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張靜，北京大學文科一級教授、社會學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社會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社會學，開設論證性思維與寫作、歷史與社會、政治社會學專題等課程。出版《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法團主義》《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職代會案例研究》《現代公共規則與鄉村社會》《社會沖突的結構性來源》《社會治理：組織、觀念與方法》《從故事到知識：政治社會學觀察》等著作。

采訪人： 關書鵬、趙逸軒、陳詩浣，學人scholar團隊成員

寫了一本小書，聊聊“怎么提問”這件事

學人：張老師，首先恭喜您的新書《學習提問》順利出版。能否請您談談，這本書與您以往的研究與教學工作之間，有哪些內在的聯系與呼應呢？

張靜：謝謝你。我在北大指導學生已經幾十年。有時候出差到外地，也會跟其他學校的研究生聊天。我通常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你在學習期間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很多人告訴我說，是開題。他們擔心自己的開題被否定，但又不知道該怎么去尋找一個研究題目。我意識到，對學生來說，有一個基本的困難，就是如何提問。這個問題很基礎，但特別重要，它幾乎涉及到所有的學科，尤其是文科。因為文科學生要主動尋找一個研究問題，而不是等他人給自己提出問題，再去做一下實驗就行了。

如何幫助這些學生？我萌生了一個想法：寫一本簡潔、類似輕教材的小書，講講“怎么提問”這件事。因為在我們的教育系統里，其實很少有這樣的課程。也就是說，大學并不系統地教學生如何提出研究性問題，學生常常只能自己摸索。

我曾在自己的課上做過一些小實驗。我的觀察是，很多人確實在“提問”這件事情上有困難。而光靠講專業課，并不能立刻解決他們的問題。也許寫一本書，是一個更系統有效的方法。我以前基本上不寫教材類的書，但朱海燕老師說服我試一下，她說：“你寫出來，即使不能一下子教會學生，至少他們可以自己去判斷，看能不能從中得到啟發。”我覺得有道理，疫情期間就動筆寫了。

為什么學生會覺得“提出研究問題”這么難呢？這和我們中學教育的主導方式有很大關系。我們的語文教育，有很強的訓練審美和文學修養傾向，寫作重在表達一種主觀看法，而非認識客觀事物本身。我看到過一個比較調研，把英文母語和中文母語的學生進行對比，在表達情感、創作詩歌散文這類作品方面，發現中文母語的學生表現更佳，但如果要寫論證性論文，做探索性研究，他們就不那么擅長了。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文學和論證，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所以很多學生進了大學，第一次接觸到“論證性寫作”的時候，就覺得聽上去容易，但實踐起來特別難。他們其實不是表達能力差，而是沒有意識到、也沒有采納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舉個例子。語文寫作可以講一個動人的故事，就算是有一些想象、夸張，也沒有關系。但如果是在做學術研究，就必須嚴謹自律，你得有問題，有證據，有邏輯，有解釋，方能講得通。

語文可以靠辭藻打動人，靠抒情抓住讀者的心；但論證性的寫作，是要靠有根據的推理，讓人信服。更重要的差別是，語文關心的是作者的感受、表達的是自己，而研究關心的是社會現象，表述的是客觀存在的信息和關聯。對比一下中國高考語文作文可以清楚看到，題目總是問作者怎么看，而不是問他的發現：何者對何者發生了什么現實影響。而關心客觀影響是一種因果思維。

《學習提問：如何提出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張靜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4月

學人：《學習提問》這本書的封面設計和標題都非常吸引人。請問在創作這本書時，您主要設想的目標讀者是哪些人群？不同背景的讀者，是否可以從中獲得不同的啟發呢？如果要用幾句話來概括，您最希望這本書帶給他們怎樣的認知提升？

張靜：這本書或許主要是對兩類人有用。第一類，是剛剛進入大學，尤其是大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這些學生接觸專業訓練的時候，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轉變思維方式。因為他們大多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探索性研究，對吧？他們可以寫小說，可以寫散文，可以寫詩歌，但是不太會運用提問、描述、界定、概括、分析、比較、組織、例舉、推論、解釋——這些論證基本功，對一個論題給出合理有據的答案。

