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Dear Cosmos

編輯 / Pel

排版 / 伯勞

“劉健導演的創作初衷十分簡單，就是想告訴觀眾30年前和30年后的藝術青年所面對的、所思考的，或許是同樣的現實、同樣的問題。”

在今年的畢業季，一部文藝動畫電影《藝術學院1994》悄然登陸院線，該片曾入圍第73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提名、第9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長片大名單。在它看上去不同以往動畫電影風格的樸素寫實外表之下，卻有著堪稱豪華的名人配音陣容：

不僅有董子健、周冬雨、黃渤、白客等知名電影演員，還有賈樟柯、畢贛、鄭大圣、王紅衛、大鵬等電影圈名人，更讓人驚喜的是“五條人”的仁科、“新褲子”的彭磊以及摩登天空的創始人沈黎暉等音樂圈大咖也都傾情獻聲。可以說，影片憑借“藝術”二字，拉來了華語藝壇的“半壁江山”，它不僅吸引了影迷的眼球，更在樂迷圈里掀起了反響。

縱觀整個中國影史，將鏡頭對準藝術學院的影片可謂難得一見，而用動畫電影的形式來講述藝術學院的故事，則更平添了一份形式與內容的后設呼應。影片標題中的1994，則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時代觀測點：這一年既是《肖申克的救贖》《阿甘正傳》《低俗小說》《重慶森林》《陽光燦爛的日子》上映的一年，也是魔巖三杰與唐朝樂隊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辦“搖滾中國樂勢力”的一年。

故事發生在距今30年前，對于參演這部影片的年輕人而言，1994是他們的童年、是他們父輩的青春，而對于那些功成名就的中年人而言，1994正是他們意氣風發的韶華年代，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就在這些時間的差距與溝通中漸漸浮現。對于觀眾而言，這既是尋回記憶的旅程，也是充實想象的展覽，每個人都將在這場關于藝術的上下求索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

沈黎暉客串配音音像店老板

01

簡約的故事與充塞的符號

影片的故事發生在1994年的南方藝術學院，取材自導演劉健（《刺痛我》《大世界》）在南京藝術學院求學時的真實經歷，講述了不同專業的幾位藝術生在90年代所遭遇的青春迷惘與人生抉擇。整個影片的情節線說起來十分簡單，就是來自美術系的幾位男生遇見了音樂系的幾位女生之后的故事，蠢動的荷爾蒙驅使著他們懵懂地探索愛情，讓他們在象牙塔內思索藝術之余，也開始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

從節奏上而言，影片的敘事容量不是很大，這是一部幾乎全靠臺詞驅動敘事的電影——也是受限于劉健導演一貫的類似于flash動畫的視覺風格所致——影片中人物的對話與時代的氛圍顯得更加重要，在簡約的劇情之外盤懸著片中人物和導演本人對于“藝術”和“人生”的思考。

就像影片的開頭，在上海復興方案樂隊的歌曲《Artist》沉穩而又神秘的吟唱中，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只甲殼蟲不斷地爬上筆直的墻根又跌落的過程，我們很容易會聯想到那個被罰永遠重復推動巨石到山頂又滾落的西西弗斯，盡管現在他已成為形容重復無意義勞動的標準meme，但在哲學家加繆的眼中，西西弗斯是所有在世普通人的存在處境。沒錯，在藝術學院里，最不缺的就是思考人生意義的存在主義者。

在整個觀影過程中，最讓人記憶深刻的或許就是這些細節處，讓人產生共鳴的或許不是劇情，而是劇情周遭、畫面四角散落著的90年代符號和由此產生的時代氛圍，例如科特·柯本的死訊、影院上映的外國大片、張貼在宿舍里的電影與明星海報、音像店里的搖滾專輯、校園里的地下舞會、學英語和出國的熱潮等等，各種社會現象和各種藝術思潮都在藝術學院這個場域中競相登場。

2016年西雅圖警方公布的柯本自殺現場照，他也成為又一名加入“27歲俱樂部”的搖滾樂手

90年代，是一個思想風氣大開放的時代，所以我們能看到西方藝術作品及理論傳入時對青年藝術學生造成的影響：現代主義、達達主義、裝置藝術、觀念藝術等等名詞徹底改變了藝術學院畢業展的景觀；

