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陳曉峰就踏上了法律道路。在專注法律的同時，陳曉峰也將目光投向多元領域，比如低空經濟、金融科技、創科創投、人工智能等領域。他現任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任，曾參與創建亞太區爭議解決機制，并擔任多個公職，如自由黨副主席，第十三屆、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近日，陳曉峰律師接受了著名媒體人朱順忠先生的采訪，兩人以法律為基點，圍繞著個人的成長經歷、亞非法協的成立背景、香港與內地的法治建設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談。

▲陳曉峰（左）與朱順忠（張玲梅/攝影）

保持對法律的熱愛，享受學習法律的過程

采訪伊始，陳曉峰回憶起自己與法律結緣的過程。

陳曉峰稱，自己對法律的熱愛，離不開父母的精心栽培。自小，他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顆要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做貢獻的種子。“我希望能夠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人們的生活過得更舒坦，如果想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要把自己武裝好，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和專業領域內都要努力奮斗”。

這時，陳曉峰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專業就是法律，因為法律是能夠實際幫助人的。這也與他的親身經歷相關：小時候，陳曉峰有一個關系很好的鄰居，他們經常一起騎車玩耍。后來，鄰居家里出了事。因為家里人不懂法律知識，在簽了合同之后被騙了。從那時起，他的心中就產生了學習法律的想法。

在陳曉峰看來，從事法律行業不僅僅能夠幫助朋友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學習法律這個過程本身也很有意義——它能讓我們認識世界的運作方式。因為很多事物都與法律息息相關、緊密相連。所以在年少時，陳曉峰內心便已滋生出對于法律的熱愛。

“我小時候就特別喜歡學習與中國文化相關的東西，其中有一樣叫做奇門遁甲，它和紫微斗數差不多。其實，它們都有點像現在的大數據，通過大數據找到其中的邏輯，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讓人用起來更方便，從而提高工作效率。我想到小時候做的一個程序，你輸入一些信息，它就會幫你分析應該怎么做。所以我覺得運用這些技術手段是有助于我們完成任務的。”陳曉峰說。

大學時，陳曉峰曾選了法律和計算機兩個專業，這兩個學科都注重邏輯思維。“我一直對那些看似雜亂無章、卻如宇宙運行般奧妙的事物充滿好奇，想探究它們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從小我就對這類問題感興趣，也愿意深入鉆研。所以，多學習一些法律知識，無論做生意還是幫助社會民眾，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大學畢業時，陳曉峰獲得了法學學士學位和理學士（計算機科學）兩個學位。據他講述，他曾經喜歡寫文章和創作，寫故事的時候到了某個節點：比如主角要面對人生抉擇，走這條路還是那條路，或者主角要支持某件事，需要做出一些艱難的選擇。這時候，他就用電腦程序模擬主角的選擇，比如選擇不同的道路或者方向，最后結局真的會不一樣。陳曉峰也會和同學們分享這些經歷，能讓同學們獲得一些啟發。所以在大學時，陳曉峰產生了讀雙學位的想法，在當時的年代，可能沒有太多人做出這樣的選擇，但陳曉峰經過刻苦的學習，最終如愿獲得了雙學位。

“同時讀法律和計算機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讀計算機專業的話，在實驗室的時間是非常多的，法律專業其實不用。我記得當時法律專業可能每周上12到13個小時的課，但計算機專業那邊呢，特別是講到人工智能相關的課程可能要上20多小時的課。這樣一來，其他同學可能一周上12小時的課，我就得上30多小時。你能不能吃得消呢？”陳曉峰在回憶往事時，不禁有些感慨。

陳曉峰并不后悔自己的選擇。他認為，如今的時代與科技密切相關，目前國家正在向前發展，我們的體制也要與國際社會相銜接，科技能讓社會更加進步。問題是該如何善用科技？比如，倫理與法律制度之間是否有合適的土壤，是科技在進步還是法律滯后于科技導致我們的進程變慢了，這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同時，我們要知道社會結構是怎樣的，立法背后的思維邏輯又是什么？比如有些國家和地區實行的制度是不同的，那么在這些制度中如何去優化、去推動社會進程呢，科技是一個很好的抓手。另外還有人工智能這樣的學科，盡管人們對這一學科看法不一，但它本質上屬于邏輯性范疇。重要的是如何運用，如果運用得當會事半功倍，運用不當則可能會產生大問題。”陳曉峰如是說。