第二類讀者，是已經在從事研究工作、但想要提升自己研究能力的人。他們可能已經寫過論文、做過項目，但是他們發現自己的研究遇到了瓶頸，很難再有新突破的時候，如何提出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就特別關鍵。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這類讀者思考：如何向更深的方向提出進一步的問題？是不是還有別的角度可以啟發拓展方向？是不是卡在了“提問的方式”上？

這本書涉及與提問有關的不少內容，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我想傳遞給讀者的核心一點是：“研究性提問”不是完成論文的套路技巧，而是一種探索新知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對于一個研究者能走多遠非常重要。我招博士的時候，并不太在意這個學生已經掌握了多少具體知識點——比如他有沒有熟知某種理論、是否了解流派觀點、是否知道社會學著作的書名，等等。對這類東西的記憶，可以交給圖書館，騰出人腦去做具有創造力的工作，比如發現和分析。而且這類東西可能經由背誦答出，并不是一個人思維能力的真正體現。我非常在意的是，他有沒有學習能力，這種能力，說到底，就是有沒有探索事物的興趣和思維方式。

所以，這本書也是寫給那些想要終生學習的人。因為不想學習的人，其實是不會提問的，沒興趣知道，自然也就不提問。相反，一個人之所以會提問，就是因為他對世界有好奇、有困惑、有思考，愿意花時間弄清事物的來源、關聯、影響和結果。對我來說，這就是一種學習。

我們平時生活里當然也有很多“提問”，比如“你覺得我漂不漂亮？”“今天吃什么？”“老板是不是不待見我？”這些當然也是問句，但不太可能走向知識性答案。

但像有些提問，比如“人為什么會服從法律？”“為什么有些群體可以和平共處，而有些卻不行？”“為什么富裕社會也會有一些人陷入貧困？”對這種問題的回答可能通向知識探索，背后會涉及對人類行為的認識。

探索性提問能夠增益我們的大腦，使我們更聰明敏銳，也能夠讓我們更好地認識社會、認識自己。如果讀完這本書，讀者能從“只想知道答案”，轉變為“開始思考問題本身”，我覺得這本書的目的就達到了。

學人：您在書中提到過什么是“好問題”。想請您為我們簡要概括一下，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應該具備哪些關鍵特征？

張靜：提問是發現的開始，要發現什么？我覺得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是發現現象。是真實發生的現象，不是想象出來的現象。它必須是實實在在發生的、有證據可觀察的東西，不然就沒有真實的基礎。

第二，是發現困境或者難題。英文里有兩個詞，一個是problem，一個是question。中文常常把這兩個混在一起翻譯成“問題”，其實它們是不同的。problem是困境，比如這個現象里有什么不合理、不通順、矛盾性，產生了不可接受的破壞性后果，等等。總之，是一個需要去解決的難題。

第三，是發現一個清晰明確、可以研究的question，就是帶問號的問題。從陳述句轉化為問句很關鍵，如果把研究過程比喻成一輛車在前行，那這個問號就是導航，整個研究過程就是在尋找答案，去回答這個帶問號的問題。

第四，是發現這個問題為什么值得研究，其價值在哪里。它包含了什么未解的困惑，英文里叫puzzle，也就是“疑團”。回答困惑未解、也就是我們還不知道，但很想知道的問題，使研究變得有意義。

第五，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就是發現問題的知識位置——要把這個問題放到已有的知識體系里去。比如，這個問題和哪些已有研究之間存在關系，是什么關系，等等。

總結起來，一個有價值的提問應該包括五個方面的“發現”：

1）真實的社會現象（Phenomenon）；2）其中的困境所在（problem）；3）清晰的帶問號問題（question）；4）尚未被解答的困惑（puzzle）；5）和已有知識的連接（issue）。如果一個問題具備了這五個維度，已經非常不錯，可以確信是值得做的。

學人：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做研究或者提出有深度的問題，是學術圈里的人才需要做的事情。那么，對于沒有從事學術研究的普通人來說，學習和掌握“如何提問”，有沒有必要？意義又在哪里？

張靜：雖然這本書主要是針對專業性提問的，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很多需要討論的問題，人們在生活中經常會碰到一些比較棘手的情況，有時候需要征求別人的意見。這種時候你就會發現，有些人給你的建議，讓你覺得特別靠譜、特別踏實。