90年代也是一個市場經濟體制大轉型的時代，所以我們能看到階級差距的擴大與社會現實的復雜：下海經商成功后附庸風雅的暴發戶，招徠音樂生到酒吧賣唱的老板，還有打著支持青年藝術家旗號實則干著非法集資勾當的收藏家；

90年代也是一個中國與世界重新接軌的時代，所以我們能看到流行文化在青年之間迅速生長蔓延：好萊塢大片、歐美搖滾金曲、外國文學小說，人們處在傳統與現代的轉折點上，匆忙地選擇自己人生的方向。

動畫大師今敏曾說，動畫是沒有意圖就創作不出來的藝術，因此動畫中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條筆觸都浸透著導演本人想要表達的東西。從影片的著力點而言，我們很明顯能夠感受到，劉健導演想要表達的不是具體的個別人物，而是一個時代的氛圍與集體記憶，它是既私人又公共的，以一種親切而又疏離的方式抵達觀眾。

02

被迫的風格與柔緩的語調

眾所周知，動畫是集體創作的藝術，而劉健導演最為人所樂道的是他制作動畫長片的方式：數年如一日的一人原畫+動畫制作，造就了獨特的低張數觀感效果，僅限于最低要求的讓畫面動起來。

有人認為這種近乎PPT似的畫風完全限制了動畫美學的發揮，但也有人認為這種獨樹一幟的風格標簽彰顯著劉健導演對動畫的熱情，而且一人原畫的形式會以最經濟、最高效的形式去呈現畫面、經營敘事，同時也能更直觀地讓觀眾感受到導演的選擇與側重，造就了別無分店的觀影體驗。

導演劉健

劉健導演早期的作品《刺痛我》和《大世界》都是野蠻粗糲的黑色犯罪電影，與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風格相性融洽：情節發展更多依靠人物的行動和劇情的懸念做牽引，簡單突兀的動態刻畫可以塑造“人狠話不多”的犯人形象，也可以傳遞戲劇能量突然爆發的那一刻帶給人的驚詫。劉健導演本人似乎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風格問題，至少這種風格不是他有意為之而是被迫形成的，所以無論故事變成什么樣，他的影片作品形式總是確定的。

動畫電影《大世界》劇照

在收獲了一定的知名度以后，劉健導演終于不用再孤軍奮戰，《藝術學院1994》脫離了一人成軍的制作方式，有多位原畫師和動畫師相助，在整體上還是保留了劉健導演一貫的風格。影片從畫面到敘事的信息量和節奏感都傾向于柔緩，人物的行為動作幅度都不會很顯眼，有非常多的靜物和環境的空鏡，采用一種生活流的、去戲劇化的方式去呈現。如果你想看到疾風怒濤式的展開，那你去看這部影片估計會備受折磨；但這卻是一部少有的能給觀眾呈現人物之間完整談話的影片，他們不像是一部虛構作品里的主人公，而更像是你生命中遇見的朋友、熟人、校友、同事，平凡庸碌卻真實可感。這樣風格的影片不會讓你連聲驚呼，卻可以讓你在不經意間會心一笑。

正是在這種柔緩的語調之下，影片將觀眾吸引進了銀幕之中，讓我們能見人物之所見、想人物之所想，共情他們的迷茫、憂傷、欣喜和癡狂。劉健導演的創作初衷十分簡單，就是想告訴觀眾30年前和30年后的藝術青年所面對的、所思考的，或許是同樣的現實、同樣的問題。透過大銀幕，穿過平面化的動畫人物與背景，我們仿佛在和30年前的青年進行著隔空的談話，感受著心靈的共振。

03

從夢核到寫實，我們如何懷念90年代？

行文到此，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又是90年代？

其實不難發現，進入新世紀20年代，90年代距今已有30多年，它卻在影視作品中頻頻現身，比如爆款劇集《漫長的季節》《繁花》等等，我們似乎總是在強調它對今日的影響。除此之外，近年來90年代的圖景在中文互聯網中還總是以“夢核”的創作形式傳播，孔大山導演的《宇宙探索編輯部》和李陽導演的《從21世紀安全撤離》都集中體現了這種懷舊方式。

