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6月，北京的初夏自有北京的味道。離國日久的我踩著斑駁的樹影，拐進交道口南大街后圓恩寺胡同，尋找那座藏在尋常巷陌中的文學殿堂——茅盾故居。

這座四合院青磚灰瓦的門樓并不起眼，如果不是門楣上懸掛著鄧穎超題寫的“茅盾故居”匾額，很容易就會錯過。推開朱漆剝落的院門，時光仿佛倒流回上世紀七十年代。1974年，年近八旬的茅盾先生搬進這個小院，在這里度過了生命中最后的七年。

前院西側是秘書室和廚房，東側是客房。一棵老梨樹斜倚在青磚墁地的庭院中央，枝干遒勁，想必見證過許多文學大家的來訪。我想象著巴金、葉圣儒、曹禺等人踏著這樣的樹影走進院內，與先生促膝長談的場景。

最引人注目的是北房三間，茅盾先生的書房兼臥室就在此處。推開雕花木門，一股淡淡的樟腦味混合著舊書特有的氣息撲面而來。靠窗的書桌上，一支老式英雄鋼筆靜靜躺在稿紙旁，仿佛主人只是暫時離開。玻璃板下壓著先生親筆書寫的作息表：晨五時起，夜十時寢，其間密密麻麻排滿了寫作、閱讀和會客的時間。這樣的自律，難怪能在動蕩歲月中完成《我走過的道路》這樣的皇皇巨著。

書柜里整齊碼放的中外文書籍令人驚嘆。俄文版的《戰爭與和平》、英文原版《莎士比亞全集》、線裝本《紅樓夢》，書脊上的燙金字雖已暗淡，卻仍閃耀著學者型作家的博學光芒。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幾本日文書籍，讓人想起先生在日本如同“紅葉”般的經歷。管理員告訴我，這些書都保持著原貌，連書簽的位置都未曾移動。

東廂房辟為陳列室，玻璃展柜里躺著《子夜》的手稿。微微泛黃的宣紙上，藍色墨水寫就的字跡工整得近乎刻板，少有涂改。但細看會發現某些段落邊角處有指甲大小的墨點——那是先生思考時無意識點下的停頓。在一頁描寫吳蓀甫內心掙扎的段落旁，竟有淚痕暈開的痕跡。原來這位以理性分析見長的文學巨匠，寫作時也會情難自已。說出來會讓人笑話，自己當年上初中時，第一次在位于東河槽胡同的姑姑家閱讀這本小說的時候，竟把它當做“性啟蒙”的教材。

最動人的是一組家庭照片。年輕的茅盾與母親在烏鎮老宅前的合影，眼神中透著對文學的憧憬；中年時期與夫人孔德沚在重慶防空洞口的照片，相視一笑里藏著亂世夫妻的相濡以沫；晚年坐在院中藤椅上讀書的背影，白發與梨花融為一體。這些影像串聯起的不僅是個人的生命軌跡，更是一部縮微的中國現代史。

這座四合院后院比前院更為幽靜。兩株海棠，一架葡萄，還有那棵著名的梨樹——茅盾在散文《雷雨前》中描寫過的“梨樹開白花”就是此樹。如今花期已過，青梨初結，在陽光下泛著稚嫩的光澤。石桌上放著一個搪瓷杯，杯底殘留著茶漬，恍如昨日還有人在此品茗。

坐在梨樹下的石凳上，我忽然覺得小說《林家鋪子》中描寫的江南市鎮與眼前這方北方院落奇妙地重疊起來。茅盾筆下的老通寶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創造者晚年生活在皇城根的胡同里？而那些充滿社會剖析的小說，又是在怎樣的心境下寫就的？

一位住在隔壁的大媽拎著菜籃經過，告訴我她小時候常見“沈爺爺”（茅盾本姓沈）在胡同口散步。“總是穿著深色中山裝，拄著拐杖，見到孩子就笑瞇瞇的。”誰能想到，這個看似普通的老人，曾用《春蠶》《秋收》《殘冬》三部曲記錄了中國農民的命運，用《腐蝕》揭露過戰時重慶的黑暗。

與其他名人故居不同，茅盾故居沒有過度修繕的痕跡。墻皮有些剝落，地磚也有裂縫，反而讓人更能觸摸到真實的歷史質感。在臥室的床頭柜上，還放著先生臨終前閱讀的《唐宋詞選》，翻到李清照《聲聲慢》的那頁。工作人員說，1981年3月27日清晨，他就是在這里安詳離世的。

離開展廳前，我在留言簿上看到一段話：“在這個短視頻時代重讀《子夜》，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中國故事’。”確實，茅盾留下的不僅是文學作品，更是一種將個人命運與時代洪流緊密相連的寫作精神。當我們在這座四合院里追尋他的足跡時，其實是在尋找文學與生活、歷史與當下的連接點。

走出矛盾故居時，我聞到胡同里飄來炸醬面的香氣，看到幾個放學歸來的孩子追逐著跑過。這平凡的人間煙火，或許正是先生當年伏案寫作時，窗外傳來的聲音。文學終歸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就像那棵老梨樹，越是向下扎根，越能向上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