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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哈塔米的上臺被稱為伊朗的又一場革命，但最高領袖的權威以及對國內權力斗爭的把握，使得哈塔米的現代化改革時進時退。

1、哈塔米的總統之路

賽義德·穆罕默德·哈塔米，1943年生于伊朗中部亞茲德省阿爾達坎的一個宗教家庭，小時候立志行醫，父親卻要其繼承教業。1961年至1964年，哈塔米在庫姆神學院和伊斯法罕大學學習伊斯蘭神學，在那里他接觸到了西方哲學，并獲得哲學學士學位。

1969年，他進入德黑蘭大學深造，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哈塔米本可以出國深造，但他選擇了重返庫姆，繼續學習宗教。當時的庫姆是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政治中心，匯聚了眾多知名學者、著名的宗教領袖和教法學家。哈塔米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學習，旁聽了許多著名學者和哲學家的課程，并從宗教改革派阿亞圖拉莫爾特扎·莫塔哈里那里首次深入了解到黑格爾、馬克思和其他流派的哲學思想。

在反巴列維國王的運動中，哈塔米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參加了德黑蘭的反政府組織“戰斗的神職人員協會”，并與霍梅尼之子艾哈邁德·霍梅尼和蒙塔澤里一起組織學生游行，散發傳單，印刷霍梅尼的講話稿。由霍梅尼簽署的很多宣言也是由哈塔米起草，他文筆流暢、文風清新，因而有“伊斯蘭革命的秀才”之稱，受到霍梅尼的鐘愛。

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哈塔米被任命為德國漢堡“伊朗伊斯蘭中心”的負責人。盡管有朋友向他提出，這個中心的舞臺太小，建議哈塔米繼續留在庫姆，但哈塔米指出，“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是真主在呼喚我去歐洲，不管這個中心是大還是小。我感覺到我不得不放棄去庫姆，前往漢堡可以更好地為廣大穆斯林盡到我的責任。”

在德國，哈塔米首次與西方直接接觸，在受外來思想文化影響的同時，他也積極地向歐洲宣傳霍梅尼的政治主張。

在婚姻上，1974年，31歲的哈塔米娶了扎赫勒·薩迪齊為妻，而扎赫勒是大阿亞圖拉侯賽因·阿甘·庫米的女兒，也是霍梅尼兒子艾哈邁德·霍梅尼妻子的姑姑。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后，哈塔米應貝赫什提、艾哈邁德·霍梅尼和穆罕默德·蒙塔澤里等人邀請，返回德黑蘭。

1980年，伊朗舉行第一屆議會選舉，哈塔米當選為議員和議會外交委員會成員。同年，他被任命為伊朗最大報紙《世界報》集團負責人。1982年，哈塔米開始擔任伊朗伊斯蘭文化指導部部長。

1989-1992年，哈塔米擔任拉夫桑賈尼政府伊斯蘭文化指導部部長。在此期間，他頂住保守勢力的壓力，在文化界采取寬松政策，主張言論自由，反對思想和文化禁錮與壓制，激勵伊朗的電影制片人參加國際電影節，放寬對書籍等各種出版物內容的限制，擴大進口外國雜志和報紙的范圍。此外，他還取消了音樂會實況轉播的禁令。

哈塔米主張擴大婦女的權利和自由，他取消了禁止婦女在公開場合唱歌的規定，允許女歌唱家帕里薩為婦女舉辦專場音樂會。哈塔米這些開明之舉不僅贏得了婦女和青年的衷心擁護，而且使伊朗的知識分子階層活躍起來，從而為哈塔米的總統競選打下堅實的基礎。正是他的開明政策遭到了議會和保守派的強烈反對，他的行為被指責為“西化”“削弱伊斯蘭教”，幾乎每天都受到批評。

1992年，他以“無力承擔建立更高文化的重任”為由被迫辭職。辭職之前，他警告說：“如果革命路線不給予修正的話，伊朗將會出現一個危險的苗頭。”