重視規則，學會包容，積極參與大學選舉

談及成長過程中父母的教育和影響時，陳曉峰笑著說：“首先我一直都很孝順父母，和他們相處得很好，我們之間從來沒有沖突。在很多方面，父母都是我的啟蒙老師。我媽媽比較傳統，會在家里教我們東西，我爸爸要辛苦地工作，經常早出晚歸，我很感謝他們對我的教導。”

父母也會經常和陳曉峰講述他小時候的故事，從陳曉峰幼時的一言一行中我們能夠洞察到他對規則的重視。

據陳曉峰介紹，在他小時候，香港有個叫雍雅山房的茶座建筑，那是一個十分雅致的地方，大家會在那里喝茶、吃飯，外面有供孩子玩耍的滑梯和秋千。小時候，他曾有機會到那里去吃飯，當一群小孩都跑出去玩滑梯時，陳曉峰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樣只顧自己玩，看到有人不遵守規則或者欺負小朋友的時候，他就會挺身而出制止這些行為，并維持秩序，讓大家排好隊。

“在平時的生活中，我不會去占便宜，我喜歡和大家一起合作，培養團隊的合作精神。據我父母講，那次有個大孩子想推開女孩子強行插隊，我很勇敢地和他對峙，說‘你憑什么欺負人’，還背過身去跟大家講道理，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而且我父母也會跟我分析，有時候逞強是不對的，做事不要沖動。但是他們會支持我的想法，提醒我要量力而行，多交些朋友，因為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學會團隊合作。”陳曉峰如是說。

在談及小時候的性格時，陳曉峰回憶說他是一個偏向活潑的孩子，他希望能給身邊的人帶來歡樂，當然偶爾也會有小矛盾，但父母從來不會責罵他，而是用很溫和的方式讓他接受。他們會以平等的態度進行溝通，不把他當小孩看待，這讓陳曉峰很早就懂得與人溝通時要考慮對方的感受，比如別人會不會不開心、能不能聽懂。“所以從老師的角度看，可能覺得我上課時能安靜寫字，偶爾說一兩句笑話，但不會太過分。我小時候喜歡參加課外活動，比如下棋、踢足球、打排球，和同學們相處的很愉快。現在幾十年過去了，那些老朋友依然能夠互相支持。在這一過程中，我也學會了如何交朋友，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會包容，因為很多時候大家想法不同，需要尊重每個人的意愿。”陳曉峰頗有感觸地說道。

到了大學時，老師對陳曉峰的評價又有所不同了，他們覺得陳曉峰十分勤奮。他當時學習了兩個專業，基本上一有空就去圖書館，還會出去打工賺零花錢。而且他本身英語不錯，所以會在空余時間幫助留學生——當時有些新來的或者身體比較瘦小的留學生可能會遭到排擠。

陳曉峰自言，他在國外讀書時，也曾遇到過不友好的外國人，他們毫無理由地對華人說不禮貌的話。

“一開始我不明白為什么會這樣，后來才發現，當你英語水平和他們一樣甚至更好，或者你見識比他們廣、運動能力強、經常參與活動，他們就會把你當作‘自己人’了。但是，他們不是針對種族和膚色排斥他人，我就問他們‘你們這是什么心態啊？’在跟他們加強溝通后，我發現他們可能沒想通，或者覺得這樣‘好玩’。實際上，這些是不應該的。如果你真的當我是朋友，就不要這樣。所以那個時候我參與了大學的選舉，這一過程也影響到了我自身的發展。當時我想競選中國香港的學生會主席，確定這個目標后，我每天和50個人一起到處去拉票、發傳單，介紹自己的情況。最后我成功進入了學生會還被選上當大學校董會委員，為平衡海外學生和本地學生之間的關系和利益而不斷努力。作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和貢獻者，在這一過程中，我更加了解所謂的民主和香港的選舉制度是怎樣的，以及如何維系大家的關系、傾聽大家的意見。所以這些經歷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也明白了做人要勇于嘗試，不要害怕吃虧。”