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那些讓你覺得有說服力的人，往往是有根據、有證據的。他不是僅僅憑情緒、感覺、立場來說話的。他闡述意見的方式，會讓你覺得是從事實出發、從可靠信息出發，讓你判斷是不是合乎邏輯，而不是強加觀點給你。這樣的意見你多半兒會覺得：“對，他說得有道理。”

但如果他說話沒有證據，只是一味情緒表達或者道德施壓，那就很容易讓人反感，認為是一種“語言壓迫”。

顯然，一個問題問得好不好，會直接影響整個討論的方向和氣氛。

舉個例子，比如有人遇到不理解的事情，他的第一反應是：“他怎么那么蠢？”這是一種帶有情緒的質問，其實沒有真正指向有效信息本身，而是居高臨下地指責他人的認知水平。但如果換一種問法：“他這樣做的根據是什么？”就開始朝著信息和解釋的方向走了。相比前一種提問，這樣的提問可能對理解有更大幫助。

再比如年輕人裝修的時候，經常會和父母發生爭執。父母幫孩子看方案，年輕人認為他們的想法過時，不想采納。不少父母可能生氣，說：“為什么你不聽我的？”這其實不會帶來有益的溝通。但要是換一種問法，比如：“你選的這個裝修方案實用嗎？適合你們的生活方式嗎？成本能控制在合理范圍嗎？”那就不一樣了。這是一個引導思考的、開放性的提問，它會帶來更多信息和建設性交流。

所以，哪怕你不做研究，學會提問，依然非常重要。它關系到我們怎么和別人溝通，怎么在沖突中尋找共識，怎么獲得有用的信息，而不是陷入情緒化對抗。

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個講道理的環境里，對吧？在工作時、在家庭里、在人際溝通過程中，我們都希望能有“好好說話”的環境。而這種“好好說話”的核心，其實就是你想獲得什么信息，這自然是和提問有關的。

故我相信，提問不僅是做學問才需要掌握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種重要的生活智慧。

學人：您在書中分享了很多具體、可操作的提問路徑。但我們知道，提問這件事，本身就需要“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想請教您，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比如個人成長、團隊協作、職場溝通，或者日常生活中，我們提問的策略和重點，應該有哪些不同？

張靜：這個問題挺難回答，因為我在書里講的提問，是針對“研究”這個領域來說的，是為了幫助大家更好地去做探索性的研究。當然，“探索”這個詞，也不一定只有研究者才能做。其實人類從小就開始探索了——比如小孩子，他會盯著汽車看半天，想知道這東西怎么動起來的，這其實也是一種探索。

回到“不同生活場景下如何提問”的問題，我其實不傾向于用技巧，也不提倡在生活和工作中運用“策略化”提問。雖然我明白，有些策略確實在短期內是有效的——比如心理學有研究，可以通過設計提問技巧，引導對方說出你想聽的話。但我更相信的不是技巧，而是另外一種東西：簡單、真誠、客觀的表達方式。也就是說，不必太關注“技巧”，而是用善意、坦率、直接的方式去提問，效果可能反而更好。“拙而不巧”更讓人信任。真誠，是一種能使人走得遠的力量。

技巧和策略能不能讓你走得快？也許可以。但它不一定能讓你走得遠。我更看重的還是“拙”——尤其在學術領域，做研究最忌“討巧”。這一點，我始終相信，大部分人內心都有分辨的能力。

“AI所沒有”的獨有價值，就體現在人的提問能力上

學人：其實我們前面討論的，大多是從不同讀者的角度出發。但無論是學術研究者，還是普通的讀者，我們都身處在同一個時代——一個信息爆炸、快速迭代的時代。很多新問題不斷涌現，也有很多問題正在被快速解答。在這種背景下，您怎么看待“提問”的必要性？它相對于“解答”，究竟有怎樣的意義？

張靜：我覺得社會科學中的“提問”跟我們日常所理解的“問題”還是不一樣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提問，是一種不斷的“求索”，這個“求索”指的是向前的，朝向未知的領域探索。

因為我們要發現的，不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而是還沒有被發現的事實，或者還沒有被揭示的原理。這些知識不會自己跑出來，它必須要靠我們去發現。如果不提新的問題，不去朝向未知的地方走，那新的知識發現就根本無從談起。

這其實和我們習慣的提問方式很不一樣。我們通常的問題，往往是朝向過去的——比如，歷史上發生了什么？有何經驗教訓？經典里怎么講的？某位思想家是怎么說的？我們通過閱讀歷史和經典來理解現實，這是有價值的，但也有局限。