哈塔米辭職后，擔任拉夫桑賈尼的文化顧問和國家圖書館館長，過起遠離公眾的隱居生活。

1996年，拉夫桑賈尼宣布其總統任期結束，從而解除了人們對他修改憲法、試圖三進宮的懷疑，公開的總統選舉拉開了帷幕。11月，哈搭米正式宣布參選，在選舉前哈塔米堅稱：“拉夫桑賈尼先生的建設道路必須繼續，”在另一次演講中他強調，“經濟發展必須有政治發展的同步進行”。

支持他的團體主要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組織和建設公仆黨，他們認為，哈塔米的參選將會為競選注入新的活力，會帶來更多的民眾參與選舉。哈塔米開明的政治主張吸引了廣大民眾的關注，尤其是他對年輕人的重視和主張婦女加入內閣的觀點，得到了伊朗年輕人和婦女們的擁護，這對于年輕人占70%以上的伊朗來說，這一團體的選票不可小視。

1997年，改革派候選人哈塔米和保守派候選人納特格·努里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他們分別作為現代主義和傳統主義的代表，政治觀點針鋒相對。

最終哈塔米贏得了69%的選票，成為伊朗新一屆總統。《伊朗時報》報道稱：“哈塔米贏了德黑蘭，也贏了其他省市的支持：他獲得了城市，也獲得了農村；既獲得窮人的支持，也獲得了富人的支持。”

哈塔米的支持者主要來自他的家鄉亞茲德，在那里他獲得了近85%的支持率，其次在布什爾、伊拉姆和法爾斯，他的支持率分別為84%、81%和80%，在納特格·努里的故鄉馬贊德蘭，哈塔米獲得了44%的選票。但正如阿薩杜拉·巴達姆謝安所說：“投向哈塔米的選票并不完全屬于他本人，因為只有得到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許可后，這種事情才會發生。”

2、與哈梅內伊的矛盾

如果一開始哈梅內伊就利用憲法監護委員會的人事篩選制度將哈塔米拒之門外，也就不可能有他未來的八年執政。因此，哈塔米的當選一方面是因為他開明的政治主張迎合了人民的要求，獲得廣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國內派系斗爭的結果。

1997年哈塔米上臺后，伊朗政壇出現了新氣象，政治派別及其斗爭逐漸成熟，也日益復雜。總的來講，由改革和保守兩大派別組成，但各派又有不同政見的小派別。在改革派內部，有以拉夫桑賈尼為首的溫和派，以伊斯蘭左派為代表的激進派，還有以哈塔米為首的改革派。其中，溫和派支持自由市場原則，主張政府干預經濟以確保經濟的平衡發展，其成員包括農民、技師、工商業者和教師等。激進派主張權力多元化，認為一個多元化的政治體制有助于他們重獲1992年議會選舉所丟失的權力，他們主張重新分配財富，認為極端的財富不平等將會毀壞宗教信仰和道德價值觀。

但激進派在社會文化和外交事務上沒有統一的觀點。很多人認為美國是一個傲慢的超級大國，致力于掠奪他國財富，另一些人又支持哈塔米提出的文明間對話。部分人對婦女在公共事務中作用的觀點與保守派極其相似，而又有些人甚至是女權主義的狂熱支持者。

以哈塔米為代表的改革派則主張建立在民主價值觀基礎上的公民社會，認為只有建立在公正基礎上的法治國家才能保持伊斯蘭政府的長治久安。改革派關注的重點不僅僅在經濟領域，還在公民自由和人權等問題上，其代表政黨是伊朗伊斯蘭參與陣線。

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權力之爭已是伊朗國內政治斗爭的主流，其間，宗教領袖的政治平衡術也表現得更加明顯。尤其是隨著哈塔米改革政策在國內帶來的爭論和批判，哈梅內伊和保守勢力對哈塔米開始展開攻勢。