后來，陳曉峰回到香港工作。當時他已在國外生活多年，沒想到回到香港后發現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擁有十分開放包容的環境，他在這里見到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之后陳曉峰還參與了不同的組織，比如律師會理事會，那里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同事之間互相照顧、學習，使陳曉峰受益匪淺。同時陳曉峰也跟隨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參加了多場國際論壇。香港機遇良多，讓陳曉峰的眼界變得更加開闊。因為以上種種經歷，陳曉峰坦言希望自己能夠投身社會，為社會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貢獻。

▲陳曉峰

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在香港回歸之際回到祖國

在交流過程中，朱順忠回憶起此前在采訪香港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女士時的一個故事：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前后，蔡素玉拿著許多毛絨玩具來到維多利亞公園，與公園里的小朋友們互動。當時她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的首都是哪里？”如果誰回答對了，就可以獲得一個玩具熊。令她深感意外的是在幾個小時內，她手中的小玩具一個也沒送出去。

聽完朱順忠的講述，陳曉峰表示自己有非常深刻的感觸。陳曉峰正是在199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夕回到香港的。當時他在國外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但他覺得必須親自見證這個歷史時刻，而且不僅是見證，更想參與其中。所以他選擇回到香港。

當時，有很多人在國外讀書，比如陳曉峰本人初中是在香港傳統學校就讀的，高中一部分時間則是在國外。他從香港的教育中收獲了很多，但也清楚地明白有些東西是不正確的。所以再次回到香港的陳曉峰有著充足的學習動力，像海綿一樣吸收知識，哪怕是再細小的知識也想學好。

“我們小時候還處于半殖民地年代，坦白說，當時學到的很多東西，有些是有問題的。比如我在香港讀初中時的歷史書，里面有很多錯誤的內容，讓我們對某些所謂的‘民主’產生了誤解。就像大家看到的發生在 2019 年的‘占中’事件，其實恰恰反映了我們那一代人的迷失。還有人說香港實行的是‘三權分立’，是與世界接軌的。但如果你問我那一代人或者和我一起讀書的同學，有些人對這些概念并不理解。當然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愛國愛港的，這是因為他們在讀書時被灌輸了一些錯誤的信息。那么我們反觀英國有沒有實現三權分立呢？其實英國也沒有，英國的首相也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陳曉峰感慨道。

在陳曉峰看來，我們應該主動去了解世界各國的制度，并借鑒參考。每個人都要多關注大局、多了解新聞，同時也要深入思考，多請教、多學習。同時，在國外讀書和生活過后，才更能感知到家鄉和國家的溫度。在國外，華人會遇到“玻璃天花板”甚至“竹子天花板”（即職業發展的限制），非白種人在職業發展上會有明顯的上限。而在香港，陳曉峰有機會擔任委員等職位，這是完全不同的境況。所以他說：“我們應該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

“愛國者治港”，治理者要熱愛自己的國家

在接受采訪時，陳曉峰自然地將話題延伸到了“港人治港”與“愛國者治港”這兩個概念上來。他認為《基本法》里的“港人治港”是一個明確且清晰的表述。《基本法》是我們國家的憲制性文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是國家法律體系的重要部分。同時民眾要理解“高度自治”這個概念，它不等同于“全面自治”，這個區別很重要。社會大眾在閱讀憲法、法律和政府工作報告時要認真仔細，不要被西方媒體誤導。

陳曉峰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享有的權力是由中央授予的，“一國兩制”一定會行穩致遠，但有些人對“兩制”存在誤解，認為是指大陸法制和香港普通法，但實際上“兩制”是指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沿用普通法體系，同時也會參考世界各地的法律進行優化。

而回到“愛國者治港”這一話題，陳曉峰解釋道：“我認為‘港人治港’和‘愛國者治港’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香港是一個地區而非國家，世界上任何地區的治理者都必須熱愛自己的國家或地區，所以怎么可能讓一個‘愛港不愛國’的人來治理香港呢？這絕對不可能。反過來想，任何國家都不會允許持有外國護照、宣誓效忠外國的人來擔任本國人大代表或立法會議員。選民在投票時，也會通過候選人的言行舉止判斷其是否言行一致，是否真正愛國愛港。”

