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聊美國 / 加拿大電影《甘蔗》。
片名Sugarcane (2024),別名加拿大原住民之殤。
19世紀末,加拿大政府以“解決印第安人問題”為名,建立百余所寄宿學校,交由天主教會管理。
原住民兒童被強制帶離家庭,禁止使用母語、踐行傳統文化,被迫接受“白人化”改造。這些學校的真實面目其實是系統性虐待的溫床。
百余年間,上千名原住民兒童在此遭受虐待、性侵、秘密埋葬。紀錄片《甘蔗》的鏡頭緩緩掃過白雪覆蓋的山谷與靜謐的湖泊,揭露平靜之下的痛楚。
本片重點關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寄宿學校“圣約瑟夫傳教所”。
在這里發生的事情駭人聽聞。女學生遭神父性侵后誕下的嬰兒被丟入焚化爐;逃跑的孩子被吊打致死;幸存者用指甲在谷倉木板上刻下名字,如同囚犯標記刑期。
2021年,探地雷達在學校舊址發現50座無標記墳墓,孩童的骸骨與紐扣、發卡一同深埋。這些碎片拼湊出的了一場持續百年的文化滅絕。
導演朱利安·諾伊謝特的家族史正是這場災難的縮影,也是他制作本片的動力。
他的父親埃德出生在圣約瑟夫,祖母凱葉作為學生被神父性侵。
埃德尚在襁褓時,就被裝進冰淇淋桶扔進焚化爐,所幸被夜班工人救出。這段經歷成為家族禁忌,直到朱利安舉起攝像機對準這塊傷疤。
創傷如遺傳病,從祖母凱葉的羞恥,到埃德的自我放逐,再到朱利安的疏離感,三代人被困在同一個傷口里。
埃德一生酗酒,逃避回憶,他知道母親曾想燒死自己,無法愛自己。埃德還為此拋棄了朱利安,不可能負責。
這種代際創傷在社區中蔓延。前酋長里克·吉爾伯特是神父性侵女學生所生的孩子,他自幼被同一名神父虐待,卻始終虔誠信奉天主教。
鏡頭跟隨他前往梵蒂岡,教皇方濟各用意大利語念完道歉稿,輕快地說“再見”。
道歉之后就沒有然后了,教會至今未交出施暴者名單,未賠償幸存者,甚至為定罪神父提供庇護所。
電影的另一條線索,是調查員夏琳·貝洛和惠特尼·斯皮林的追兇之路。
她們翻遍檔案,拼湊出施暴神父的調任記錄。一名神父在圣約瑟夫性侵兒童后,被教會轉移到另一所學校,繼續作案30年。夏琳的叔叔曾在此自殺。
調查越深入,越顯荒誕。一位修女早在1940年代就寫信舉報神父惡行,得到的回復是:“請繼續守護孩子們的道德。”政府記錄中,死亡兒童被標注為“逃跑時凍死”,卻無人追問他們為何寧愿凍斃也要逃離。
夏琳將證據釘滿墻壁,無聲充滿無奈,這種有組織長時間的種族滅絕行為絲毫不會受到懲罰,甚至真相都被掩蓋。
影片結構如拼圖,多條敘事線并行。
朱利安的家族傷痕、里克的信仰掙扎、夏琳的真相追索、現酋長威利·塞拉斯的政治斡旋齊頭并進。
這種碎片化敘事恰似創傷記憶本身斷裂、跳躍。當朱利安在傳統舞蹈比賽中奪冠,身披羽飾縱情跳躍時,鏡頭突然切回圣約瑟夫的廢墟,歡慶與傷痛僅一幀之隔。
《甘蔗》不是一部“好看”的電影。它讓人坐立難安,十分難受。
歷史不會因掩埋而消失,《甘蔗》撕開白人文明社會的偽善面紗,直視殖民主義。它無法立刻帶來正義,但至少能讓世人聽見那些湮滅在焚化爐中的哭聲。
殖民傷痕未愈,
三代血淚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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