《宇宙探索編輯部》中的90年代電視畫面

針對第一個問題，北大中文系教授賀桂梅老師在分析7部重要的90年代背景影視劇之后得出了結論：我們正在用新的目光、新的邏輯重新審視和講述中國90年代的故事。

她指出，90年代經常與“市場化、商業化、世俗化、轉型期、混亂、分化、實用主義、非理性”等關鍵詞關聯在一起，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彌漫著一種亢奮與彷徨相交織的集體情緒——一方面是開放與自由，另一方面則是盲目與風險，人們尚不知道90年代將會導向何處。

直到30年后的今天，也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30余年后，我們終于可以將這個“進行時”的歷史用“完成時”的方式講述出來，我們站在了歷史的另一條岸邊，回望著曾經不知去向何方的自己。這是重述90年代熱潮的官方語境。

《繁花》劇照

針對第二個問題，“夢核”的創作形式是典型的后現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顯現，通過重復、扭曲、拼貼和超鏈接，以今日青年童年生活的集體記憶作為材料，制作出令人感到熟悉而又怪誕的作品。

這其實反映出我們當下的時代情緒：在經濟發展下行壓力增加的今天，我們懷念那個充滿著無限可能的過去，在遭遇社會現實的阻力之時，我們總想回到過往的集體生活記憶中去躲藏。英國學者馬克·費舍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提到，當今現代社會總是彌漫著一種“不育”的擔憂，人們正在不斷重復著文化上的焦慮：仿佛未來只有重復和重新排列組合。

《從21世紀安全撤離》中的夢核感場景

李陽導演的《從21世紀安全撤離》就是這種焦慮情緒的充分體現，從標題“撤離”二字就可以看出，它表達著一種想要逃離今日的心情：21世紀的今天被描摹為冷漠的、灰蒙蒙的、了無生趣的，而曾經的90年代青少年時期，則是溫馨的、暖洋洋的、充滿生機的。

30年后的我們，終于能夠將90年代作為已完成的歷史進行回望式的整體把握，但我們似乎卻又面臨著新的歷史節點，這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社會情緒竟是如此似曾相識，兩代人的心靈共振絕非偶然。這是重述90年代熱潮的社會語境。

回歸90年代的愿望

由此觀之，我們能夠發現《藝術學院1994》的獨特性：它是第一次以動畫形式對90年代進行的一次寫實回顧。

它充分發揮了動畫的媒介屬性，裝載并凸顯了無數有關90年代文化記憶的銜情話語，并啟用影視和音樂藝術圈的名人來配音進行了一次情感營銷，用一次集體記憶的回溯將無數人的私人情緒聯結起來。影片沒有什么奇技淫巧，就是平鋪直敘地訴說著過往，比起上述提及的影視作品，它更加貼近真實的90年代青年，沒有官方敘述的恢弘，也沒有情緒輸出的反諷，這是一次沒有距離感的時代白描，它沒有對觀眾的觀影預期有所回應，反倒是需要觀眾自發地去影片中尋找共鳴。就這部影片而言，它更像是劉健導演的一次私人回顧，沒有過多的宏大敘事話語，也沒有賺足眼球的懸疑推理故事，它像是一塊封存著90年代風景的影像琥珀，等待著有心人靜靜的檢視。

影片開場的字幕卡中，赫然寫著著名文學家詹姆斯·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的名言：“去生活，去犯錯，去墮落，去勝利，去在生命中創造出生命。”而在影片的最后，隨著主人公們一個個找到生活的落腳點，一陣強勁的鼓點傳來，片尾曲是崔健的名作《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兒野》。

我們可以說，這一頭一尾就是對開頭那只西西弗斯甲殼蟲的回應——面對存在主義的困境，要保持憤怒、保持抗爭、保持思考、保持活力，在無意義的日常中創造出意義。這種青年精神尤其應該在藝術青年的內心中得到肯定，不論是私人還是時代的抑郁與焦慮，救贖之道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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