1999年3月，議員阿里·扎德薩指出，相對于伊斯蘭政府的忠誠者，哈塔米更喜歡革命的敵人。扎德薩提醒人們注意，哈塔米曾經許諾抑制通貨膨脹，解決經濟問題，相反他的政府卻將時間浪費在“所謂的政治問題上”。他警告哈塔米，伊朗人選他做總統并不是要一個新的摩薩臺，只要他無視群眾的饑飽，總有一天，人們不會再沉默。

對于哈塔米的支持者認為總統被束縛手腳因而不能實現諾言的說法，扎德薩指責這是“天大的謊言”，因為這些支持者們都是些流氓無賴，是“披著羊皮的狼”，他主張將這些人逮捕起來。

1999年8月24日，哈梅內伊召見哈塔米及其內閣成員，責怪他們無視伊朗當前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把“第二位的問題”強加給伊朗人民。

他提醒哈塔米，人民再也不會相信空頭支票，國家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問題，撇開總統和內閣的責任，去關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是不可取的，追究作者們被暗殺的兇手是不能擺在國家議題上的。

盡管哈梅內伊對哈塔米也進行了表揚，但保守派更多關注的是哈塔米的過失，領袖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們指責哈塔米開了綠燈。

對于一個力圖擺脫依靠外來者的國家，對生產、投資和經盡管當前伊朗國內要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改革派的政治主張也越來越得到民眾的認可，但為防止激進的政治經濟變革毀壞伊斯蘭革命的基礎，在2004年的議會選舉和2005年的總統選舉中，宗教領袖再次動用了憲監會的人事篩選權，將大量改革派候選人拒之門外，從而保證了保守派對改革派的牽制。

宗教領袖在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維持平衡，其主要原因在于后霍梅尼時代，繼任的國家領袖不可能在個人魅力上超越前任，因此其在干預政治斗爭的過程中，領袖職能中的權威性會更少一些，而平衡的色彩更濃。

3、政治改革的舉步維艱

盡管哈塔米上臺后，伊朗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出現了新景象，但總的來看，保守勢力仍然掌握著國內重要的權力機構，其中包括憲法監護委員會。為打破保守派的掣肘，2002年，哈塔米提出了兩個提案，被稱為“雙子提案”。2002年9月1日，他提出的第一個提案是建議削減憲法監護委員會的權力，不讓他們隨意廢除參選人的資格。9月24日，他提出第二個提案是希望增加總統權力，賦予總統可以警告甚至懲罰行政和司法機構官員的權力。但憲監會都以提案違反憲法和伊斯蘭法而被否決。

隨著哈塔米改革的日益推進，保守派的打壓政策也隨之達到高峰。他們始終認為“伊斯蘭價值觀的底線要比國家領土的邊界重要一百倍”，“因為伊斯蘭價值觀的邊線也是真主信仰的底線”，因此防止外來文化的侵害，一定程度的自由限制對于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理論根基具有保護作用。

1998年，革命衛隊司令拉希姆·薩法維警告說，部分媒體已經變成反革命的老巢，如果有必要清除媒體中的非信仰因素，就應當動用武力。他認為，“西方的文化侵略是伊朗伊斯蘭政權的主要威脅，因而言論自由是危險的，革命衛隊也將不允許任何人動搖珍貴的革命信念。”

據報道，他曾揚言要割掉政治反對派的舌頭或處死他們。1999年學生暴亂之后，專家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亞茲迪認為鎮壓不同政見者的言論自由具有一定的正確性，同時也主張動用暴力來反對那些被認為是敵人的人。

1999年7月7日，議會在限制媒體自由上又更進一步。提出的新提案包括阻止反對派的記者、編輯從事任何形式的媒體活動，加強保守派在媒體行業的勢力，限制政府對改革派出版物的補貼等。1999年學生暴亂之后，保守派采取了新措施限制媒體自由。8月2日，司法部提交了一份闡述反政治罪的25點計劃草案，這一政治過失包括通過加劇人民差異來違背國家獨立、散布謊言和謠言、與外國大使館交換信息危害伊朗利益等。

