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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娃哈哈:誰是宗馥莉的敵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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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梅欣 編輯/張廣凱)

今年端午節前夕,浙江娃哈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關鍵的一步工商變更——宗馥莉正式接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長職務。這意味著娃哈哈完成權力交接,她將全面掌舵娃哈哈企業。

就在同一天,1000多公里外的西部某省的一家娃哈哈工廠里,李瑞(化名)接到了崗位強行分流的通知。他在這家娃娃哈的乳品產線工作超過10年,自今年春節以來卻持續停工。根據通知,如果他不接受分流的安排,將會按曠工處理。

自2024年2月娃哈哈原董事長宗慶后去世之后,圍繞著“國民品牌”娃哈哈的企業經營、二代接班、股東變動、股權變化、“體外”資產、企業經營變化、停工停產等一系列的風波,持續不斷。

對于過去一年的動蕩,不知道宗馥莉是否有過預期。

從近幾年接受的采訪來看,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宗慶后之間性格的差異、管理方式的不同、看待事物的區別,也知道娃哈哈的員工對她風格的“不適應”。

這些差異,使得這家30多歲的中國民族企業,在應對消費市場變化的同時,還要面對“掌門人”的更替,一場劇烈的“陣痛”難以避免。

“陣痛”自上而下,全面蔓延。從家族到公司,從董事會到股東,從部門條線到產品,從經銷商到基層員工,無一幸免。甚至合作者、競品與消費者,都受到波及。

宗馥莉自己,也未能躲過——她的輿論好感度在爭議中被反噬、并錯失了二度樹立在娃哈哈口碑的機會。

2024年宗慶后去世之時,出于對這位企業家的緬懷和愛戴,人們對娃哈哈的認可度和隨之帶來的銷售量都達到了頂峰。以至于宗馥莉在當年7月經歷“辭職風波”時,在輿論層面仍獲得了不少力挺。

然而,僅僅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風波連續不斷,讓大眾對于娃哈哈品牌的信任和對宗馥莉的口碑快速發生逆轉。

作為曾經的娃哈哈集團品牌公關部長,不知道她是否預判過每一個重大決策所能帶來的影響。

但是如果回顧歷史,人們會發現,其實娃哈哈如今的逆境,也并非宗馥莉一手造成。娃哈哈這艘老舊的大船,一直都需要一個改革者。

宗馥莉無疑是一個激進的改革者,給自己樹立了很多敵人。但她是否懂得,認清敵人固然重要,但認清朋友同樣重要?

國資?民企?

在娃哈哈涉及的諸多爭議中,一個最為核心的質疑在于,娃哈哈這家企業,到底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

這個性質決定了宗馥莉在繼承宗慶后股權之后擔任娃哈哈新一任“掌門人”是否合規,也決定了正在進行中的“娃哈哈”商標的轉讓、集團多個業務環節向宏勝飲料出現的傾斜,有沒有引發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

這個問題,早在10多年前的“達娃之爭”時,就是人們關心的焦點,但時至今日,仍令外界感到困惑。

它同時還困擾著一些被迫要求改簽合同的娃哈哈基層員工。

有員工對觀察者網表達出他們的疑問:未來到底是在為娃哈哈工作,還是為接班的宗馥莉工作?服務企業主體性質的不同,在他們心中的意義也不同。

之所以存在這樣的質疑,和長期以來娃哈哈集團介于“民企”和“國企”之間模糊的面目,以及娃哈哈集團的復雜的股權結構和歷史,有著重要關系。

目前,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主要有3位股東:持有46%股權的大股東杭州上城區文商旅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杭州上城文旅”),持股29.4%的宗馥莉,以及持股24.6%的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基層工會聯合委員會。

上城文旅大股東的身份,讓娃哈哈集團的“國企”身份具有了合理性。

對于上城文旅大股東身份的由來,在2015年出版的宗慶后自傳《萬有引力原理》中,曾有過詳細的說明。

娃哈哈成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和如今的商業環境完全不同,從事商業活動仍有被扣上“投機倒把”帽子的風險。

因此,大量民營企業在當時商業規則真空狀態下,或主動或被動地戴上“國有”、“集體”的“紅帽子”。“一方面為了好聽好看好辦事,另一方面是為了安全。”

對于出資情況,自傳中提到:娃哈哈前身杭州保靈兒童營養食品廠的啟動資金,全部來自宗慶后及員工代銷花粉的預付款和銀行貸款,“國家并沒有一分錢投資,完全依靠企業自籌資金滾動發展起來”。

