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身體的生物學意義，人們逐漸從科學的認知中解開迷霧，但是這樣的生物學認知是否有個性別前提，對于性別意識確立起的主體性，是否充滿著權力立場的“理所當然”，則在科學史和生物學史上語焉不詳。

這個世界并不存在理所當然的事情，自然也不存在天然性別差異帶來的主體性認知。這本書就描述了在性別硝煙戰爭廢墟中，我們為什么要重建主體性的故事。

撰文丨曾晉

失語的身體

在《制造誤診》中，這種“理所當然”的生物學觀點被稱為“比基尼式生物學教育”，也就是一種抹平性別差異的生物學視角。作者在形容這種生物學教育的時候，是從個人經驗開始的，是作為女性的個人“失語”開始的。她對于自己女性疾病的疼痛和不適的形容是“無能為力”的，而這種失語不是她無法描述，而是根本不存在描述的話語體系。于是她明白了，這并不是正常的現象。

《制造誤診》

作者: [美] 瑪麗克·比格

譯者: 楊锃 朱佩怡

版本：記號MARK|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2025年6月

感受——表達——反饋（感知）——治療，這是醫學科學的標準流程，我們也可以淺顯地把這種過程類同于人的主體感知過程，從感性到知性范疇到理性反思，整個過程被截斷于感性階段，是因為個人感受的語言從未建立，這不是語言學的問題，而是主體缺失的問題。從某個角度上看，每個女性的治療都成了想象的治療，感知的主體不是女性患者，而是被抹平性別的、喪失主體表達的男性患者，換成了統一的外化男性意識。

那么，作者瑪麗克·比格是否想建立性別對立的醫學呢？恰恰相反，比格明確表達了“劃分生理性別差異，也應是為了最終消除差異”。反而是，比基尼式生物學本質是想建立性別差異，實現性別優勢的合法性證明，最后實現權力控制和權威，權力話語的籠罩變成女性性別的失語，當失語變成自然的，那么權力就是自然的。單一的判斷就是引導性的判斷，目的是割裂，而不是同一，而性別意識的生物學意義主觀模糊，是為了可操作的控制。

比格扭轉的是對于真相的認知，也就是真實感知身體的權力，“強調這些生物學上的差異并不是為了強化性別觀念，甚至也不是為了強調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這只是一個線索，能讓我們走得更遠，去質問醫學是如何運行的，去面對這些盲點，并捫心自問：要怎樣才能看到真相？”

沉默的感知

就像上文說的，這一條“理所當然”的認知鏈條是怎么通過規訓完成的，是這本書的出發點。《制造誤診》的題目在暗示，誤診的“錯誤”是被制造出來的，沉默不是自然的。事實上，診斷中的女性感受，無論是病痛的消極感受還是性快感的積極感受，都是在男性抹平性別差異之后的社會認知，潛移默化于個體中，最后形成了“被想象的女性感受”。

很快，這樣的“被想象的感受”將最后引導女性替換自己的真實感受，并且對真實的感受保持沉默。失語——污名——羞恥——性客體，是這條路的另外一條鏈條。“一旦醫學界邁出這一步，重新審視那些它自以為知道的事實，它就會發現‘壞’的女性主義（即旨在掩蓋父權制事實的女性主義）會導致不合格的偽科學干預與懶散的醫療實踐，而‘好’的女性主義則會導向‘好’的科學。”這是比格在事實背后反推的女性感知現狀，而這作用于“好”科學上，表征為真正描述現實的話語。

因此父權制的社會形態不只是在表象的那些事物中，而且是在科學和學科的認知中，是整個話語體系的“失語”中。分清自然的和真實的，先天的和制造的，是《制造誤診》背后最重要的東西，也是“好”東西。電影《好東西》也在不斷重申，東西的好壞標準，不是那個父權制下的標準范式，那不自然，也不真實。在改變的過程，意識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被越俎代庖做出來“好”的判斷，是極其關鍵的。“意識到”本身更為重要，然后就是逐一甄別，掃清地基，比格的工作無異于笛卡爾，懷疑表達的通用性合法性，然后建立女性主體性的醫學，從身體的真實開始，才能厘清意識的模糊、控制和不科學的部分。從最真切的地方開始，“好的科學則意味著它不會讓有任何‘沉默’造成的空隙，讓健康公司無機可乘。所以，我們要填補婦科醫學和產科學的空白，防止玉石蛋越俎代庖，我們要利用有效信息突破重圍，治愈女性、避免傷害。”這一句話在書中有著質樸又心酸的真誠，也帶著真實的清醒，我們應該看到這背后的力量。

