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文匯講堂176-4“全球南方在文明交流中共振與互鑒”上，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成主講，上篇以《楊成：全球南方多在做這件事，構建本國復興敘事》刊發，此為下篇。

講座的圓桌環節，楊成與上海市區域國別學會會長姜鋒、該校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顧力行（Steve J. Kulich）和巴基斯坦國際文化遺產管理委員會成員納西姆·汗（Nasim Khan）展開圓桌互動。近180位聽眾現場參與，上觀APP等五個平臺直播，1.5萬人次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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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部主要論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后成為主導范式的“民族－國家”邏輯正在走向終結，而越來越多“全球南方”國家正在基于“文化自覺”意識重新書寫本國歷史，并日益通過民族和國家偉大復興的類似敘事重構國家認同，文明維度正成為政治、經濟之后的一種觀察“全球南方”當下和未來發展趨勢的新視野，文明互鑒必然會登上21世紀的“全球南方”歷史舞臺。

上外附中學生有的用同翻，有的不用，雙語講座是他們自我檢驗

從文明互動到文明互鑒

文明互動是歷史常態，但文明互動并不等于文明互鑒。

此前，無論是湯因比還是亨廷頓，都認為全球范圍內存在著遠少于國家數量的文明。一旦突破這一思維定勢，用“文明－國家”替代“民族－國家”，包括“全球南方”國家在內，各個“文明－國家”必定通過與差異性或大或小的“他者”，在交通、交往、交流等自發互動行為中豐富、完善和提升自己，并因此獲得了自己的文化自覺與獨特身份。

*全球南方不能滿足于被動的文明互動

“全球南方”在政治意義上的興起，一定程度上是美西方的主動塑造、印度等南方國家相向而行的結果。

大國戰略競爭的持久化、普遍化和常態化，已深深嵌入到國際權力轉移、大國關系重組、國際體系轉型和國際秩序重構的復雜進程中。為了守住念念不忘的“自由國際秩序”，頂住所謂“中國對此秩序的沖擊”，美國在構建包括俄羅斯、土耳其等西方邊緣國家的“大西方”計劃未能如愿后，開始謀劃削弱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的影響力，因此試圖把“全球南方”單列，通過將中國、俄羅斯、伊朗單獨塑造成幾乎與其自冷戰期間經常使用的“邪惡軸心”同義的“全球東方”，強行定義新的“三個世界”，借此孤立中國。

2025年5月27日，東盟-中國-海合會峰會舉辦，各國表現出自己的獨立選擇 圖源新華社

而印度等國更想借船下海，利用美國的“全球南方”議程搭便車，利用中美競爭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大量南方國家都不想在主要大國之間選邊站，因此類似于歷史上的“不結盟運動”，自覺形成一股力量、一波潮流。這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呈現出來的國際失序這一核心變量有關。“全球南方”國家必須主動構建新的世界規范，參與新的秩序塑造。

*吸收他國長處并反哺他國才是關鍵

“全球南方”國家雖然普遍反對霸權與西方中心主義，但在政體類型、治理結構、資源稟賦、歷史經驗、文化傳統與價值理念上又存在顯著差異，共同身份的建構面臨巨大挑戰。依賴歷史上常見的被動的文明互動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在“文明－國家”的視野進行有意識的文明互鑒。

2023年3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全球文明倡議首次提出 圖源新華社

文明互鑒多為出于主觀意愿而有意識地學習和借鑒他者文明，是一種更高自覺性的互動。承認和尊重的文明多樣性只是最基本的前提，自覺參照、消化、吸收其他“文明－國家”的長處并最終反哺給其他國家才是關鍵。

從世界歷史的視角看，文明互鑒在歷史上相對較少，這是因為當時各國之間的通勤便利遠不及全球化時代，因此決定了即便有互鑒，也是“互”的成分多，而“鑒”的成分少。文明互鑒強調的是參照者、學習者的主觀能動性，重點并非主體性。因此，從被動的文明互動到主動的文明互鑒，是“全球南方”真正崛起的必然選擇。

在價值立場上，尋求根本改變國際政治的霸權結構，建立一個公正的“后霸權世界秩序”。

在認識論上，文化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構成，各個文明在世界文明演進變化中發都揮重要作用。

在規范意義上，試圖重新闡釋文化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主張世界秩序的規范基礎不是也不能由某種強勢文明單獨界定，而是在各“文明－國家”之間的相互對話中加以建構和鞏固。

在生成過程上，在文明對話、文明交流、文明競爭甚至是較為極端的文明對抗中因互鑒，各方自覺建立了妥協與協調機制而最終獲得被各方均能接受的普遍性。

如何實踐文明互鑒？將心比心

如何真正做到文明互鑒呢？費孝通先生提出“將心比心”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他在93歲高齡時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了《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其核心意思就是，文明之間沒有高下之分。所有文明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相互之間只能比照、借鑒、學習、消化、吸收，最后促成自身的發展壯大。費孝通先生特別強調，這就是他所主張的“美美與共”的最高境界。