不過,杭州保靈兒童營養食品廠的誕生,上城區相關部門確實提供過幫助。

中國經濟網2007年的報道中提到,1987年宗慶后在杭州市計劃委員會申請的校辦企業,有上城區教育局校辦企業辦公室提供的10萬元貸款、調撥的10萬元設備、以及劃撥的場地、調配的工人,同時校辦工廠享受著多項國家政策上的優惠。

這些都為娃哈哈后來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和環境,但也在產權歸屬上留下了爭議。

類似的歷史遺留問題,不少民企曾經借助企業改制的機會進行“正本清源”。宗慶后在上世紀90年代也曾試圖解決過,然而即便在1999年時任浙江省副省長過問的情況下,上城區國資委也只轉讓了5%股權給娃哈哈職工持股會,并形成了延續至今的股權架構。

由于經歷了復雜的發展歷程,時至今日娃哈哈集團在娃哈哈體系內的占比并不高,以2022年末凈資產計算,集團資產占整個娃哈哈系總資產的15.67%,營收占比也僅為2.74%。

娃哈哈核心的生產、營銷、投資等業務,并不在集團架構下,而是在宗氏持有股權架構之下。集團的國資身份和占大多數的民企資產,共同形成了娃哈哈系龐大的架構。

然而,這樣的架構搭建已近20年時間,它并不是在宗馥莉治下才形成的。

可以說,娃哈哈歷經30年發展出如此龐大的商業版圖,和時代的飛速發展,以及和宗慶后作為民營企業家強大的商業嗅覺、極度的勤奮、強大的企業家特質和個人魅力分不開。

但這一切,如果沒有當年上城區的幫助,又會如何發展?

只是,歷史沒有假設。

商標資產轉讓 ,國資為何不攔?

另一個爭議問題在于,具有極高價值的“娃哈哈”商標轉讓。

今年1月底,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官網上進行“申請收文”備案,娃哈哈集團將對387件“娃哈哈”系列商標,轉讓至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后者的實控人是宗馥莉。這引發了“國資流失”的爭議。

對此,娃哈哈集團在2月的聲明中提到,“娃哈哈”系列商標初始登記在集團名下,食品公司成立時,集團公司以“娃哈哈”系列商標作為出資注入食品公司……同時,部分商標以資產轉讓方式由食品公司向集團公司購買。據此,食品公司獲得“娃哈哈”系列商標所有權……之后因集團公司與外資公司之間歷史糾紛緣故,未完成商標轉讓備案登記,并非因其他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的禁止轉讓事由。

聲明最后提到,“娃哈哈”系列商標登記在集團公司名下期間,食品公司作為商標實際權力人長期自用,并持續授權集團公司及其關聯方使用“娃哈哈”系列商標。

但這和宗慶后自傳中的表述不相符。2007年12月10日,正在經歷“達娃之爭”訴訟的娃哈哈集團和食品公司,收到杭州市仲裁委員會的判決,確認從1999年12月6日起,娃哈哈集團與食品公司于1996年2月29日簽訂的《商標轉讓協議》已經終止,“娃哈哈”商標屬于娃哈哈集團所有。

泰和泰(南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肖盼律師表示,當年食品公司的發起人有外資企業,隨著之后的股權轉讓,食品公司的控股權如今已經回到了宗氏手中,在這個過程之中如果產生了訴訟或仲裁,那么無論過了多久,只要沒有按照程序被依法推翻,這些訴訟或仲裁的結果至今仍是有效的。

因此,在娃哈哈集團能公開說明其中緣由之前,至少其聲明的內容,和早前的公開判決相悖。

如果“娃哈哈”商標歸于集團,而娃哈哈集團又是國企性質,那么幾乎沒有代價的轉讓條件,是否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肖盼認為,從娃哈哈集團公司公開公示的股權架構來看,國資占股46%,是國有參股企業,而國資的管理及國資行使股東權利,有《公司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許多的法律法規進行規制,是否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不能僅憑轉讓對價的多寡進行判斷。

在市場層面對娃哈哈眾多“國資流失”的指摘當中,杭州上城文旅的態度也頗值得玩味。

對于從面上看利益最受侵犯的大股東,以及正在進行中“娃哈哈”系列商標轉讓,上城文旅并未公開阻止;對于外界普遍的質疑,杭州上城文旅公司面對媒體的回復是:“娃哈哈集團經歷40多年的發展,這一過程積累了一些問題,我們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會依法依規推動相關問題的解決。”

肖盼表示,不排除一種可能,就是除了公司公開的股權結構外,面對如此復雜的股權結構和歷史過往,公司章程可能有比較明確的權利義務劃分。此外,股東之間是否存在授權、管理協議,外界都難以獲知,因此也形成了外界目前看到的局面。

