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天，臺北市靜靜的素書樓里，一位老人拄著拐杖站在庭前。他95歲，滿頭白發，面容沉靜，背挺得直。他知道自己要被趕出這個住了23年的家了。

不是戰爭，不是災難，而是“違規占用公產”的指控。通告下來，官員登門，他無處辯解。他沒抗爭，也沒求情，只是平靜收拾書籍，默默搬離。兩個月后，他在新住處去世。

這位老人，名叫錢穆，字賓四，現代中國最負盛名的史學大家之一。命運給了他長壽，卻沒給他善終。死前，他沒再見過無錫的老宅，也沒再看一眼海峽彼岸的太湖。生于大清，死于臺北，錢穆走了一生，最后卻連個安穩的書房也留不住。

出生在1895年，錢穆是江蘇無錫人，少年家貧，靠自學成才。17歲就當小學教員，20出頭就寫出史學文章。沒有正規大學文憑，卻硬是在當時學術圈站住了腳。上世紀30年代，他靠《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系年》《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作品，在北大、清華、燕京等名校講席輾轉，漸漸成為大家公認的“國學重鎮”。

他講課不用講義，也不用黑板，全靠脫口成章，語言清晰，邏輯緊密。連學生都說，聽他講課像聽故事，一氣呵成。尤其那句“我不是研究歷史，我是活在歷史里”，更成了他的寫照。他講歷史不為考據，不為資料積累，而是為解人心、明大勢。他始終相信，歷史不是學者的私產，而是國家的根基。

抗戰爆發后，錢穆隨學校遷到昆明，再到重慶，最后輾轉香港。1949年，他拒絕回北大，也沒隨政府撤到臺灣，而是滯留香港辦學。他和新儒家代表唐君毅、張丕介、牟宗三合力創辦新亞書院，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念，在學術界掀起極大反響。那幾年，他常講：我們不是亡國奴，要在文化上續命。

1967年，應臺灣當局之邀，他赴臺講學，落腳臺北外雙溪，在那里建了一座“素書樓”。這座書樓不大，前后不過幾間房，但四周皆是山水，環境幽靜。他在那里讀書、寫作、接待弟子、傳授學問。沒有車馬喧囂，沒有官場應酬，他說那是自己理想中“士人之境”。

整整23年，他筆耕不輟。臺灣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都曾受過他影響。他在素書樓寫下《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史學名著》等一批重量級著作，用傳統文化對抗現代迷失。他的書不是為了出版獎金，也不是為了博學術地位，而是為了“撐起文化的一角”。

但天不遂人愿。1990年初，民進黨幾位“立委”突然質疑素書樓“占公產”。明面說法是：土地為公家捐贈，私人長期居住屬違法。輿論一邊倒，官方也不愿碰硬，干脆下令遷出。當時臺灣正值“民主轉型期”，反對派話語強勢，文化老人變成了政治靶子。95歲的錢穆成了“占屋不退”的“守舊者”。

他知道無法再住，于是悄悄搬離。他沒公開說一句話，也沒寫任何申訴。他說得最多的是：“我只想靜靜地講書。”那時他身體已經極差，幾乎每日靠輸液維持，搬家成了最后的折騰。剛換住處不久，他病情加重，不到兩個月后溘然長逝。

沒有哀號，沒有政界高官致辭。整個葬禮非常簡單。學術界為之震動，文化界一片哀嘆。大家這才發現，臺灣最后一位真正“士人”，就這樣在沉默中走了。他走得靜，卻讓人沉重。他走了，但“文化根本是否該靠士人獨守”的問題，至今仍未有答案。

臨終前，他曾留下一句話：“我愿骨灰歸于太湖。”這不是情緒，而是歸屬。他不愿化在他鄉，愿化在文化的源頭。在親人堅持下，1992年他骨灰送回無錫，安葬于西山太湖之濱。

那個老學人，終于回家了。

回顧這一生，他從未躋身政界，卻影響無數政治人物；他沒在體制里做官，卻比大多數官員更懂國家命脈。他用一支筆、一堆史料，一口講課的功夫，把中國文化的命根吊在危墻之上，不讓它墜地。

有人說他保守，也有人說他孤傲。但沒人能否認：在亂世里，他守住了文化。在潮流中，他挺直了脊梁。他不爭權，不要名，不討好任何派系，只守素書樓，只講歷史課，只講中國。

最后，連那座素書樓也沒留住。

但沒關系。他不是靠房子留下的。他靠的是一代代學人對他的銘記，靠的是那些依然引用《國史大綱》的課堂，靠的是中華文化還在的地方，始終有他的位置。

錢穆死于流亡，葬于故鄉。他用一生講述歷史，最后也成了歷史。不是帝王將相的那種，而是“士人絕響”的那種。

他曾說：“我不是為自己寫史，我是為這個民族留下骨架。”

如今，那骨架還在，那精神還在。他雖死，卻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