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畢業季，他們或早就拿著offer，或心懷忐忑，還在找工作的路上。

近日 ，一個崗位為桂林市平樂縣同安鎮便民服務中心的政審名單公示，讓一起發生于半年前的校園虐貓事件重新進入公眾視野。當華中農業大學給予嚴重警告處分的蘇某某，以考生身份出現在事業單位招聘考察名單中時，輿論場瞬間被點燃。這場爭議的特殊性在于，它既非簡單的道德譴責，也非純粹的制度探討，而是將社會對大學生“過錯者改過自新”的復雜態度，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之下。（源自大皖新聞、胡錫進自媒體賬號等）

胡錫進提出的“給機會”論如同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的漣漪遠超預期。支持者高舉“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古訓，認為大學生犯錯不該被終身貼上標簽；反對者則以“虐貓行為折射心理扭曲”為由，擔憂潛在風險。這種撕裂背后，實質是社會對大學生錯誤行為懲戒邊界的深層困惑。我們需要追問：當大學生為錯誤付出代價后，社會是否應當為其保留回歸正常生活的通道？這種通道的開啟，又該以何種方式守護公共利益？

去年12月，華中農業大學給了該生處分通報：2024年10月至11月間，五次將人用藥物投喂流浪貓。這個細節值得玩味——大學生投喂對象是流浪貓而非寵物貓，藥物選擇是人用而非烈性毒藥，行為持續月余卻未升級。這些特征既無法為其虐殺行為開脫，卻也暗示著該生或許存在某種扭曲的“救助”幻覺。華農給予的嚴重警告處分，已然完成對其行為的否定性評價。但當這份記錄跨越校園，成為社會招聘的參考坐標時，評價標準的天平開始搖晃。

事業單位招聘中的政審環節，本質是公共利益與大學生個人權利的博弈。便民服務中心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從業人員需要直接面對群眾，處理就業服務等民生事務。這種崗位對道德品行的要求，自然高于普通職業。但問題在于，現行制度并未對“道德瑕疵”的認定給出量化標準。該生虐貓行為是否構成“品行不良”？學校的行政處分能否直接等同于政審不合格？當輿論審判裹挾著民意洶涌而來，招聘單位不得不面對兩難抉擇：嚴格按制度執行可能招致”缺乏人文關懷“，以及不配合大學生就業工作的批評，網開一面又恐被扣上”縱容惡行“的帽子，同時也埋下可能的隱患。

在這場爭論中，胡錫進提出的”將命運交給身邊小環境“的建議雖然有風險，但頗具啟示。相較于簡單的”封殺“或”放行“，構建階梯式矯正機制或許更具現實意義。比如，在政審環節引入心理評估，考察這名大學生是否完成心理干預；在試用期間設置觀察期，由用人單位動態評估其工作表現與人際關系；建立道德檔案追溯期制度，讓大學生在承擔后果的同時看到希望。這些設想雖然需要完善，但至少為破局提供了新思路。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輿論場存在將大學生個體行為過度泛化的傾向。從虐貓考生延伸至”研究生錄取資格“”公務員資格“的討論，本質上是對政審制度尺度的試探。我們必須堅守法治原則：學校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有著明確界限，道德譴責與法律制裁更需區分層次。當大學生的過錯未觸及法律紅線時，社會應當允許其通過實際表現重建信任，而非將其推入”永久性社會死亡“的深淵。

回到事件本身，蘇某某的政審結果尚未公布，但這場風波希望達成某種共識：我們既需要守護社會道德底線，也要為迷途大學生預留歸途?；蛟S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將犯錯大學生釘在恥辱柱上，而在于幫助其完成從”被懲罰“到”要改變“的心理轉化。當桂林的山水依舊靜默流淌時，我們期待看到的是一個既能捍衛公序良俗，又保有溫度的社會矯正體系。畢竟，衡量文明程度的標尺，不僅在于我們對善的推崇，更在于如何對待那些曾經失足卻渴望重生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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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只是示意，與內容無關，侵聯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