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通過一系列手段，終于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連綴全國各個獨立經濟區域的商品物流網絡；第一次完成了財政收支體系的實質一體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貨幣的真正大一統；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統一的大市場。就此而言，漢武帝的開創之功，未必不能與夏、商、周三代比侔。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開始收民間銀、錫，鑄行白金三品，正是這一年“初算緡錢”。元狩五年（前118年），廢三銖錢、半兩錢，行五銖錢（郡國五銖）。元鼎二年（前115年）又推出了赤側錢。與白金三品并行一年后，白金三品廢止。正是這一年，元鼎三年（前114年），“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又過了一年，元鼎四年（前113年）禁止郡國鑄錢，改由上林三官鑄錢，待錢多后推行全國，三官五銖至此穩定行用，一直延續到西漢滅亡。

漢武帝推出的“更造錢幣”“算緡”“告緡”等搭配使用的政策組合拳，都推動了摧折豪富的核心目標。

正如《管子》所說的：“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漢武帝所面對的貨幣流通現狀和經濟發展現狀是大量“浮淫并兼之徒”依靠財富脫離了編戶齊民舊制的掌握，《管子》警惕的“下制其上”局面已然形成。

對于這一現狀，司馬遷的描述非常精當，“網疏而民富”。“網疏”落點在社會管理層面，并不是說真的“無為”。實際上，文景之治施政固然可稱為“仁”，卻是在秦漢王朝制度性暴虐的基礎上降低執行力的權宜之舉。當權宜之計長期持續，“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的秦漢社會管制就出現了裂縫，使得強民多了兩條出路，一是役財驕溢的商賈道路，一是武斷鄉曲的兼并之徒。前者是通過財富贖買權力、利用權力；后者則是依靠暴力把持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能夠選擇這兩條出路的家族，絕大多數是漢高祖當年的軍功授爵群體，以及受到優待的六國舊族。他們屬于漢初既得利益集團的下半部分。與他們同類的，還有長期居官無處升遷的地方官吏，以至于父子相繼，以官為氏。還有就是在閭里間把持權力的里吏們，一樣能食先秦貴族的食物“粱肉”，他們是漢初既得利益集團的中間部分。而這個集團的上半部分，諸侯王、封君、高官們肆意無度地奢侈享樂，逾越制度，形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上層消費群體。現實是，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自上而下地締造了一個以身份等級收益制為基礎的、畸形繁榮的商品經濟。

為他們服務、連綴成網的，正是前文說到的，控制著生產、物流、銷售全流程的商賈群體。這條循環線路幾乎完全獨立于王朝的生產、賦稅、委輸、支出的物流、金錢流，他們固然還需要贖買權力，與權力共生，卻破壞了“利出于一孔”的格局。在此條件下，漢武帝施行善政、仁政，都不足以收回權力，更不可能在維持商品經濟畸形繁榮的前提下，完成對社會運行規則的理想化改造。

現實最令他憤怒的是富商巨賈們“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元狩三年（前120年），張湯在漢武帝的推動下，請求“籠天下鹽鐵”，即將自少府私房錢劃歸大農的“山海，天地之藏”收回，不再施行授權經營的方式，改為直接經營，從源頭壟斷工商業原料產地，增加收入。

這一年，正是關東大水，漢武帝遷徙70多萬災民的年份，緊隨其后的是造白金、皮幣和施行算緡令。可惜，“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告緡錢縱矣”。

簡言之，因商品經濟繁榮而巨富者對漢武帝一系列大業的需求、百姓的疾苦熟視無睹，漢武帝先是采取了獎勵引導的方式，厚賞自愿捐出家產貼補國家的典型人物卜式，結果富戶還是不愿意按照法律繳納緡錢的財產稅，引導之后就是刑罰，并一步步升級。楊可主持告緡在元狩六年（前117年），但告緡分一半財產的詔令發布在元鼎三年（前114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年）“不復告緡”，同時接收富戶入粟補吏和贖罪，可見，告緡之后仍舊有富戶存在。

7年間，白金三品被廢、赤側錢行而又廢，郡國五銖錢被廢，開鑄三官五銖錢，是否全面行用未可知。告緡令下達后，朝廷卻在天下郡國沒收了大量資產，由水衡都尉管理上林財物，并組織沒收來的奴婢經營全國各地同樣沒收來的田地生產生利。也正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替代孔僅主持天下均輸。

漢武帝最終敲定的市場形態是桑弘羊主持的，對整個國家物流體系的重塑。在郡國派駐大農部丞數十人，在縣中設置均輸、鹽、鐵官，又在京師設置平準官，形成一個以京師為中心的信息網絡。各郡國應繳的貢物，按市價購置當地的特產，交給均輸官將其中一部分運往京師。除供官需外，剩余交平準在京師出售，另外部分則運往其他價格較高的地區出售。由于均輸官由工官制造車輛器具，實則代替了之前轉轂天下的行商，這是在物流上壟斷。“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這是在貨源上壟斷。平準官掌握天下郡縣的價格信息，這是在信息上壟斷。系統建成之后，終于停止了告緡。在桑弘羊居中運籌之下，這個系統也確實獲利頗豐，實現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最終的貨幣形態，則是三官五銖+黃金的二元結構。黃金以五銖錢計價，1斤10000錢，西漢的算賦也穩定在了120錢/算。也就是說，三銖錢、半兩錢是1石米=120錢=1算，五銖錢照舊。青銅幣材的多少根本不影響鑄幣的定值，而以五銖錢計價的黃金，相應也被定義了價值。穩定、固定的狀態是基礎，數量級的增加依靠的是“算”的數量的增加，也就是遵循“算術級增長”的原則。曾經曇花一現的“幾何級增長”，重新被拉回了可控的軌道。漢武帝也不再熱衷于“非對稱交易”的尋租，而是建立起一套基于行政貨幣的單一通貨，過高面值的黃金則懸置于日常交易之外，貨幣終于和市場形態相稱了。