保守派的政治理念使其與改革派之間的斗爭更加激烈，他們動輒關閉改革派有經營許可的雜志報社，迫害甚至暗殺改革派人士，首當其沖的是伊朗改革派的政府高官和在民眾中較有影響并有改革傾向的政治思想家，其中包括伊朗伊斯蘭文化指導部長穆哈杰拉尼、內政部長阿卜杜勒·努里和德黑蘭市長卡爾巴什奇。

穆哈杰拉尼曾公開指責保守派限制伊朗人民自由的做法，主張修改憲法，他的言論引起保守派的極為不快。由于他在1990年曾寫過一篇文章，提到過伊朗應與美國展開對話，保守派便以此為由頭，攻擊穆哈杰拉尼，“在對抗敵人的文化指導力量中，文化部長在內心缺乏對美國足夠的僧恨”，他不視美國為敵人，主張直接對話，因而不能擔任與伊朗政治體系命運休戚相關的國家伊斯蘭文化指導職位。

由于內政部長地位的重要性，對阿卜杜勒·努里的彈劾和打擊很明顯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意在打擊哈塔米的改革氣勢。努里則嚴厲指責保守派的專權，主張革命利益需要支持更多的自由政策。

1998年，在保守派的壓力下，努里被迫辭職，1999年11月被判入獄。德黑蘭市長卡爾巴什奇在首都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尤其是巴扎商人和年輕人們，但他開放的作風和對保守派的嚴厲批評使其最終也被打入監獄。還有對改革派思想家的迫害，其中包括阿卜杜勒卡里姆·蘇魯什、穆罕默德·穆杰塔希德·沙巴斯塔里、穆赫辛·卡迪瓦等。

4、畸形經濟結構的挑戰

此外在經濟上，伊朗畸形的經濟結構也是哈塔米政府面臨的一大挑戰。

首先，石油產業和非石油產業的發展失衡，使得國家預算和外匯支出嚴重依賴石油出口。其次，稅收不足，各種名目的補貼過多。據估計，伊朗稅收約占年GDP的6%-7%，其經濟的40%處于“地下”，每年有70%-80%的收入稅被逃掉。

盡管如此，據估計各種可見與不可見的補貼費用約占GDP的15%-20%，而這種補貼一方面使人們的人均消費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大量浪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會的不公正。因為87%以上的補貼是面向城市，最富有的10%的人口得到政府補貼的20%，而最貧困的10%的人口所占份額不足4%。

再次，公有機構和半政府機構的經濟運作缺乏透明度。

尤其是有保守派背景的伊斯蘭基金會的發展和壯大，嚴重挑戰到哈塔米的經濟改革。據稱，這些基金會控制著約40%的非石油經濟，并聲稱其年營業額僅次于政府本身。其資金總值約占伊朗國內生產總值的10%~20%，其中大部分是在伊斯蘭革命勝利后沒收來的企業及其資產。這些基金會的任務起初是將“進行殘酷剝削的資本家”在革命前積累起來的“非法”財產重新發給貧苦大眾。

1989年霍梅尼逝世后，這些基金會便拋棄了它們的社會福利功能，轉而從事直接的商業活動。它們不用繳納各種普通稅和進口稅，免稅進口從香煙到汽車的一切東西；它們不用遵守絕大部分政府規定，能夠從國有銀行獲得補貼性外匯和低息貸款：不需對中央銀行、財政部或其他政府部門負責。名義上這些基金會受到最高領導人的管轄，實際上它們的運作不受任何監督。

根據什葉派穆斯林的傳統，虔誠的商人應該將自己的部分利潤捐給當地的清真寺，由清真寺用這筆錢來幫助窮人，事實上許多這類基金會是直接向企業家強行索要部分利潤。然而由于這些基金會大多由激進的毛拉們掌握，因此其雄厚的資金通常會成為域外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財政來源，從而對伊朗的對外政策產生負面影響。

在哈塔米當政的8年中，盡管伊斯蘭民主政治深入民心，但在2005年的總統選舉中，改革派仍然敗給了提出將“石油收益擺在百姓餐桌上”的平民總統內賈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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