因為歷史是已知的，經典也是已知的，它們提供了當時總結的倫理和解釋。歷史和經典可以告訴我們“當時怎么回事，以及我們從哪兒來”，但它很難告訴我們“我們要去哪兒”。原因在于，如果環境改變，過去的經驗能夠告訴我們的越來越少。而且真正的前進，往往不是重復經驗，而是對既有經驗的突破。很多關鍵的新現象，其實是在經典寫成之后才發生的。比如現代科技、期貨商貿、物聯產業、信息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等，這些東西在很多經典形成的時候還沒有出現。你不可能指望經典去回答一個當時還看不見的問題，也就是說，無法只靠過去的知識，來應對未知的現實和未來。真正能解釋這種變化的，是人們對新環境、新事實、新原理的認識。這就需要我們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努力理解新現實中蘊含的基本邏輯。

因為很多事情，是前所未有的。這也是為什么在社會科學里，朝向現實未知的提問是非常重要的。

學人：我們身處的時代，確實與20世紀很不一樣。尤其是在新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甚至可以說是噴涌而出的當下，大家難免會產生焦慮：AI到底能不能取代我們？您的新書在腰封上有一句話：“掌握提問的思維方式，就不容易被AI取代。”作為研究者，哪些工作是AI容易取代的？又有哪些是不容易被取代的？您怎么看？

張靜：腰封這句話，其實是回應很多人——特別是職業人——的擔憂：——自己以后會不會“下崗”，失去工作？

我前不久看到一個新研究，說AI的影響，在城市職業已經達到40%–60%，而且越是發達城市，影響越大。這和以前的工業革命不太一樣。以前科學技術的發展，主要影響的是體力工作者；而這一次，AI直接影響的是中產階層，在辦公室中的“白領工作者”。比如信息搜集、繪圖作畫、翻譯閱讀、旅行規劃、醫生問診、報告寫作、PPT制作……這些AI都能做，而且效率比人工高得多。人工可能要幾天才能做完的東西，它幾分鐘就出來了。更重要的是，它不用發工資，不需要社保，不會結幫拉伙搞對抗，只要有電、保持維護就能運轉。那企業還有什么理由不用它？

哪些工作容易被取代？我覺得主要是那種基于已有信息、進行重復加工和傳遞整合的工作。比如材料收集、數據處理、初級統計、繪圖報表、管理秘書……這些支持型角色，如果只是把別人的需求轉換成標準內容再反饋，這些工作是最容易被AI替代的。

但問題在這兒：AI只能處理“已知信息”。它的判斷和推論，是建立在已有數據和指令的基礎上的。一旦你給它的信息和指令是錯的，比如問題的方向不對，它做出的總結也會是錯的。如果你給它的數據是有限的，它的輸出也不會超越你的輸入。它沒有辦法主動發現未知問題、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AI通常也會學習，但它一般只能回答問題，不能主動提問，它的提問不會超過人設計好輸入的問題選擇。而人，是可以向未知提問的。這正是人最根本、最不可替代的探索能力。

如果不去提升這方面的能力，不去保持探索的狀態，那就只能越來越依賴AI，結果可能會慢慢失去判斷力，思維會變得遲鈍。而如果相反，不斷提出新的問題，不斷挑戰自己，保持思維活躍，那你就很難被替代。

一句話總結：人要找到自己“AI所沒有”的獨有價值，而這個特性，往往就體現在提問能力上。

學人：回到研究里，很多學生在做課題的時候，確實會從過往的文獻中找問題、找理論，也有一些領域看上去已經被反復討論過了，但其實可能還藏著一些沒被看見的、很有價值的問題。您覺得哪些地方容易出現這種“被忽略的提問空間”？

張靜：我覺得，只要是探索性提問，它本身就是無限的。幾乎任何領域、任何現象，只要你問得深入，都可能有新的發現。

舉一個最近看到的例子。現在是博士生答辯季，要讀很多博士論文。有一篇論文講的是：人們對國企和民企的“保障感”是不同的。國企更有“保障感”，哪怕工資沒那么高，人們也愿意選擇它；而民企雖然收入高，但人們總感到不穩定、不踏實。