以現代的標準來看，漢武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已經造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總崩潰，甚至在北宋史家司馬光的眼中，已經是“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前后的貨幣改易政策自然也是失敗之舉，但財政的現實是漢武帝渡過了元狩三年、四年的窘迫時期之后，一直處于財用豐饒的狀態；貨幣的現實則是自三官鑄錢之后，五銖錢持續行用，直至西漢滅亡，再未改易。

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歸根結底在于西漢商品經濟的形態與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進而導致了貨幣和財政的邏輯也不盡相同。

正如前文中述及的，戰國時代的商品經濟不斷發展，卻仍舊是地域通貨占據統治地位，頻繁、小額、季節性的交易統治著一個個分割的區域市場。而政權鑄造的行政貨幣，最大的作用不是擔當地域間結算通貨，而是作為稅收的票證擔當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中介。而黃金則是政權手中控制的調節性貨幣，通過與商人的往來交易，調節市場流通的地域通貨規模，并干預物價，甚至尋租獲利。故而，商人在這個經濟體系中既是不可或缺的中介環節，又是政治權力的卑微工具，就連他們的財產權都是不完整的。因此，當漢武帝只是摧折商人群體，劫奪他們的財富，卻吸納一部分成功者進入官營經濟之中，參與新商業組織的升級時，整個經濟體系非但不會崩潰，反而會因為交易分工的專業化而更加活躍。

這個過程中，銅錢正是變化的見證者。

漢武帝時代三官五銖從中央到地方的運輸之路開辟，徹底改變了錢幣的區域循環格局。單方面的吸納，變成了雙向循環，重塑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輔以平準、均輸的勃興，大幅度降低了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物流成本。

各個商業樞紐由官吏直接參與的坐賈定價是平準的基礎，官營的跨區域“行商”則是均輸的基礎，兩者結合之后，令漢王朝終于重新壟斷了全國范圍內的商業物流和商品定價權，做到了哪怕小國寡民的西周王朝都無法完全實現的全域商業覆蓋。

同時，龐大疆域孳生的商業需求，也成為商業物流的利潤源泉，官商的身份和中央平準的指令，讓官商們不再如私商一樣單純逐利，而傾向于維護經濟秩序。當區域貨幣量出現波動時，官商們會根據物價的奇贏介入轉運買賣，從而平抑物價，維護區域貨幣穩定，避免漢武帝初年的貨幣災難發生。更重要的是，盡管三官五銖是一種行政貨幣，但在上述制度變革之后，確實完成了單一通貨和集中價格的初步塑造。封建中國晚期沒有建立起來的，基于“一價原理”支配的均衡市場的經濟體系在漢武帝時代卻早有雛形。

可以說，漢武帝通過一系列手段，終于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連綴全國各個獨立經濟區域的商品物流網絡；第一次完成了財政收支體系的實質一體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貨幣的真正大一統；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統一的大市場。就此而言，漢武帝的開創之功，未必不能與夏、商、周三代比侔。

既然與“世界經濟”的距離如此之近，為什么東西方的市場經濟如此不同呢？

答案很簡單，由于周、秦、漢是一脈相承的統治模式，周人的“族”內統治，在秦人手中變成了分戶析產的原子化核心家庭面向政權，而政權則直接置換了“族長”的角色，周制的財產所有權的虛化和不完整性，在秦、漢王朝都得到了繼承。在此條件下，小生產者成為政權面對的主要角色，并以律令的形式予以約束，從根本上限制了商業組織的自我進化。

由于市場交易的參與主體規模巨大，在區域市場中，會有數量驚人的、小額的、季節性活躍的交易同時發生，經濟規模卻只能算術級增長。而跨區域的、大額的、復雜的常態化交易卻只能在身份等級收益社會的最上層發生，并隨著上層階級通過權力攫取財富能力的波動而浮動。

看似繁花似錦、總量巨大的商品經濟，實則截然兩分，上半部分面臨著參與者數量基本限定（權力結構限定塔尖人數）的規模瓶頸，商業淪為權力的附庸；下半部分則面臨著交易規模和專業化程度無法自發進化的技術瓶頸，商業成為農業的補充。

雙管齊下后，貨幣體系的主體，長期只能以低面值的青銅鑄幣來擔當地域通貨，為經濟組織的下半部分服務；高面值的黃金和近代的白銀一樣，要么成為商業社會上層階級蓄積財富的禁臠，要么成為“非對稱交易”的參與者，將一物一價的原則砸得粉碎，價格革命基本不可能發生。

當算術級增長達到一定程度，不足以支撐上層階級通過權力搜刮的效率時，整個系統就會快速坍縮。隨著王朝的滅亡，再次從維持生命所需的物資開始積累，“掙扎在死亡線上”即此之謂也。

真正不幸的是，這個循環持續了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