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地時間7月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兩國元首就伊朗與以色列對抗升級背景下中東地區局勢，以及美國對伊朗核設施實施打擊的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這是兩人自2022年9月以來首次通話。

在談及烏克蘭局勢時，普京指出，烏克蘭沖突是西方國家政策的直接后果。西方多年來無視俄羅斯的安全利益，在烏克蘭建立反俄據點，縱容侵犯俄語居民的權利，當前仍通過提供各類現代化武器延長沖突。在談及關于和平解決的前景問題時，普京指出，任何協議都應具有全面性和長期性，應消除烏克蘭危機的根源。

另據法國總統府當天發布的公告，法國總統馬克龍呼吁俄羅斯與烏克蘭盡快實現停火，并啟動談判，以達成堅實而持久的解決方案。兩位總統還將就此議題繼續保持溝通。

當地時間2025年6月29日，烏克蘭基輔，基輔居民在地鐵站內躲避俄羅斯無人機和導彈襲擊。視覺中國 圖

自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以來，這場延宕3年多的沖突至今仍看不到停息的跡象。盡管俄烏今年以來已經進行了數輪談判，但由于基本立場差異過大，始終無法取得成果。俄烏沖突將走向何處？這場沖突對歐洲和全球安全又意味著什么？歐洲要如何實現持久和平及安全構架重建？美國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圍繞這些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日前發布《俄烏持久和平與歐洲安全重建》（英文版）報告，并邀請多位專家圍繞報告內容和有關問題進行研討，以中國學者視角解讀俄烏沖突的最終解決和歐洲安全重建問題。

報告發布會現場。

崔洪建：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達巍：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趙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全球治理所研究員

趙晨：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馮怡然：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講師

崔洪建：和平與安全需要兼顧

在俄烏沖突進入到近三年半的此時，烏克蘭危機的前景依然一片混沌。盡管在連年鏖戰俄烏雙方疲態盡顯的情況下，美俄、美烏談判以及后來的俄烏直接談判為開啟政治解決提供了某種可能性，但由于美方在調停中懷有將自身利益置于和平目標之上的不純動機，采取的談判策略既不公正也不合理，其后果是停火方案得不到落實，戰場形勢未見緩和反而不斷升級；各當事方非但未能彌合分歧，立場反而愈加對立。通過軍事手段贏得戰場優勢進而實現政治目標仍是各方的主要邏輯，外交談判成為了充滿對抗和表演色彩的另一個戰場，真正的政治解決進程正被無限期地延宕。

盡管政治解決進程正在開啟，但實現和平的道路似乎變得更加艱難。除了俄烏雙方缺乏基本互信外，一個公平合理的政治解決進程應當如何開啟？國際社會應當為勸和促談發揮何種作用？從開啟談判到實現停火再到建設和平還需要哪些基本條件？這是各當事方及國際社會亟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烏克蘭危機演變至今似乎在不斷地驗證安全困境的悖論：各方的安全訴求越急迫，對彼此的威脅認知就越強烈，就越依賴于軍事手段去滿足安全需求，實現和平的道路就越曲折，包容性的安全架構就越難以構建。

歐洲乃至歐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是美俄歐烏三方博弈的大棋盤。俄烏沖突在戰與和之間的最終走向，歐洲與俄羅斯之間能否就相互對立的安全關切達成妥協性的政治安排，美俄之間能否在相互確認大國地位、維持戰略平衡方面形成共識，將決定歐洲在“以實力求安全”和“以合作謀和平”之間做出何種選擇，也將決定任何談判達成的協議究竟是奠定持久和平的基石，或者只是為下一場更大范圍沖突做足軍事準備的借口。

達巍：俄烏沖突折射國際秩序大轉換

從歷史上來說，烏克蘭問題從產生到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再到2022年新一輪的俄烏沖突，應該說是過去幾次國際秩序轉變的產物，或者說是遺留物。

特朗普二次執政以后，國際秩序正在經歷新一輪的轉變。從這個視角來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烏克蘭沖突政治解決的亂局，恰恰是這樣一個新的秩序轉換的縮影。

如果假設2024年是民主黨贏得了美國大選，現在是哈里斯擔任總統，那么今天俄烏沖突的政治解決會是怎樣一個方向？這不簡單是不同政治人物的個性差異或執政風格差異的問題，這其實反映了他們不同的世界觀。

在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采取的是支持烏克蘭、跟俄羅斯對抗的政策，這導致沖突愈演愈烈，這反映的是兩極世界、陣營對抗或所謂“民主與威權對抗”這樣一種世界觀。伴隨著特朗普上臺，美國正從謀求基于秩序的“全球性霸權”，轉變為一個依靠實力稱霸的國家。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目前應該說并不成功，反映了目前新的世界秩序里民族主義、現實主義的一些特點。這會制造出更多的沖突，更多的戰爭，反映在烏克蘭問題的政治解決上，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的折射。

對于歐洲安全問題，在現在整個秩序朝著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方向去演進的背景下，新的歐洲安全架構是比較難以形成的，而舊的北約架構也在逐漸地弱化。在新的安全架構形成之前，恐怕還會出現更多的沖突。

趙隆：烏克蘭正借危機進行徹底轉型

這場危機對于烏克蘭本身來說，是政治層面、安全層面和社會層面一次非常徹底的轉型過程，也是烏克蘭作為一種政治身份和政治認同重塑的根本轉折點。烏克蘭危機始于2014年而不是2022年，這種轉型是過去10多年里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所以客觀來說，戰后烏克蘭將是另一個的烏克蘭。