“或許有外界難以理解的部分,但這其中必然有其原因。”肖盼認為,如果真的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國資委完全可以通過要求召開股東會議、行使股東權利。甚至是發起訴訟等等一系列方式進行阻止,不可能聽之任之:“即便是中小股東的權益受到侵害,也可以提起法律訴訟維護權利,更何況是占股46%的大股東。”

在如今娃哈哈管理權爭奪激烈的背景下,或許歷史遺留的股權結構到了亟需澄清的時刻。不管結論如何,當下的社會,已經足以大方承認民營企業家的奮斗價值,也有充分的底氣來保護國資利益。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不過,考慮到企業性質問題長期以來并未給娃哈哈經營造成什么負面拖累,國資甚少干預企業事務,人們不禁要問,宗馥莉近期的動作,真的是在針對國資,還是另有目的?

今年宗馥莉治下的娃哈哈出現新的問題是——部分娃哈哈工廠產線自春節之后,停工至今。在崗位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員工又面臨強制“分流”。與此同時,娃哈哈以飲用水為代表的產品,則頻繁被消費者發現存在代加工的情況。

這種“自家產線停工停產,代加工企業如火如荼”的情況,引發了網友對產品的質疑,也引發停產工廠員工的不滿。

有停產工廠的員工表示,所在省份的娃哈哈產品并非市場沒有需求:“去年省內市場銷售額一億多元,所以停工讓人難以理解。”

而突如其來的崗位變化、銳減的收入以及長時間未被正視的訴求等,是大量員工在宗慶后時代未曾遭受過的對待。

《21世紀經濟報道》統計了娃哈哈在全國18個涉及停工停產的產線,包括深圳娃哈哈榮泰實業有限公司、大理娃哈哈飲料有限公司、重慶娃哈哈廣盛飲料有限公司等多家負責娃哈哈生產的企業。

觀察者網從上述部分停產產線員工處獲得了停工通知,對于工廠線停產的原因,娃哈哈方面給予的理由是,“公司因股東爭議問題,生產線暫時停產”。

觀察者網對停工的11家企業的股權關系進行梳理后發現,除個別企業外,大部分停產產線企業的股東結構存在相似之處,都有宗馥莉及杜建英共同出現的身影。部分企業中,還出現2023年前后加入、擔任董事的宗繼昌、Jacky Zong等人員。或許,他們才是宗馥莉真正的目標。

公開信息顯示,杜建英1991年進入娃哈哈集團前身企業,是參與娃哈哈成立初期的老員工,更是宗慶后親自招聘的娃哈哈第一批知識分子員工之一,之后曾擔任娃哈哈集團黨委書記。

宗慶后的自傳中提到,也提到了杜建英。在達能通過百富勤最初接觸娃哈哈進行初步談判的時候,娃哈哈方面由宗慶后和杜建英前往香港談判,律師沒有參與。

2010年后,杜建英創立了三捷投資集團,主要涉足生物醫療、新能源、新材料等關聯的產業投資領域。與此同時,她還參與諸多與教育產業相關的投資。

不過,企查查顯示杜建英名下相關聯的企業中,娃哈哈生產相關、仍然在業及存續的企業約有12家,幾乎均在停工停產的企業名單中。

以其中一家停產企業為例,早在2007年,杜建英就已經是這家工廠的董事。但廠內工人告訴觀察者網,自己在廠里多年,從未聽說過杜建英的名字:“還是最近從媒體的報道中,才知道是我們廠股東之一。”

相比于杜建英,宗繼昌這個名字恐怕就更讓人陌生了。

截至目前,國內媒體對于宗繼昌的身份鮮有報道,但他與Jacky Zong或為同一人。而海外媒體曾報道,2024年12月,Jacky Zong曾與Jessie Zong、Jerry Zong一起作為原告,在香港就一個銀行賬戶爭議起訴宗馥莉。

無論娃哈哈的工人是否了解這些名字,他們都成了當下最大的受害者。盡管宗馥莉的”宏勝系”工廠可以為他們提供分流,但條件并不令人滿意。

觀察者網獲悉的停產產線,主要來自乳品產線,而非生產純凈水的水產線。事實上有員工表示,廠內幾次要求停工產線員工分流至廠內水線,或”宏勝系”水線:“但是崗位不充裕,一個水產線崗位要乳品產線幾個員工分。宏勝工廠的待遇差很多,沒有工人想去。”

宗馥莉治下,將是什么樣的“娃哈哈”?