這個現象大家都知道，它不是一個“新知識”，是日常經驗里的“共識”。如果這篇論文只是把這個事實復述一遍，它的知識價值必然有限。那它怎么才能“上升”成更有份量的研究呢？得提出解釋性的問題。

比如說：為什么國企能帶來更高的保障感？如果民企給的薪資更高，為什么人們依然感到不安？進一步，究竟是什么東西，構成了人們的“安全感”？國企到底提供了什么？它的制度性質、組織文化、雇傭關系，社會保障，哪個部分在發揮關鍵作用？

這是從現象進入解釋的提問，這個過程靠的就是提問指引。只有提出了這些解釋性的問題，研究結果才可能包含有原理，因為理論是一種解釋知識。

其實在很多研究當中，真正決定“有沒有價值”的，在于是否看到了一個前人忽略的問題角落。就像你說的，有些現象我們太習以為常了，反而不覺得它還有值得深究的地方。但只要你換個更深的角度去提問，也許就能打開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什么是表面的現象問題，什么是更深的理論問題，我在書中講到一些例子，可能有一些幫助。不過簡單模仿不可取，因為不同的人研究問題有異，這需要慢慢在學習中領悟。

學人：在實際操作中，研究者可能會遇到一些困惑。例如，往往會遵循既定的框架和模式，選擇特定門類或按朝代進行研究。由于這些學術架構已經相對成熟，研究可能陷入既定的套路，難以提出新的解釋性問題。那么，應該如何突破現有的模式，實現提問深入和知識創新呢？

張靜：你的問題實際上是如何設計研究問題。在研究初期，新手通常從模仿開始，比如模仿閱讀文獻、或師兄師姐的研究。在這種固定模式下，可能會發現提出新的問題變得困難，因為既有的思維方式限制了創新可能。

確實我們常常受到一些固定觀念的限制。例如，通常認為現代化的標志是城市化和工業化。因此，在討論一個地方如何實現現代化時，人們傾向于尋找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要素，因為我們習慣的模式，是將城市化和工業化聯系在一起。然而，這種思維方式實際上限制了發現新的可能性。因為許多城市的形成與工業化并無直接關系，它們可能是貿易中心，是買賣市場，甚至是農閑聚會和交流聽書的場所，比如成都。城市的形成方式是多元的，不一定非要通過工業化來實現。

因此，我的建議是，如果你擔心陷入這種固定的思維模式，最重要的方法是尊重事實提出問題——它是不是通過工業建設實現城市化的？同時需要盡量吸收多元的知識，豐富自己的眼界和洞察力。

信息是現象，只能回答“是什么”；知識是原理，可以回答“為什么”

學人：在學術交流過程中，盡管參與者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身份：研究者。他們的核心需求是進行研究并生產新的知識發現。這引出了一個類似于哲學核心的問題：究竟什么是知識？在所有描述客觀世界的信息中，研究者所稱的知識與一般信息有何區別？

張靜：如果從定義出發，通常學界論述的知識主要有三種：關于事實的知識，現象是什么、信息有什么；關于理論的知識，解釋事實為什么是這樣，它受到什么影響而形成；關于意義的知識，主要是闡釋事物的定義價值。大部分學者接受這三種知識的形態。也有學者曾提出另一種知識類型，叫批判的知識。

但我個人認為，批判是探索知識的重要途徑，而非知識本身。我們之前提到的事實和解釋，都需具備批判性。因為若被舊事實禁錮不加批判，就難以發現新的事物；若被舊解釋束縛不加批判，也難以產生新的解釋。所以，批判是發現新知識的一種方式，沒有批判的眼光，就很難有所發現。

你問到知識與一般信息的差別，我認為核心區別在于有無解釋。信息是現象，而知識是原理，原理一定包含解釋性的要素關系，解釋某事物為何如此，它是關于事物之間影響關系的邏輯說明，而非單一事物本身。因此，原理能解釋現象，而現象本身無法解釋現象；信息只能回答“是什么”，而原理能回答“為什么”。所以，原理是更高的知識形式。信息是獲得原理性知識的前提，因為先得有事實，才能有解釋。例如之前提到的論文例子，它指出國企和民企提供的安全感不同，這是事實信息，但未解釋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從研究的角度說，只有通過解釋才能發現原理性知識，而單一的信息不一定包含解釋。

