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一救出來，靳云鵬拍拍屁股回了雞公山，至于那兩個游擊支隊，他再沒正眼看過一回。

老洋人這下可樂壞了，他打著“剿匪”的旗號，把周邊各縣的團防一一收編。

至于錢糧，也得有來路。他照靳云鵬那句“就地籌餉”的話辦事，理直氣壯地敲官府、勒士紳，該給的交出來，不給也得給。

被禍害得最狠的是那些有地有錢的人。他們不敢硬來，便聯名上書，遞到了吳佩孚桌前。

吳佩孚心里有數，表面不說，轉身就下了一道命令：老洋人部即日起東調，赴豫東“就食”，離開豫西老窩。

就這樣，這位“就地籌餉”的剿匪司令，被人連夜請出了老巢。

話說到了1923年春夏交替之際，老洋人又掛了個“豫邊游擊司令”的頭銜，堂而皇之地駐扎到了豫東歸德一帶。

此處不比豫西，經濟稍微好些，走南闖北的商賈云集。

歸德轄寧陵、柘城、鹿邑、永城等縣，按說也歸中央，但老洋人不管這個。

他不認官府那一套，照舊令各鄉村“交糧交款”。原本一畝地稅五角錢，他眼睛一翻，直接提到了一元三角；若有人說“官府未批”，他就翻翻白眼，說：“我就是官。”

那年，大煙雖被明令禁種，但禁是禁，種還是種。地方上官員裝瞎，種了就當沒種。

老洋人抓住這個空子，號稱“護煙苗”，每畝收六塊大洋。

軍服穿破了？不要緊，他把這“福利”發給了村婦。讓人家的女人從白天縫到黑夜，衣服做出來，槍口對著自己。更妙的是，一分錢不付，還當成“貢獻”。那些婦女有的忍氣吞聲，有的夜里偷偷哭。可哭也沒用，第二天還得繼續做。

這一帶本就是蘇魯皖豫交界，亂得比鍋底還黑。

大桿小桿林立，三教九流混雜，今天你搶我一回，明天我打你一槍。

老洋人倒也不是莽漢，他不打沒準備的仗，私下里把這些土匪都串了起來，分頭積糧，備馬養兵，說等時機一到，就來個大的。

于是這片地方出現了一個奇景：匪在兵中，兵在匪中，誰也說不清誰是官，誰是賊。

鄉間流傳一句話：“穿軍裝的搶你米，穿短褂的拿你命。”

當地士匪一窩蜂冒出來，到村里只講一個數：每畝交兩斗麥。不交？好說，燒房、打人、抄家，一氣呵成。

外來的桿子遇到追剿，便往歸德一鉆，鉆進去就像進了佛殿，官軍也只能圍著轉圈子。

城里人擠得滿滿當當，房租漲得比米價還快，富人跑得跑，窮人留著挨宰。

一個個望著滿地兵腳印和斷瓦殘磚，只能嘆氣，不敢作聲。

吳佩孚對這支“招安出來”的部隊向來是不放心的。

他心里門兒清：這不過是一群披了羊皮的狼，改編是緩兵之計。

到了1923年10月，吳忽然下令讓老洋人部“入川作戰”。美其名曰抗敵，實則送死。

老洋人不是傻子，他當年被招安過一次，差點沒命。

這回索性明著抗命。吳佩孚一看，你這老洋人還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當即借此派兵“平叛”。

老洋人一接消息，便帶人反旗再舉，南奔北突，三省亂竄，從豫西打到鄂北，再沖到陜南，一路打一路退，累得人仰馬翻，傷的死的連數都懶得數。

這時候，他手下早已人心不穩，糧草不繼。

土匪們整天靠干糧啃樹皮，連牲口都瘦得像火柴棍。

更要命的是，百姓早學乖了，聽說匪隊來了，跑得比鳥還快。

滿地空城，吃不上飯，帶再多槍也沒用。挨餓幾頓，人心就散，兵痞就變，隊伍里怨聲四起，隨時準備另投新主。

1924年1月，老洋人被官軍圍困于陜縣西北的老爺頂。四面皆敵，無處可走。

他整日沉默，眼神呆滯，說話越來越沖，動不動就罵，連參謀長丁保成也被他摔過茶盞。

1月12日，他忽然召集所有桿首開會，眾人面色如土，不知又要殺誰。

果然，剛坐下，老洋人就拍案而起，吼了聲：“李二黑！”

李二黑被點了名，渾身一顫，起身磕頭。

“你他媽敢背著我去勾結官軍？”

“冤枉啊，我哪敢！”李二黑喊。

“哼！”老洋人冷笑：“你當我是瞎子？給我拉下去，砍了！”

這時丁保成和其他人紛紛起身求情。老洋人眼都不抬，冷冷說：“不干你們的事！規矩就是規矩，誰求也不行！”

他以為李二黑是單干，卻不知這一切正是丁保成策劃的。

丁早看清局勢，知道硬撐不過是送死。

他原想用吉倫女教士作籌碼跟官軍談個“體面收編”，奈何老洋人聽不得“招安”兩個字，動輒就翻臉。

于是丁暗地里與幾個心思活絡的桿首商量，若談成了，自然最好；若談不成，那也得讓張慶閉嘴。

只可惜，李二黑不夠精明，被老洋人瞧出端倪。

當老洋人一意孤行，執意要殺時，丁保成冷著臉，說了句：“既然這樣，咱們散伙罷。”

