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約800萬因打架、斗毆等被治安處罰的人，將不再終身背負違法“標簽”。近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審議通過，其中明確“建立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引發各界關注。

此前，《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已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有觀點認為，“舉重以明輕”，對重的刑事犯罪記錄都要封存，那么更輕的行政處罰記錄當然也要封存。此次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建立治安違法前科封存制度，說明著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也是落實決定的一次有益實踐。

新修訂的法律除明確封存制度外，也規定“有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條款，意味著用人單位如確有需要了解勞動者的治安違法記錄，必須以“國家規定”為依據。

有學者對此表示，此前一些用工單位在招聘時要求勞動者提供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明確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后，將減少此前的諸多就業歧視。

公安機關查處治安案件年均超800萬起

6月27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其中新增的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相較于草案一審稿，修訂后的法律將治安違法記錄封存范圍從“未成年人”擴大至“全體公民”，上述新規也標志我國正式建立了“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受過治安處罰的人將不再終生背負違法“標簽”。

南都記者了解到，現實中的治安違法現象并不罕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2023年，公安機關查處的治安案件年均超800萬起，涉及人數龐大，其中盜竊和毆打他人兩類治安處罰合計占五成。這也意味著，每年都有龐大數量的人因各類治安違法行為受到處罰，其中多數是輕微違法。

根據法律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是指對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治安管理處罰的種類包括警告、罰款、行政拘留以及吊銷公安機關發放的許可證。

與犯罪記錄一樣，雖然目前僅有《未成年人保護法》《證券投資經紀法》等法律明確規定對違法前科者的資格限制和行業禁入，但現實中，行政違法記錄的影響甚遠，導致有治安違法前科者的從業資格和自由受到諸多限制。

治安違法記錄“終身化”負面效應顯現

近年來，治安違法記錄“終身化”帶來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眾多受過治安處罰的人中，違法記錄已成為他們生活中沉重的 “枷鎖”。

2022年，18歲的安徽男孩小陽因無法忍受父母遭受他人辱罵，動手打了對方，被警方處以治安拘留的行政處罰，因此背上了治安違法記錄。在此后的征兵中，小陽因為治安違法記錄而失去征兵資格，無法完成他小時的夢想，甚至在應聘酒店服務員時，也因為治安違法記錄而被拒絕錄用。

小陽感到不公，“我已經受到了懲罰，為什么還要背著一個標簽活著，走到哪里都要被排擠、被歧視，難道人的一生只能有一次機會嗎？”

38歲的李毅也因為一次賭博的違法記錄而失去工作。李毅初中畢業后就去外地打工，在各個廠礦企業做工人，供家中3個孩子讀書，2022年底回家過春節期間，他因與朋友在家打輸贏幾塊錢的麻將，以賭博違法被警察帶到派出所，處以行政拘留10天的處罰。次年4月，李毅工作的企業讓他回去上班，捎帶開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李毅因有賭博違法記錄而無法開具證明，他也因此失業。

“小陽和李毅的生存困境是前科人員面臨普遍問題的一個縮影。”全國人大代表朱征夫曾持續多年呼吁建立輕罪前科記錄封存制度，此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時，他也曾多次在全國兩會期間提交關于“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提案，呼吁修改刑法第100條中的前科報告制度，設立與目前刑法輕罪和過失犯罪懲處相配套的前科記錄封存制度；規定禁止對前科人員親屬的歧視性待遇。

同時，他認為，有些行政處罰記錄侵害當事人及其近親屬的勞動權和平等權，根據舉重明輕原則，也應參照建立相應的行政處罰記錄消滅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前科查詢制度，限制查詢主體，讓“改過自新”真正落地。

朱征夫告訴南都記者，自2020年他提交《關于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提案》后，陸續有曾受過刑事處罰、行政處罰的公民寫信給他，講述因為前科遭遇的各種資格、權利、機會的限制或剝奪的歧視性待遇，前科記錄不僅影響本人，甚至對子女、家人就業也會產生“連帶”影響。一位陜西的農民曾寫信給朱征夫，講述自己因為一次沖動被處以治安拘留5天的處罰，女兒在教師考試中因父親的治安違法記錄而無法通過政審，失去了做教師的機會。朱征夫認為，目前的前科制度嚴重侵害了憲法所規定公民的平等權、勞動權和人格尊嚴，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發展。

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系落實中央部署，將減少就業歧視

朱征夫認為，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建立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與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有直接關系。

他表示，《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而“舉重以明輕”，對重的刑事犯罪記錄都要封存，那么更輕的行政處罰記錄當然也要封存。此次治安管理處罰法修改，明確建立治安違法前科封存制度，也說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目標正在逐步實現，也是落實決定的一次有益實踐。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朱征夫分析，每年800萬左右的治安違法記錄，也容易造成社會分裂和矛盾激化。很多單位相應制定內部條例禁止有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入職，前科人員找工作處處受阻，甚至連申請外賣騎手和工廠工人的崗位也會遭到拒絕。目前大規模適用的職業終身禁止的前科制度，必然會使前科人員的勞動權嚴重受限，成為其回歸社會的主要阻礙，甚至再次激發犯罪的產生。各行業對于前科人員再就業的過度限制和法律法規的擴張適用嚴重違反了憲法規定的公民勞動權。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注意到，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同時也規定“有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條款，這就意味著用人單位如確有需要了解勞動者的治安違法記錄，必須以“國家規定”為依據。

南都記者也關注到，此前已有地方對用人單位招聘時，要求勞動者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作出立法禁止。2023年2月通過的新修訂的《上海市就業促進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外，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在招用人員或者提供人力資源服務時，不得查詢勞動者的診療記錄、醫學檢測報告、違法犯罪記錄等信息。

上述條款明確將違法犯罪記錄信息作為與履行勞動合同無關的信息對待，明確用人單位在招錄勞動者時不得要求勞動者提供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

沈巋認為，此前一些用工單位在招聘時要求勞動者提供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明確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后，會減少此前的諸多就業歧視。

“有過違法犯罪行為的人，既然已經受到了治安或刑事懲戒，就不應該讓他們繼續背著‘罪名’——如同古代面帶刺字——生活，這就等于在法律懲戒之外又增加更大范圍內的社會懲戒。此外，政府掌握違法犯罪者的記錄，在當今，也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根據其違法犯罪的輕重程度、改過自新的程度對其進行不同的監控，而無需更多地動員社會力量來進行監控?！鄙驇h表示。

采寫：南都記者劉嫚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