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律師 編輯|劉律師
中國律師行業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競爭與壓力。近年來律師人數迅猛增長,從2017年的36.5萬人增至2024年的近90萬人,增幅顯著。下圖展示了2017年至2022年中國執業律師人數的增長情況:
中國執業律師人數增長趨勢(2017-2022年)
數據來源:司法部
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有執業律師65.16萬多人,每萬人擁有律師約4.6人。預計2025年這一數字將突破90萬。如此龐大的供給使行業內卷加劇,“案源為王”的現實讓不少年輕律師陷入焦慮。在深圳,超過55%的青年律師將案源壓力視為首要困擾。杭州的一項調研也顯示,有一半以上的青年律師羨慕同行擁有豐富案源。
競爭激烈的背后,是法律服務市場的”二八分化”。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前任會長王寧曾用”二八定律”形容律師界的案源分配:20%的律師做了80%的案件,另外80%的律師只能分享剩下的20%業務。這意味著大部分普通律師面臨著案源匱乏的困境。在一些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律所規模小、資源有限,大部分律師屬于這80%的群體。他們缺少律所支持,只能靠個人開拓案源,收入微薄且不穩定。一位業內人士感嘆:“優秀的律師從來不加班,因為24小時都在工作”—頂尖律師忙得連軸轉,而大量年輕律師卻為找不到案子發愁。
案卷
收入方面,律師行業呈現兩極分化的”金字塔”結構。頭部律師年收入動輒數百萬元,而大量基層律師收入僅維持溫飽。據統計,2024年中國約有50%的執業律師年收入不足50萬元人民幣。四川的一份青年律師調查報告更揭示了殘酷的現實:60%的青年律師年收入低于10萬元,只有不到1%的人年收入超過50萬元。
四川青年律師年收入分布(截至2022年8月)
數據來源:四川律師協會
如此懸殊的收入差距,使得不少青年律師感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即便在律師事務所內部,資源分配也嚴重不均。一些大所的明星合伙人掌握著大部分案源和利潤,而年輕律師往往只能拿固定工資,甚至沒有案源提成,“干得多拿得少”的現象普遍存在。這種內部資源分配的失衡,進一步加劇了行業的內卷和焦慮。
除了收入,職業發展的瓶頸也讓不少律師感到迷茫。在傳統觀念里,律師是”越老越吃香”的職業,但現
實中晉升合伙人并非易事。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一些年輕律師即使能力出眾,也可能因為缺少人脈
或業績不夠而長期停滯在”資深律師”或”顧問”的位置,難以上升到合伙人階層。這種”晉升天花板”現象
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尤為突出,許多律師熬到35歲仍未成為合伙人,職業前景的不確定性引發焦慮。
同時,律師行業對學歷和背景的要求越來越高,“內卷”從職場延伸到學歷:2024年全國考研人數達438萬,其中不少是希望轉專業進入法律行業的中年人。高學歷人才的涌入,讓基層崗位的競爭更加激烈。正如有業內人士所言:“經濟不好,客戶付費能力下降,律所對律師的要求卻越來越苛刻,不漲薪甚至降薪,但要求提高,還在以各種理由淘汰人員”。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游戲”成為律師圈的真實寫照——要想在行業立足,不僅需要過硬的專業能力,更要學會在激烈競爭中爭取資源、拓展人脈,才能避免被淘汰出局。
從其他行業到律師的艱辛跨越
在律師行業的”生存游戲”中,有一群特殊的玩家:他們原本在金融、建筑、媒體等不同領域擁有穩定職業,卻在中年選擇跨界轉行成為律師。這其中有對職業理想的執著追求,也有對現實壓力的無奈選擇。
案例一:金融精英的轉身。楊蕾是一名93年出生的姑娘,曾在銀行工作5年,憑借出色業績做到私人銀行客戶經理,年薪高達50萬元。然而,銀行工作的高壓和考核讓她身心俱疲-“忙到沒有喝水和上廁所的時間,考核指標像天文數字,一般人根本完不成”。高強度的工作加上無法兼顧家庭的愧疚,使楊蕾在2021年毅然決定辭職,追求兒時的律師夢想。她利用業余時間備考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僅用5個月啃下20多本教材,一舉通過法考。隨后她考取同濟大學法律碩士,并在2022年成功入職一家律師事務所,成為一名實習律師。從銀行高管到實習律師,楊蕾的收入出現斷崖式下跌——實習律師月薪只有幾千元,遠不及過去的零頭。但她甘之如飴,“我太喜歡律師這個職業了,享受在庭上為當事人據理力爭的過程”。楊蕾的故事沖上熱搜后,網友紛紛感慨”銀行太心累了”,同時也有人質疑她放棄高薪是否值得。面對質疑,楊蕾表示”不后悔”,并建議年輕人慎重權衡自身能力與平臺,不要盲目跟風轉行。在她看來,律師職業帶來的成就感和價值感,是金錢無法衡量的。