此言一出，老洋人勃然大怒，猛地拔出手槍。

話未出口，只聽“砰”的一聲，他自己應聲倒地，鮮血從后腦冒出來，地磚都被染透了。

張慶死了，然而“老洋人”卻沒死。

從1924年1月中旬起，豫鄂之間仍到處都是打著“老洋人”旗號的桿子，一時間竟像有一百個張慶在禍亂人間。

有人說老洋人原名其實不叫張慶，是叫張廷獻，有人說是張名盛，還有人叫他張國信。

究竟哪個是真？誰也說不準。

老洋人的來去，大抵不過十來年；可他攪動的風浪，可以說是蔓延半個中原。

細數起來，他的軌跡無非是“進村——擄人——搶糧——殺人——放火”，從豫西走到豫東，再從皖北殺到鄂南，兜兜轉轉，始終還是那一套老路子。

在鹿邑，他要起事，便縱兵搶劫，把縣衙洗了三遍，連床板都抬走。

在淅川，他被官軍圍住，氣急敗壞，一怒殺了四千口人，燒了兩萬多間房屋。至于勛陽，更不必細說。他的部下專搶年輕婦人，捆了就帶回去“暖被窩”，死了便就地埋了。據傳，兩三百條命就這樣沒了，連個碑都沒有。

有人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可那是古人講理時的口氣，在老洋人眼里，百姓不過是草，見風就倒，燒起來也容易。

他行過之處，山破、廟塌、人亡、屋毀。這可不是他一個人的錯，而是當時整個時代的爛。

近代中國，災荒頻仍，尤其江北一帶，十年九荒。

從1840年到1938年，淮北地區一年一災，水火不分家。而阜陽，自清道光至宣統，光有文字記載的水災就有六次。

旱一回就斷糧，澇一次就死人。小農經濟扛不住天災，一場水退下，十村剩一。

淮河以北，地處夾縫，又冷又濕，雨水說來就來，不來就旱。

一會兒熱得冒煙，一會兒淹得發霉。官府不作為，百姓靠天吃飯，餓久了就紅了眼。

1906年，黃水成災，無業者遍地是。飯沒得吃，田種不起，就有人“下山”。那年之后，各處桿子亂竄，有混得好的成了旅長，有餓死街頭的連草都不剩。

老洋人也不過是其中一個

而且那時候的皖西北，說白了，就是黃淮之間的一塊亂地，橫著是河南，豎著是安徽，拐個彎還能碰到江蘇和湖北。

古人文雅，說這里“襟帶長淮”，東可連三吳，西通陳許，南接荊汝，北達梁宋，實為“梁宋吳楚之沖，齊魯汴洛之道”。

聽起來像是兵家必爭之地，其實就是誰都想來、誰也管不過來的地方。

這種地方，天生適合土匪。地廣、路雜、邊界模糊。

什么“查紅胡”“捻匪”，早年就在這片地頭玩過了，劫完河南跑安徽，燒了亳州逃淮南，來回幾個州縣，沒一個能攔得住。

有人說這是“三不管地帶”，其實不是不管，是管不過來，抓了一個，三個又冒出來。

清末民初，皖西北已成了政府的“視覺盲區”。

那些年，所謂“客匪”橫行無忌。什么叫客匪？就是從外地竄來的桿子，落地就地生根，誰搶得動誰說了算。

從1912年起，皖北就出了個王金妮，女人也扛槍打仗，搶完徐州再燒碭山；再往后就是老洋人、李老末、王老太之流，河南來的最多，一股一股地往皖西北灌，像黃河決堤，想堵也堵不住。

老洋人就是這么混進來的。那時候的皖西北，正所謂“官兵匪一家，三者通吃”，兵可以當匪，匪也能改編當兵，只要認個“督軍”，一頂軍帽就能保命。

一夜之間，殺人犯穿上軍裝，就能收糧收稅。

可別說這是“偶然”，這叫制度性潰爛。

北洋一會兒打直皖，一會兒打奉張，兵來兵去，全是為了官帽。地面上的小軍閥也不爭氣，拉桿子當兵、招土匪保縣，今天當旅長，明天造反。

皖西北，農村經濟早已破產，政治權威也跟著蒸發。農人有田也種不起，交完苛捐雜稅，還得應付三四股“部隊”，一個寨門貼三張封條，誰都說自己“奉命征糧”，可到底誰在奉命，奉誰的命，沒人說得清。

這些年，水災接著旱災，旱災挨著蝗災，一年四季，百姓沒喘氣的機會。

災過之后，一地荒草，一屋孤墳。老百姓沒法活，自然也就不想講什么禮義廉恥。

有人拉桿子進山，有人投了“地方部隊”，更多的，則是被土匪搶了兒子，擄了女兒，最后也就成了桿子里的一員。

于是，官不成官，匪不似匪，老百姓被夾在中間，死聲不敢吭，活路也沒有。

說到底，若不是舊政府早已爛到骨頭，像老洋人這樣的土匪未必真能橫著走。

直到建國前后，在黨和人民的努力下，這股膿包才被硬生生割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