停工停產最直接的影響是,基層員工的收入銳減。有至今仍在待崗的員工透露,停工后的收入不足正常工作時的三分之一,生活陷入困境,僅一個廠里就有近200人有相同遭遇。有媒體統計,目前停工產線涉及的工人約有1500人。

他更擔心娃哈哈曾經“不裁45歲以上員工”的傳統被打破。作為最基層的一線員工,這意味著他們將在勞動力市場失去競爭力。

雖然“35歲就業危機”早已廣泛出現在各行各業,但在娃哈哈的企業文化中,這同樣是一項巨大的變革。

娃哈哈在宗慶后時代,企業有著著名的“家文化”氣息,而宗慶后就是這個家庭的“大家長”。這種管理方式帶著上世紀國企工廠風格,宗慶后試圖努力讓員工對企業有家的感受,其中的舉措包括提高員工福利待遇,和經銷商親密鏈接,使得娃哈哈知名的“聯銷體”固若金湯,員工團隊穩定,并在市場上具有良好口碑。

但硬幣有兩面,宗慶后“一言堂”的風格、事無巨細的管理、員工在高福利下缺乏積極性等問題,也讓這家企業呈現出品牌老化、缺乏活力和自主性的特征。

這樣的企業管理風格,和自青少年時期接受西方教育、崇尚制度化管理的宗馥莉大相徑庭。

她不止一次地公開表達對娃哈哈“家文化”的質疑,不諱言企業大部分決策來自于宗慶后本人,其他人只需要執行。她認為企業老員工應當厚薪退休而不是繼續做顧問,員工高福利給企業帶來沉重的成本。

她也直言因為“家文化”給企業帶來的問題:產品工藝不夠領先;品牌形象老化,在具有消費力的年輕群體中沒有認可度;市場過于下沉并依賴經銷商鋪貨,在一二線市場缺乏話語權。

在她的表述中,娃哈哈急需進行合規化管理,并完成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一定程度上,宗馥莉說的是事實。2014年,娃哈哈集團的全年營收入曾達到720.43億人民幣,但前幾年已滑落至500億左右。如果不能重振業績,屬于老員工的“家”也未必能一直安穩下去。

調整管理機制,必然是一個痛苦的選擇,但痛苦跟錯誤并不總是劃等號。2024年,娃哈哈的營收重新回到了700億。

不過另一個問題也值得討論:宗馥莉變革的方式是否過于“強勢”,并帶著一些“疏離和傲慢”?

用停工停產的方式與股東進行博弈,是將基層員工的生計押上了棋盤;去年完成700億銷售指標后,今年娃哈哈無疑面對更大的規模壓力,這本是更需要團結一切力量的時刻,宗馥莉卻在年初的經銷商銷售會議上,罕見地設置了千萬級銷售額才能參會的門檻。

去年7月,宗馥莉用辭職“硬剛”的方式,將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矛盾公開化。宗慶后的弟弟在社媒上公開評價:

“她最大的問題是:接班娃哈哈不應該考慮如何做大規模,如何賺錢,如何大刀闊斧改變現狀。她首先要考慮是如何做好事,做慈善,讓所有人都認可你,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發現很多問題,也可以發現很多人才,自然而然讓大多數人認可你的接班。

她卻反其道而行之,火力四開,鋒芒畢露,應了古語:“剛易折”。

從發展的角度而言,現代制度下的企業,沒有哪家不以規模為目標,以利潤為準繩,這在目標上沒有對錯,但宗澤后表達的,是對她方式手段的不滿。

或許,娃哈哈龐大體系下錯綜復雜的關系,只有將其一手建立,并深諳中式平衡術的宗慶后所能維持的。在他身后,接受精英教育的新一代,既不想也無力讓企業繼續在這樣體系下長治久安。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在表達了對前一代企業管理制度和風格的不滿,并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新任接班人,還沒有做出可以看齊前人,創造與之比肩的產品和品牌,并帶領這個龐大的商業帝國,攀上行業新的高度。

宗馥莉有過她的努力,跨界聯名、二次元主題營銷,搭建哈寶平臺、嘗試做新的茶飲品牌,她試圖讓娃哈哈在新消費群體中提高聲量。

但人們仍然會質疑,撐起700億銷售額的筋骨,有多少來自宗馥莉的改革,又有多少來自于宗慶后的“遺產”——良好的品牌口碑和廣泛的知名度、開發幾十年并仍有高銷量的傳統產品線,以及可以視為娃哈哈防火墻的渠道方式“聯銷體”。

過往固化的傳統連同美德正在被拋棄,而新時期的規則和優勢也尚未發育完全。

只是,縱然市場仍有質疑,但娃哈哈的“宗馥莉時代”已經必然到來了。在經歷接連的“陣痛”之后,娃哈哈是否能夠如她公開表達的那樣,最終實現向現代化企業治理的轉變,并煥發出新的激情和活力,是橫貫在她面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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