案例二:建筑工程師的中年逆襲。應立鋒原本是一名建筑行業的管理者,年近30歲時已是公司總監,年薪30萬元左右。然而,建筑行業的不景氣讓他感到危機,他毅然裸辭備考司法考試,在2017年成功取得資格并申請實習。成為實習律師后,應立鋒經歷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曾經的管理層如今每月工資不到2000元,僅夠基本開銷。他沒有選擇去北上廣等一線城市,而是回到浙江安吉的縣城執業。憑借之前積累的行業資源和人脈,應立鋒積極開拓法律顧問業務。他主動聯系親友和老同學,很快拿下了第一家顧問單位。此后幾年,他的業務穩步增長,第三年的收入終于追平了過去做建筑時的水平。到了執業第四年,應立鋒的年收入已穩定超過百萬元。如今他負責著十幾家企業的常年法律顧問,每年僅顧問費收入就有四五十萬元。應立鋒坦言,在縣城做律師人脈資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主動出擊、廣結善緣。他的經歷證明,即使人到中年從零開始,只要堅持和努力,仍有機會在律師行業實現逆襲。
案例三:媒體人的理想之路。陳春梅曾是一名資深媒體記者,高強度的新聞工作讓她身心俱疲。“逃離996,追求時間自由”的念頭促使她萌生了當律師的想法。在她看來,律師可以”獨立執業”,時間相對自由,不像記者那樣天天趕稿熬夜。抱著這樣的憧憬,陳春梅通過法考進入律所實習。然而現實很快給了她當頭一棒——律師工作遠比記者更累,加班寫材料、準備開庭是家常便飯。“本以為能掌控時間,結果發現比做記者更累”,她無奈地感嘆。不僅如此,從記者轉行律師,陳春梅還面臨專業知識和實務經驗的巨大空白。她在實習初期沒有任何法律思維,“怎么接案、辦案、處理糾紛、和當事人打交道,我什么都不懂,那時候很迷茫”。好在她虛心學習,半年后便具備了獨立辦案的能力。為了拓展案源,陳春梅從今年5月開始運營個人小紅書賬號,希望通過自媒體吸引客戶。盡管過程艱辛,但她依然堅持著最初的理想。在一次成功幫當事人翻案后,她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當你把案子逆轉的時候,就會很有價值感” 。陳春梅的故事反映了許多跨界律師的心聲:理想與現實的落差需要用堅持和熱愛去彌合。
中年律師深夜伏案學習,桌上放著書本和臺燈
上述案例只是眾多跨界律師的縮影。據統計,35歲以上跨行業轉行當律師的比例已從2020年的12%激增至2024年的27%。越來越多的職場人把律師視為”再就業的終極選擇”之一,甚至有人調侃”律師、送外賣、跑滴滴”已成中年失業者的三大出路。律師職業之所以受到青睞,一方面在于其社會地位較高、工作相對自由,且不青春飯,經驗越豐富越有價值。另一方面,法考報名門檻相對公平,只要通過考試就有機會入行,這給了許多轉行人士希望。然而,理想豐滿現實骨感。中年轉行者往往要面對多重挑戰:首先是經濟壓力 實習階段收入微薄,一線城市實習律師月薪普遍只有2000-4000元, 三四線城市甚至低至幾百元。許多人不得不動用積蓄來熬過這段”收入真空期”。其次是年齡與心態的調整-40歲的人要和20多歲的年輕人一起當”菜鳥”,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一些人自嘲”中年重返青年”,要拋棄過去的資歷從頭開始。再次是專業和經驗的欠缺-宋——非科班出身的新人在法律思維、實務技能上需要時間補課,容易產生迷茫和挫敗感。正如一位轉行律師所說:“法考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盡管如此,仍有無數追夢者選擇踏上這條艱辛之路。他們中有的成功站穩腳跟,實現了職業轉型;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在殘酷的現實中折戟沉沙。據報道,只有約23%的跨界律師能在3年內實現收入回正,近三成的人在溫飽線上掙扎。律師行業的”生存游戲”對這些半路出家者尤為殘酷:沒有人脈、缺少經驗的他們,往往要付出比科班生更多的努力,才能在激烈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
律所生態:金字塔結構下的資源爭奪與生存法則
律師行業的激烈競爭,在律師事務所內部體現得淋漓盡致。幾乎所有律所都呈現出嚴格的層級金字塔結構:從底層的實習律師、助理律師,到資深律師、顧問,再到合伙人,層級分明,等級森嚴。這種結構決定了資源和利益的分配方式。在金字塔頂端的是少數合伙人,他們掌握著律所的大部分客戶資源和收入來源;而底層的年輕律師則往往處于”食物鏈”的末端,工作辛苦卻收益微薄。
