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商鞅變法中，人才選拔和官員晉升機制是兩個最為重要的環節，因為這不僅關系著全體秦人的共同利益，也受到列國士子的關注。商鞅給秦孝公的建議十分簡單，那就是獎勵耕戰，說白了就是只能憑借軍功和耕作獲取相應的爵位。用商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榮華。想要獲取社會地位，就必須在戰爭中立功，不能立功的，即使再有錢也只能是個富家翁，社會地位不會太高。

相比耕作，軍功的重要性顯然更高。因為農業社會生產力低下，盡管人均耕地比現在要多，但是普通農民再怎么辛勤，也種不出多少糧食。所以從沒聽說誰因為靠種地種的好進入了秦國的廟堂。但是憑借軍功一路高升的將領就太多了，白起、王翦等人就是很好的案例，這一現象甚至持續到了漢朝初年。在西漢初期的丞相安排中，絕大多數都是開國的軍功貴族，漢初軍功最高的蕭何是第一位丞相，在蕭何去世后，軍功第二的曹參立刻收拾東西準備上任丞相，很快他就真的接到了皇帝的任免。可見直到漢初，軍功在人事任免上還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軍功和耕作，商鞅認為其他渠道都不該作為人才選拔和晉升的評判標準。商鞅甚至把其他的渠道稱之為“淫道”，按照他的解釋，諸如依靠能言善道（縱橫家），游散求官（游俠或諸子百家），著書立說獲取名聲，靠智慧學識或者人脈資源（皇親或者外戚）獲得官職都是邪道，只有軍功和耕作才是正道。

如果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商鞅的這套人才理論不無道理，而且是相當適合那個時代的秦國的。大爭之世，強則強，弱則亡，將軍不能帶領士兵打勝戰，士兵不能在戰場上擊殺敵軍，一切都是空談，軍功作為人才選拔的重要標準是沒問題的。而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所以農耕生產比起手工與商業也更加重要，重農抑商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要說除了軍功和耕作，其他方面都是邪道的話，那就過猶不及了。

不知商鞅的這番主張是出于私心，還是公心。如果是出于公心，這大概率和商鞅主張的愚民政策不謀而合。在商鞅看來，百姓越聰明就越喜歡和政府作對，百姓越愚昧越容易被控制。所以百姓只需要聽命于政府，不需要太多的自主思考。要么能征善戰，要么勤勞種地，這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其他的方面什么都不需要。在愚民政策的實施下，軍功與耕戰自然就成為了人才選拔的唯一標準。或許商鞅提出的主張只是針對底層民眾，并非針對列國士人。

然而很難說商鞅沒有私心，這也是他被別人詬病的重要原因。在商鞅被秦孝公重用之前，他本人就毫無軍功可言，按照他自己的理論，他應該先率領秦軍打幾個大勝戰，甚至要先從底層士兵開始干，在戰場上通過擊殺敵軍士兵，獲得基本的軍功之后，才有資格被逐級提拔。顯然秦孝公之所以對他破格重用，就是因為賞識他的才華，這恰恰就是他口中的邪道，然而他卻阻止別人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提拔。或許他不希望別人取代自己，是一個雙標的“小人”。

參考商鞅后來的一系列舉措，他確實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著“雙標”，例如他口口聲聲主張法治，并且提出嚴刑峻法來控制百姓，但是在秦孝公去世之后，有人誣陷他造反時，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坦然面對秦法的審判，通過辯論洗去自己的冤屈，他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逃跑，而且是逃亡秦國的敵對國魏國。在得知魏國不打算接受他之后，商鞅便逃往自己的封地，率軍抵抗秦軍，最后戰死。說到底，他自己都不敢面對自己制定的秦法。

商鞅口口聲聲反對分封，但是在變法獲得成功之后，秦孝公將商地分封給他，他并沒有拒絕的意思，雖然此時的封地和從前的分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但終究還是封地，是中央集權下的國中之國。依法治國也好，反對分封也罷，都是針對下層民眾的，都是針對別人的，到了自己身上，就另當別論了。說到底，商鞅只是幫助秦孝公完成了中央集權的權臣而已，他推行的變法雖然有自身的歷史功績，但后人不必過分夸大商鞅個人的道德操守，也無需刻意歌頌商鞅變法的歷史地位。

這也就不難理解秦國的老貴族為何從一開始就反感商鞅，因為只要是改革，就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所以舊貴族從來是不會支持改革的。如果在君王的支持下，權臣必須進行改革，那改革者你首先得心存無私，才有自己的立場，就算你不是真的心存無私，也得裝出無私。你自己對秦國無尺寸之功，卻空談要別人立軍功，這顯然是很荒唐的。顯然秦君也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也沒有過分的觸動舊貴族的利益。

至于所謂的正道和邪道之說，不僅遭到了當世之人的詬病，更是遭到了后世人才的謾罵，尤其是歷代儒家文人的批判。后世秦王自然也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沒有完全采納商鞅選拔人才的建議，否則后世的公孫衍、張儀、范雎、李斯等人在秦國朝堂就一點機會都沒有了，因為他們都是憑借著商鞅口中的“邪道”獲得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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