“‘愛國者治港’并不意味著盲目贊同政府的一切決定，我們要在憲制秩序下協助政府施政。我們的特首具有雙重責任——既要對中央負責，也要對香港市民負責。在這個框架下，不存在所謂的‘三權分立’。實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是在一個國家框架下的安排。過去有些人可能因為教育問題，過度強調‘兩制’而忽略了‘一國’，但實際上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沒有國家安全，香港也難以安全，更不會實現經濟的發展。”

“過去的一些事件已經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必須要有堅實的法律保障，確保香港的穩定。現在有了更完善的法律體系，人們可以依法營商，維護社會穩定。”

陳曉峰對西方國家的真實目的認識很透徹：其他國家或政府當然會優先考慮本國利益，不可能真正為香港著想。比如美國，雖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它的總統也不是真正的一人一票直選出來的（指選舉人團制度）。所以，對此感到困惑的人，應該多了解并觀察國際政治現實。

▲陳曉峰

以法律為紐帶，促進低空經濟平穩發展

陳曉峰涉及的領域很廣，包括金融科技、創科創投、調解、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等。

陳曉峰表示，他有濃厚的學習興趣和強烈的服務意愿，真心想為社會做貢獻。他擔任的很多公職其實都是義務性質，雖然要投入很多時間，但他甘之如飴。他自言曾受到很多優秀前輩的影響，并勸告年輕人如果遇到機會，不要怕吃虧。

目前，陳曉峰在大學擔任校董，參與教學工作，還在香港港協暨奧委會服務。從宏觀來看，陳曉峰建議年輕人無論是正在讀書還是已經工作，都可以多學習法律知識，哪怕是不完整的學位課程也沒關系，因為法律與生活、科技息息相關。

“中央政府近年來推出的一些政策，對香港參與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重要參考。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除了依靠政府，更重要的是民間的智慧。我們需要與商界、學術界、政府官員，甚至國際伙伴交流合作。我特別認同國家的發展方向，‘十四五’規劃即將進入收官階段，我們也在思考如何推動經濟進程。”陳曉峰本人對綠色金融、綠色經濟很感興趣，他以“低空經濟”為例詳細論述了他對于新興產業的看法和期待。

“低空經濟是指1000米以下空域的經濟活動，包括直升機、無人機等，未來可能形成萬億級市場。但發展低空經濟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做支撐，否則發展會遇到瓶頸。香港有700多萬人口，大灣區有8700萬人口，如何使兩地協同發展？比如無人機從內地飛到香港，是否需要落地后再運輸？不同地區的空域管理部門（如軍方、民航局）如何協調？還有飛行器的重量限制、夜間飛行限制等問題都需要考慮。香港現行法律規定：無人機超過25公斤不得飛行，且必須在視線范圍內操作（夜間禁飛），這限制了重型醫療物資運輸等應用。而且飛行器的發牌問題、數據如何傳輸、飛行器是否需要登記等都需要考慮。”

“其實現在香港市面上有很多自己組裝的機器，因為它們有特定的需求和用途。那么這些組裝的機器會不會飛到一些不該去的地方呢？比如飛機場上空等危險區域。有沒有一些反制措施可以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呢？因為這里面牽涉到版權法、隱私法、航空條例、電子設備安全法規等等。而且這不僅僅是香港本地的問題，跨境時還要考慮不同地區的法律差異。”陳曉峰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和考慮，這些問題需要前瞻性地去思考。

“我們的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也強調，我們要懂得應變、求變，不能只盯著1萬億的經濟目標，而是要積極參與、共同建設。這方面我們希望政府、產業和學術界能合作——政策要跟上，政府要提供良好的法律土壤，就算不幫忙，至少不要阻礙發展。內地在這方面做得很好，而香港在過去的半殖民地時代，總是強調‘小政府’，很多事情都讓民間自己解決，說‘只要不違法就自己看著辦’。但有時候，缺乏政策支持或法規混亂，反而會限制民間力量的發展，所以現在需要真正行動起來。”陳曉峰還舉了一個小例子：如果大家平時用蘋果手機或其他品牌的手機，充電接口都不一樣，這樣其實會造成很多浪費，影響全球經濟發展，所以各方需要共同推動行業的標準化。