在許多律所,“提成制”是主要的分配模式。即律師個人承接的業務收入,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給律所,剩余部分歸自己所有。這種模式下,能否拿到案源直接決定了收入高低。有案源的律師(尤其是合伙人)可以獲得豐厚提成,而沒有案源的年輕律師只能拿固定工資甚至零提成,收入相差懸殊。以某大型律所為例,一位資深合伙人每年創收上千萬元,個人提成可能高達數百萬元;而剛入行的助理律師月薪不過萬元左右,還經常需要加班到深夜。這種”貧富差距”在律所內部屢見不鮮。正如業內所言:“20%的律師做了80%的業務,80%的律師分20%的收入 。 一些資源匱乏的小所里,大部分律師屬于這80%的群體,他們既沒有律所支持,也沒有穩定案源,只能自己四處找案源,收入勉強糊口。
除了收入分配不均,律所內部的晉升機制也充滿挑戰。通常,年輕律師要經過多年的考核和積累,才有機會晉升為合伙人。這個過程不僅看業務能力,還看人脈資源和對律所的貢獻值。許多律師熬了七八年甚至十來年仍無法成為合伙人,只能以”資深律師”或”顧問”身份繼續執業。在一些大所,合伙人席位有限,競爭異常激烈,往往需要排隊等待甚至”論資排輩” 。 這種情況下,不少有才華的年輕律師選擇跳槽或另立門戶,以求發展空間。但獨立執業談何容易- 沒有平臺支持,新人更難獲取大客戶。于是又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留在原所,繼續”熬資歷”。如此循環,使得律所內部形成了一種微妙的生態:高層合伙人牢牢掌控資源,中層律師努力爭取晉升,底層新人則拼命表現以求留下來。
在這樣的金字塔生態下,資源爭奪成為律所生存的重要法則。大客戶、大項目往往由高級合伙人親自掛帥,年輕律師很難直接接觸。為了獲取鍛煉機會,新人不得不主動“搶活干”,加班加點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以期得到賞識和更多機會。一些律師形容自己的狀態是“24小時待命”,隨時響應客戶和合伙人的需求。在“案源為王”的壓力下,不少律所甚至在招聘時也把“能否帶來客戶資源”作為隱形標準。有合伙人坦言,雖然不會公開承認,但在招助理時確實會優先考慮那些有人脈、能拉案源的人。因為對于律所來說,“客源就是生存線和生命線”。正因如此,一些自帶資源的“空降兵”律師往往能迅速在律所站穩腳跟,而缺乏資源的“草根”律師則需要付出數倍努力去開拓市場。這種現實加劇了律所內部的馬太效應:強者(有資源者)愈強,弱者(無資源者)愈弱。
面對金字塔生態帶來的困境,一些律師事務所開始探索改革,比如推行公司化管理、團隊協作和收益共享等,試圖打破“各自為戰”的局面。然而,改變談何容易?傳統提成制的優勢在于激勵直接、規則簡單,但弊端是律師個人利益與律所長期發展脫節。為了平衡這一矛盾,不少大所開始嘗試“計點制”等新的分配方式,將合伙人的貢獻度量化為點數,再根據點數分享利潤。這種制度鼓勵律師為律所整體業績努力,而不僅著眼于個人案源。但即便如此,短期內完全消除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并不現實。
對于年輕律師而言,要在金字塔生態中生存和上升,需要掌握一些生存法則。首先是積累人脈和案源。主動拓展客戶關系、維護老客戶、爭取轉介紹,是每個律師成長的必經之路。哪怕在實習階段,也要留意學習如何與客戶溝通、挖掘需求。正如應立鋒所說:“在縣城做律師,資源人脈很重要,需要主動出擊,廣結人脈”。其次是提升專業能力和口碑。在競爭中,過硬的專業素養和認真負責的態度會為你贏得口碑,客戶和同事的信任能帶來更多機會。再次是學會團隊合作。金字塔結構下,單打獨斗很難成功,年輕律師要善于融入團隊,在配合中展現自己的價值,獲取資深律師的指導和提攜。最后是保持耐心和韌性。律師職業的成長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新人往往需要經歷一段“坐冷板凳”的時期。只有堅持學習和積累,熬過最初的艱難階段,才有望迎來職業上升的轉折點。
總之,律師圈的生態猶如一場殘酷的生存游戲:資源有限,競爭激烈,每個人都在努力往上爬。在這個過程中,有人功成名就,有人黯然退場。然而,正是這種競爭和壓力,不斷篩選和塑造著律師隊伍。對于那些堅守初心、勇于拼搏的人來說,律師行業依然充滿魅力和機遇——它能讓人在挑戰中迅速成長,在成功代理案件時獲得巨大的成就感和榮譽感。正如楊蕾所說:“我很享受在庭上為當事人據理力爭的過程”。這種職業榮譽感,或許正是支撐無數律師在“生存游戲”中堅持下去的動力。在可見的未來,隨著中國法治建設的推進和法律服務需求的增長,律師行業仍將蓬勃發展。但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律師圈的“游戲規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都將持續存在。每一位踏入這個行業的人,都必須做好準備,在競爭中不斷提升自己,才能在金字塔的階梯上站穩腳跟,實現從“生存”到“發展”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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