學人：理論具有一定的學科解釋力和倫理邊界，理論可能會被過度闡釋或難以應用于實際。因此，在具體研究中，如何選擇理論？在運用理論的過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張靜：在社會科學研究里，理論通常會在三種情形下出現。第一種情況，撰寫文獻回顧、評估既有研究時，你會接觸到相關理論。此時，這些理論是研究者評估的對象（target），是試圖糾正、修補、甚至推翻的內容。第二種情況，你的分析框架與概念體系借鑒或來自某種理論。這種情況下，理論是影響你研究的背景因素。通常而言，只有你深信不疑的理論，才會對你產生這種影響。它們的作用是作為你的思想背景和概念來源。第三種情況，在我看來是最難的，你的研究要產出的理論發現。換句話說，你要探尋出一個原理，搞清楚某個社會事實是由什么導致的。要是你找到了這個原理，我們就可以把它稱作某種微觀或中程理論。這個理論可能較為特殊，不一定具有宏觀性和普遍性，但它能對現象作出解釋。

上述三種理論在研究中的作用不同。第一種理論如同你要攻克的“靶子”，第二種理論是你開展研究依賴的分析工具和邏輯支撐，第三種理論則是你期望產出的研究成果。所以，你所說的“理論選擇”，屬于現成理論，應該指的是前兩種情況，而非第三種。

就第一種情況而言，理論的選擇取決于研究問題與哪些理論問題相關。當你回顧這些理論時，其實是在了解他人是如何解答你的研究問題的。凡是與你的研究問題相關的代表性理論，你自然不能忽略，而那些關聯性不強的理論，和你的問題無關就可以不選。

對于第二種情況，比如你應該選擇哪種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指導邏輯。這基本上取決于你在日常閱讀中，認為哪些理論的解釋力更強，你相信哪些理論的解釋是正確的。它們就可能潛移默化中對你的研究產生影響。當你開展具體研究時，這些理論往往會成為你腦海中的知識背景。舉個例子，如果你秉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相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你在自身經驗中也發現它能解釋諸多社會事實，那么你自然會運用該理論所提供的基本邏輯和概念，去研究你所面臨的問題。但如果某一理論解釋不了你面對的大量事實，你就很難相信并選擇使用它。是不是這樣？

學人：研究者在進行資料搜集時，往往難以完全避免自身主觀經驗的影響。這種主觀性可能會對研究的客觀性造成干擾。那么，在主觀性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研究者應當如何有效識別自身可能存在的偏見？在意識到這些偏見之后，又應當采取何種方法對其進行節制或矯正？

張靜：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盡管避免偏見難度很大，但確有研究做的不錯。總結它們的共性可以發現，這樣的研究具備一種專業精神——依靠客觀證據展開論證，而非依賴情感、立場、經歷或地位等個人偏好支撐觀點。

舉例來說，假設你是一名法官，審理案件時，基于證據判定責任歸屬，還是根據個人好惡、情緒、價值觀或立場作出裁決？這種選擇有本質區別。比如，法官曾長期生活在低收入社區，對當地現象形成特定認知，可能產生負面經驗。當審理涉及該群體的案件時，如果憑借既往經驗而非證據作出判斷，就可能將個人的經驗凌駕于證據之上。

研究者減少偏見的影響，關鍵在與個人情緒、偏好、立場及社會身份保持審慎距離，讓研究建立在證據基礎上；雖然完全排除主觀因素并不現實，但研究者必須時刻保持警惕，避免其干擾判斷。這種專業精神可通過以下自問來檢驗：

我是否已經預設立場？在掌握證據之前，我是否已經形成潛在的結論？我能否接受反證？當研究結果與既有信念沖突時，我是調整自身認知，還是扭曲事實以迎合原有觀點？我是否會選擇性忽視不利證據？我的研究成果能否在多元環境中成立？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等不同的環境？若結論僅在特定環境下有效，脫離該環境即失效，則說明研究可能受到主觀體系的過度影響。

學人：研究者的主體經驗介入可能面臨一個風險，就是被個人化的體驗、或者缺乏嚴謹論證的詩意敘事所取代。那么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應該如何審視這類研究思路的意義？