重建的主體

主體性到底是有所區別和對立的，還是“和而不同”的？建立主體的同時意味著存在界限，沒有“外面”就沒有“里面”，沒有界限就沒有領土，沒有客體就沒有主體。那么女性感知主體性的客體是什么呢？

如上文，身體感受——醫學診斷——話語體系——引導感知——建立主體性，這是總體形成的核心鏈條，如果這樣看，客體似乎隱入塵煙，是不是該把男性反過來放回在客體意識上，然后再次形成對立性的話語體系呢，這無疑是“壞”的循環。

我們對身體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因此男女差異的開端也是最直接的，這是基于身體最樸素的認知隔離。但是這在生物學的物種范疇又將抹平，對立于其他動物，主客體很好分別。那么我們現在生物學的這種“統一性別”的觀點到底把誰當成了客體呢？看起來是女性，其實是男性和女性一起。

從書中的小標題也可以看出，女性是“被忽視”才“被誤解”，那么在“統一性別”診斷中被忽視的僅僅是女性嗎？當定義“恥度”的道德出現時候，理性的主體早就不是“制造”話語的具體的某個“男人”或者“女人”，而是非理性的體系本身，這種體系帶來的認知和選擇如此籠統龐大，主體選擇如此簡單，可以快速排除出敵人和客體。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福柯就對理性的權威性進行了分析，非理性不再是作為病理性的特征出現，而是作為社會規訓的方式對人進行控制和治理，從某種程度上說，人們不是依靠對于非理性的界定來靠近對疾病的治療，而是把權威轉化為對于理性的絕對的權力設定，來排除一切不符合理性的領域。

正如其中一章標題一樣：“性別偏見傷害了我們所有人”，這種話語及其認知把人變成被案臺上探照燈照射的客體，人必須要從人群中建立主體意識，到在自己身體的歸屬中確立主體。選擇的主體上交了，量的計算在這里模糊了，我們真正的體驗到是確實的籠罩的性別對立的概念實體。這種生物學理性的秩序把人變成了小白鼠，聽到的都是冷冰冰的描述性的“診斷”，而不是“治療”。醫學的本質功能本來就不是“判決”一樣的“診斷”，而是變回“好的”人的“治療”。而從真實的角度來看，男性也許被傷害更深，損失更大，因為在權力的舒適區里，他們的認知和選擇上交得更加徹底，主體喪失得更加“自然”，書中是這樣說的：“醫療專業人員并沒有始終如一地提供這些信息，這反映了一種社會態度，即，在某種程度上，預防性醫療保健行為并不是男性期望做的事。專家掌握最終決策權的父權制醫學模式也削弱了男性患者的自主性。”

就是這樣，人們被自己發明的“壞”東西剝奪了認知和真實的權力，吊詭的是，男性普遍認為、女性傾向認為，既得利益者是其中一方其中一個性別。認知的放棄，真實的，感知選擇和治療判決的上交，把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客體。

因此，比格的設問振聾發聵，對著的是父權體系下所有性別客體、誤診客體，“在尚未解答的科學問題的列表中，我們需要添加一個問題：我們如何讓更多人有權在醫療和科學決策中做出選擇？”

這句話的兩個關鍵詞“有權”“選擇”，都關乎主體，我們要搶回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搶回對身體的權力，而不是性別的對面那一個“誰”。既然父權制已經制造了身體的權力，制造了誤診的統治，那么接下來，就應該是在這被摧毀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的故事了。

這一次，在這個故事里，我希望人類互相扶持，互相幫助，互相擁抱，無論男女。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曾晉；編輯：宮照華；走走；校對：張彥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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