作為高校的校董，陳曉峰對香港的人才培養充滿自信：“在學術方面，我們香港有很多優秀的大學——全球百強大學香港占了5所，可以說香港是人才基地，很多內地學生也來香港讀書，我們要抓住這些資源。政府每年投入幾百億資金給大學做教育，高校要在保持學術自由的同時，要確保這些資金真正用到對人民有益的地方。”

陳曉峰也提醒到，在推動低空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以問題為導向，比如產業界的領導或機構可以參與制定相關標準和規則，政府也可以提供資金支持等幫助。同時，我們還需要關注人口老齡化、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和風險等問題。低空經濟只是討論的一個引子。其實任何經濟領域的發展都需要法律和科技人員的支持。如果我們想推動新賽道的發展，需要新質生產力的支持。

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不僅有“一國兩制”的體制支撐，還擁有獨立的關稅區和資金、數據流通的優勢，更是一個超級金融中心和法律服務中心。如果香港做得好，會獲得世界的認可和支持。很多內地或外國的企業特意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因為香港具有良好的營商環境和穩定的社會環境。香港可以銜接世界各地和內地14億人口的市場，比如“一帶一路”、RCEP、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或東盟等地區。

關注法律倫理，以法律為支撐帶動科技發展

陳曉峰還借自動駕駛汽車和人工智能討論了法律倫理問題，他以幾個例子進行了生動的闡述。

第一個例子是自動駕駛汽車：如果車輛發生事故（比如美國某些品牌曾起火或造成傷亡），我們需要對風險分級，不能讓AI隨意做決定，尤其是涉及生命的情況，必須保留人類參與高危決策的機會。比如自動駕駛車在路上遇到突發情況（有人突然跳出），車聯網和智慧城市尚未完善時，車輛該如何選擇？是保護行人而犧牲乘客，還是其他方案？這些倫理問題需要法律框架來解決。如果開發車輛的公司為避免被告，在最后一秒將控制權交還給人，但人可能來不及反應，責任歸誰？這不是個人對錯的問題，而是需要法律土壤來支撐科技和經濟發展。

第二個例子是人工智能的開發。如今市場上有很多AI模型（比如ChatGPT、OpenAI等），但哪里最適合開發城市級人工智能呢？首要條件是要有大規模的應用場景，最關鍵的是要有數據支持，同時還需要合理的算法設計。這三者（數據、算法、場景）必須嚴格區分，否則最終開發出來的系統可能會帶有偏差。

陳曉峰認為香港是開發這類AI的絕佳地點，因為在一個特定的框架下，香港可以接觸到內地一些原本不對外出口的數據（經批準后可流通至香港），同時也能獲取國際數據。在這樣的數據支持下，深度學習訓練出來的模型一定會更精準、更符合實際需求。相比之下，如果某些國外AI系統僅依賴特定文獻或帶有偏見的數據（比如某些國家刻意貶低其他國家），那么訓練出來的AI的世界觀可能是錯誤的或者不全面的。所以在香港做AI開發，數據來源會更全面、更可靠。

但光有數據還不夠，國家法律必須支持。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表示自己責無旁貸，應該提出相關建議。同時在推動AI發展時，必須確保國家安全，因此我們需要既懂法律又懂科技的人才，才能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法規。

“近期，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民營經濟促進法》，實際上我們也在幫助各行各業通過科技賦能實現升級轉型。為此，我們專門撥出幾十億資金，讓大家可以租用超級計算資源（超級電腦），最終目的是為了優化AI運算模型。我們歡迎全球（包括內地）的企業、學者和法律專家來香港共同推進這項工作。”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金融科技（如穩定幣、數字貨幣、綠色金融、區塊鏈等）方面有獨特優勢。除了金融領域，還有航運、貿易和創新科技等優勢產業。但支撐這些產業的發展，必須要有完善的法律體系。有些國家和地區因為缺乏健全的法律環境，導致相關機構無所適從。相比之下，香港擁有良好的法治基礎，所以香港非常歡迎國際企業來港發展，這也體現了香港經濟的開放程度。

采訪：朱順忠

編輯：候雪柔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