應該說，費孝通先生所主張的“將心比心”在本質上就是承認多重主體性和多重普遍性，是對“民族－國家”框架內隱含的默認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的精神規制下，我們習慣于強調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也就是“民族－國家”一律平等。而在“將心比心”的邏輯里，僅僅強調這一點是不夠的，還要強調文明是一律平等的。

*將心比心的邏輯：由我內出發到無外境界

龐樸提出“一分為三”看世界，趙汀陽主張“大度”而非“寬容”

讀懂世界、讀懂地區、讀懂國別，往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很多認知偏差。這種難以真正走進“他者”，甚至連走近“他者”都難以做到的重要原因，在于普遍存在但又很難自知的“種族中心主義”，或者叫“我族中心主義”。

“將心比心”則不一樣，它的邏輯是從“我”、從“內”出發，最終達到“無外”的境界。趙汀陽研究員曾說，中國文明思想方式特別有意思，我們是“大度”而非“寬容”。中國主張的大度是不討厭他人并因而容易接受他人，而西方青睞的寬容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討厭他者但強心壓制這種討厭，因而在實際上很難真正接受他人。

“將心比心”對“文明－國家”的文明互鑒具有特殊價值，因為其基本精神在于“化”，并且最重要的是經由“以己化他”達到“化他為己”的終極目標。“將心比心”從來不是單行道，而是雙向的、對話的、互鑒的。無論是初始階段的“以己化他”，還是最終階段的“化他為己”，“化”的本質都是互鑒。

按照趙汀陽的理解，“化”的底層邏輯是“天下為家而無外”。這種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引申出的世界觀表明，既然世界是由無數個最小單元“家”組成的，因此“無外”就意味著只有內部而沒有不可兼容的外部，霍布斯文化中的“自然狀態”假定及其必然引發零和博弈就可能被共和博弈所取代。

因為，在此情形下，“與本土不同的他鄉只是陌生的、遙遠的或疏離的, 但并非對立的、不可容忍的和需要征服的。”可以說，在“將心比心”方法的指引下，一旦無外原則變成世界尺度，整個世界自然而然可以為了全人類共同利益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而這恰恰會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心比心、無外思想的實踐案例

分享幾個案例。

歷史與田野實踐。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在馬里開展田野調查時獨自走向水源時，因屢遭當地向導阻攔而心生不滿，直至得知實為防范鱷魚襲擊后方才釋然。這一田野調查中發生的誤會說明，在缺乏“將心比心”理性認知的情況下，文明互動極易導致誤解。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足跡遍及現今44個國家

上合組織20年實踐。以1996年“上海五國”機制解決邊界問題為例，其成功依賴于各方平等、尊重與理解的合作態度。這種機制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推動了后續上海合作組織的穩健發展，并成為中國外交遵循原則。2022年，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提出了“撒馬爾罕精神”，2025年6月，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上提出了“中國－中亞精神”。

歐盟發展的重要設計師之一的讓·莫內認為，“人類本性并沒有改變，但當國家和人類接受了同一準則和制度并確認其適用性時，他們相互之間的行為就會改變。這是文明進程本身的一部分。”

這三種精神之所以能夠同頻共振，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合作雙方能夠做到“將心比心”，并在此過程中積累起充分的信任，最終變得“無外”，也因為“無外”而日益大度，因大度而創造更多的合作空間，從信任到更大信任的完美循環。此次峰會簽署了80多個合作協議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帶一路”的文明邏輯。“一帶一路”“五通”中，最重要但也最難做到的就是民心相通。“一帶一路”的文明維度即民心相通，要求我們超越地緣政治邏輯，真正將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貫徹到底。如果不能做到“將心比心”，民心相通只會淪為可望而不及的想象。所以，“一帶一路”的底色是地緣文明方案，隱含了超越“民族－國家”的“文明－國家”思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光明的發展前景。

*“文化翻譯”：是語言翻譯，更是文明對話與轉換

王銘銘教授及其提出的“文化翻譯”

區域國別學承認復雜性、特殊性、地方性，它最重要的邏輯是去中心主義。是建構跨文化理解的知識中介。王銘銘教授曾專門撰文介紹人類學的“文化翻譯”（Culture Translation）傳統，龐樸研究員多年來圍繞“一分為三”撰寫了大量著述，知名跨文化交流專家顧力行（S. J. Kulich）教授進一步提示：“文化翻譯”不僅是語言層面的翻譯，更是文明意義上的對話與轉換。凡此種種，皆為“將心比心”做了充分的注腳，也使后者理應成為理解文明差異與實現文明互鑒的最重要工具。

在我看來，文明互鑒不是空洞的號召，而是構建全球南方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邏輯與方法路徑。“將心比心”作為其核心原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穿透“我族中心主義”、實現多元文明共生的認知框架。未來，唯有建立在平等、理解與尊重基礎上的文明對話，才能真正推動人類社會走出沖突循環，邁向共享未來。

整理：李念 金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