路，是因為它無頭腦地將抽象普遍性先驗地強加給中國革命，在這里是根本談不上創新的。反之，在馬列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能動地開啟出自主思想的同時，迎來了在理論上、實踐上的積極探索與大規模創新。

對于知識、理論、方法來說，普遍的東西無疑是存在的，并起重要作用的。但自黑格爾和馬克思以來，普遍者若僅僅停留在它的抽象性上，就已經是時代錯誤了。普遍者必須被具體化，必須根據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來使之具體化。沒有抽象的真理，“從抽象到具體”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舉例來說，自現代性的權力開辟出“世界歷史”以來，現代化就成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避免的歷史性命運。在這樣的意義上，現代化無疑是一種真正的普遍性。但是，現代化這樣一種普遍性只有根據特定民族本身的社會條件和歷史環境被具體化，才可能是現實的，也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以此觀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只有克服“外在反思”的思維方式，才能夠迎來不可遏制的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

「“認識你自己”」

獲得“自我主張”，并不意味著一種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而意味著要在大規模的對外學習基礎上，使學來的東西成為能思的和批判的東西，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二者的統一意味著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意味著形成真正的自主性和創新性。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講到希臘文明的創造時曾特別提到這一點。他說，古希臘人既有自己的傳統，又面臨當時更加強大也更加優勢的東方文化。正是由于經歷了“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希臘人才獲得了應有的活力，并開創出勝利和繁榮的時代。關于這一情形，尼采講得更加明白。他說，希臘人的文化看來有一度要被外來的文化壓垮了，他們的宗教幾乎就是各種東方宗教的一場混戰，有埃及的、巴比倫的、呂底亞的、閃族的；但是，希臘人終于沒有把自己的文化弄成“裝飾性的文化”或“機械性的文化”，因為他們牢記著德爾菲神廟的格言——“認識你自己”。于是，他們弄清楚自己真實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來的雜物，而沒有長久地做東方的追隨者。

在古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案例就是佛教的中國化。佛教是外來的精神形態，但由于它在文化結合的長期鍛煉中與中國本土的文化傳統緊密結合起來，故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中國文化對于佛教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容受性，而且表現出極強的創造性，以至于像天臺宗、華嚴宗，尤其是禪宗，幾乎可以說是由中國人創造的。可見，只有當對外學習和“自我主張”的統一實際發生時，從外部學來的東西才會轉化為我們自己的東西，并通過這種轉化生發出富有活力的創新性。

綜上所述，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不僅需要克服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從而深入特定的、當今中國的現實之中，而且需要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使外來的東西和傳統的東西能夠在今天被我們真正地占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將在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同時，在持續地對外學習的同時，迎來學術創新的廣闊前景。這樣的學術創新由于其任務本身的性質，而成為系統性的創新。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吳曉明）

原標題：《學林隨筆｜吳曉明：克服“外在反思”的思維方式，推動知識理論方法創新》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蘇唯

來源：作者：吳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