這場危機，中國官方的叫法是烏克蘭危機，但諷刺的是，過去三年多時間來看，國內學界和輿論討論的焦點，基本上是大國視角，也就是俄羅斯的視角、美國和歐洲的視角，很少有人從烏克蘭的視角來看這場危機的影響、意義和未來走向。這也導致中國和烏克蘭雙方的認知鴻溝非常明顯，特別是烏克蘭學界對中國的立場、中俄關系、中國在整個危機中的態度明顯缺乏認知。中國一直強調要實現公正持久和平，但烏克蘭的訴求是什么？它的底線是什么？解決問題的最優方案、次優方案和最低要求是什么？從我的觀察或者說外部視角來看，現在面臨的最主要的幾個困難，包括領土主權，停火的脆弱性以及戰后的這種政治承諾和重建風險。

同時，我們可能還要回答外界的另一個問題：中國到底跟這場危機是什么關系？這幾年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很極端的觀點：一個極端是認為中國是這場危機的直接、或者至少是間接參與方，另一個極端是認為中國跟這場危機沒有什么關系，中國跟未來的歐洲安全架構的建立也沒有什么關系。我認為，還是應該強調，雖然中國并不是沖突參與方，但這場危機的外溢性又跟中國息息相關。為什么中國關心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解決？它的路徑和未來的困難又是什么？為什么中國關心歐洲安全架構？這些都是我們要去回答的問題。我覺得這在我們的報告當中是有所體現的，我也覺得這個也是這個報告可能最有價值的地方。

趙晨：歐洲有能力維持對烏援助，但需要思考戰略安全框架

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解讀一下歐洲在“特朗普2.0時代”如何面對烏克蘭危機。第一點，歐洲是烏克蘭的最大援助方。從數據上看，過去三年多里，美國大概每年援助烏克蘭380億美元左右，歐洲實際上超過了435億美元，也就是說，過去三年時間里，歐洲已經援助烏克蘭超過1340億美元。從這個數字上來說，歐盟加上英國，再加上瑞士、挪威等非歐盟成員國，歐洲國家實際上對于這場戰事的“貢獻”要超過美國。

第二點，如果特朗普停止對烏克蘭的援助，歐洲能不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和資源暫時維持下去。根據德國基爾研究所的數據，過去三年，歐洲對烏克蘭的援助大概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1%，如果美國撤走，歐洲需要把這個數字提高到0.21%。對歐洲來說，這個數字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特別是考慮到今年年初以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出的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計劃，和德國提出來的1萬億歐元的經濟和國防刺激計劃。

所以，如果說德國和歐洲的國防產業真的開足馬力，在常規武器領域是可以彌補美國不再支援的短板的。不過，長期來看，在一些顛覆性的國防技術，比如人工智能、量子技術、戰略性的戰場感知能力等方面，歐洲依然會高度依賴美國。

第三點，歐洲對于戰略安全框架的構建仍然沒有明確。歐洲如何在戰后跟俄羅斯和平共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現在歐洲沒有提出解決方案，依然是烏克蘭想要打多久就要打多久。但對于波蘭、立陶宛這些生活了大量說俄語的人群的國家來說，俄羅斯的一些表態是令他們非常恐懼的，這些都是歐洲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當地時間2025年6月24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民眾在6月23日遭受火箭彈襲擊的一棟五層住宅樓附近獻花。視覺中國 資料圖

馮怡然：中國或許是各方真正需要的志同道合者

俄烏沖突看似是一個區域的軍事沖突，但實際上牽連了整個國際的秩序重構，也不可避免地將中國放到一個無法旁觀的這樣一個位置上。

無論是作為利益攸關方、責任攸關方，還是從今年年初俄烏局勢出現新動向、雙方開始為停火進行談判，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中國的角色和作用可以說備受關注。

中國在俄烏問題上始終堅持獨立、公正、平衡的基本立場。作為利益攸關方，2023年，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大使曾表示，中國是烏克蘭危機的受害者。俄烏沖突給中國能源及糧食安全、產業鏈穩定、對外戰略布局造成多重的沖擊，中國與俄烏雙方及歐洲的關系受到了非常強烈的影響。

俄歐沖突的復雜性和持續性也凸顯了中國作為一個責任攸關方的重要作用。從勸和促談，然后避免陣營對抗，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等等這些方面，中國也是在積極承擔大國責任。

在處理大國關系上，俄烏沖突爆發以后，中俄關系一度成為了國際上非常關注的焦點，尤其是歐洲特別擔憂中俄會結盟挑戰歐洲的安全秩序。但事實上。中俄關系是一個更為復雜、并且理性且有邊界的關系，從“雙無”“三無”立場到“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可以看出中國在對俄政策上的理性、克制和自主性，也可以看出中俄關系是動態調整的。

自從俄烏沖突爆發以后，歐洲是感受到了冷戰、甚至二戰結束以后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脅，歐洲對北約的依賴和重視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受此影響，歐洲對中國這種認知也出現了更為負面的態度。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一直努力維護中歐關系大局，積極開拓新的合作空間。一方面，中方堅決反對北約全球化、反對意識形態劃線、反對陣營對抗，但另一方面，我們充分理解在當前的現實下，北約仍是歐洲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對歐洲合理的安全關切給予一定尊重和理解。

同時，中國一直建設性參與俄烏問題的解決。自2022年以來，中國一直與俄烏雙方保持溝通。截至今年3月，中國已向烏克蘭提供了4批人道主義援助，并且表示愿意提供包括戰后重建在內的支持。

中國還積極聯合巴西以及有關“全球南方”國家，在聯合國成立了烏克蘭危機“和平之友”小組，力圖團結“全球南方”力量，推動停火止戰，實現持久和平。中國不是俄烏和平談判的直接主導力量，但確實是不可忽視的穩定支點，在當前局勢紛繁復雜的情況下，中國或許是沖突方以及歐洲真正需要的志同道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