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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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財評論員

正言正行方能構筑起市場公平競爭矩陣。

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這一定于10月15日起施行的關乎市場競爭的基礎性法律，條文數由原來的33條增加到41條，將近年來新出現的內卷式競爭、混淆行為、大數據殺熟、刷單、惡意交易等現象納入規制范圍。

新現象、新問題的有法可依，凸顯立法對經濟社會的敏感適應能力。新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不僅修改規模和范圍大，而且很多修改內容注重清晰化表述、確定性處理，有助于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助力斧正市場競爭行為。

《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人們的急難愁盼問題上精準發力，有效契合了經濟社會變遷的航向，不僅有效精準助推專業化市場競爭，而且有助于加速推進分工專業化、社會化，進而有助于規范基于新媒體賬號等形成的新就業和商業生態的競爭秩序。

同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遵循不正當競爭行為內含涉嫌侵權的邏輯，這有助于搭建受損者評價模型，真正基于合法權益的傷害程度，量化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同時，讓對侵權行為的規范和處罰，更精準把脈到相關行為損益的邊際定價，使得侵權行為者更有切膚之痛，為量化法律的威懾力提供實現路徑和可能。

當前技術變革在促進經濟社會生產率的同時，也使市場的諸多不正當競爭行為更為復雜、隱秘，如一些平臺基于用戶數據推出的精準算法和技術等，表面上以平臺比消費者更了解消費者的優勢示人，但這種了解背后是一種商業侵權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非明晰獲得確定授權而使用用戶數據，明顯侵害用戶數據權益，這導致許多基于算法、技術、平臺規則實施的涉嫌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同程度存在著經營者欺詐、脅迫、避開等違法違規行為。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增加了關于侵害數據權益的規定，無疑有助于對這種復雜、隱秘的侵權行為進行明晰的疏導和規范。

而且，諸如刷單、殺熟、“跳轉”及二選一等，都存在平臺經營者利用數據、算法、技術及平臺規則，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現象。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這些新現象、新問題做出適度規范，將有助于完善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面對平臺經濟衍生的定價規則“霸權”，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也亮出鮮明立場： 平臺經營者不得強制或者變相強制平臺內經營者按照其定價規則，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此類行為表面是“讓利消費者”，實則以擠壓商家合理利潤為代價，扭曲資源配置邏輯，擾亂市場競爭秩序。這一條款有助于規范平臺運營者行為，打造公平競爭的平臺運營環境，讓競爭回歸質量與服務創新的正途。

當然，與時俱進的法律要轉變為市場公平競爭的善治力量，需要更多的配套制度和治理體系。

一方面，需要在執法中明晰，法律的規范并不是簡單的令行禁止，而是施行后給市場帶來怎樣的應力結構變化，各規制主體和利益相關者如何感知與回應新增的法律條款內容，并在對各相關主體的跟蹤分析中有效度量其帶來的行為和相對價格的變化，即法律能否真正成為人們遵循的行為準則，不至于出現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主要源于各方能否在遵從新的法規中獲得正收益或福祉。

為此，要讓修訂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真正成為人們愿意遵從的行為準則，并非主要依賴于法律的強制力，而是法律給市場主體所能帶來的邊際凈收益。

另一方面，良法轉變為善治，在考慮強化監管的同時，更需豐富人們的維權護權渠道和能力。這是因為法律的善治屬性，依賴于法律實施中形成的信息結構、約束條件等因素，這些因素決定了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現成本和概率等，如不對稱信息存在，會增加執法者在真實世界的可觀察成本和法律合約成本。獲取成本構成了法律實施成本的一部分，也影響著法律威懾效力。

鑒于此，良法善治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給予市場更多維權護權空間，強化市場自律自治能力，讓市場供需雙方和競爭對手等基于各自利益，形成相互制衡相互促進的關系，這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價值依歸，也是市場公平競爭的內核訴求。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法律是搭建市場善治的橋梁。為懲治不善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提供有法可依的評判標準，這是善治的第一步；要真正營造市場公平競爭秩序，還需走出嚴刑峻法的單一維度，真正基于法律規范市場的行為邏輯，讓法律的真實規范成為人們市場活動的行為準則。這種法律的行為內化，需要將法律內植為市場主體行為的邏輯自洽，需要營造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市場場域。

微信編輯| 七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