張靜：比較“詩意”的表達，在中國學生、甚至一些學者中非常常見。很多人覺得這是一種更“美”的表達方式，但它和我們的基本目標——發現知識，秉承不一樣的任務。知識是客觀的，不是想象出來的。你用的語言越中性、越客觀，它的說服力越強，而不是越詩意就越好。

詩意表達有其存在的理由，在不同學科程度不同，它可以創造想象的空間、激發自由的表達、打破一些陳規舊矩。為什么年輕人喜歡它？因為自由、迎風，有表達自我的空間，而不是一味順從規矩。

但科學研究不是“我個人說了算”。科學研究講的是，大家都能檢驗你這個發現是不是真實可靠。如果你只是表達了自己的某種“感受”，它很難獲得整個學術界的認同。因為你的經驗所決定的范圍，其實是有限的。所以，可靠結論需經他人經驗的不斷檢驗，有專業精神的人會歡迎這種檢驗。

科學研究要求的是盡可能真實客觀，它強調知識的系統性、基本性、演進性，還有不同命題之間的支撐性。比如沒有概念，就形不成命題；沒有命題，就難以建立論證；沒有論證證據，就無法構成定理和原理。如果沒有這些基礎性互聯，產生不了新的知識。可能寫出一篇很“感性”的作品，但它不會被學術界當作“知識”來認真對待。

當然，這并不是說詩意表達一無是處。它可以在構思、發問、激發靈感時發揮作用。但最后要落到證明上，就必須是清晰的、邏輯嚴謹的、有證據支撐的表達。

當學科成為了套路時，其實是在“禁錮”、而非開放我們的思維能力

學人：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特點，比如歷史學更注重材料的“真實性”，心理學更關注行為動機的解釋，這些學科視角似乎都能幫助我們提升提問的能力。在今天學術分工越來越細的時代，您認為該如何培養這種多元提問的能力？

張靜：這個問題特別重要。其實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單一的問題或者學科里。

我們在國內開會，還是很學科化的——歷史就是歷史，社會就是社會，經濟就是經濟，專家以學科劃分。但是在國際學界，不同學科的學者常常圍繞一個主題展開討論，他們不是來自一個學科。你會發現這個主題之下，聚集了不同學科的人：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甚至科技領域的學者。大家從各自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

比如“一帶一路”，很多企業“走出去”，但他們對當地的歷史、人文、政治、社會、科技環境，其實并不了解。如果真的想理解這些復雜問題，就不能只靠一個學科，需要跨學科合作。

學科有時其實是在禁錮我們，而不是在開放我們的思路。一旦學科成為套路，它就會影響你的思維方式，甚至決定你提問的路徑。

所以我們今天更需要的，是一種跨出單一學科的提問能力。

學人：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寫作中存在一種“詞匯復雜化”的傾向。為了制造理論感，頻繁使用晦澀術語和“學術熱詞”，一些研究本來可以用通俗語言說清，卻非要借助抽象詞匯。您怎么看這種學術生態？

張靜：這個問題要分幾種情況來看。第一種情況，我們過去的教育往往以“深奧”為榮耀。說得讓別人聽不懂，就說明學問高。它其實是一種競爭心態——不是為了平等對話、互相吸收知識，而是為了“贏”得地位。

我認為好的知識是質樸的、簡潔的、平實的。能把一個復雜問題說得清楚，才是真的理解得深。簡潔并不是簡單，簡單是講次要，丟重要，而簡潔必須選擇重點，知道哪些可以暫時忽略，而不是把所有復雜性都堆出來。

第二種情況，是詞匯濫用。一些研究會認為創造新詞就是“創新”。但很多時候，已有的詞匯已經足夠用了，完全沒必要發明一個新的。如果真的是發現了一種全新的現象、沒有概念能描述，當然可以創造一個概念。但不要為了創新而創新。

還有一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不同學科本身的抽象性差異。比如哲學概念本來就很抽象。如果你是搞經驗研究的，就可能會覺得那些太深奧。這個沒辦法，是學科的特點決定的。對于這些東西，不是拒斥，而是學習對于研究者更重要。比如，很多優秀的經驗研究者，是因為他們具備哲學知識。

我自己指導論文時會強調，不必為迎合大眾去犧牲準確性，但如果有一個通俗詞匯能準確表達，就盡量別用深奧的詞。好的學術表達不應該把人繞進云霧，也不應該排斥抽象，因為抽象能力有助于將局部經驗中的發現一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