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背景與事實經過

（一）案件背景

1998 年下半年，楊立國在遷安市趙店子鎮的鐵礦經營活動中，涉及多起被指控的違法犯罪行為。這些行為主要圍繞著鐵礦的經營權轉讓、礦石交易以及相關利益糾紛展開，涉及多名當地鐵礦經營人和村民。案件的背景復雜，涉及經濟利益沖突、地方管理問題以及個人行為的法律界定等多個方面。

（二）尋釁滋事行為的事實經過

1、迫使徐志國轉讓第二選礦廠經營權

行為描述：1998 年下半年，楊立國和王江以公職人員禁止經商為由相要挾，迫使第二選礦廠實際經營人徐志國轉讓經營權。這一行為被一審判決書提及，但公訴機關并未將其作為犯罪行為指控。

法律分析：根據《刑法》第 293 條及相關司法解釋，尋釁滋事罪需要達到“破壞社會秩序”的程度。在本案中，楊立國和王江的行為是否構成尋釁滋事罪，需要考察其是否實施了《刑法》293 條規定的尋釁滋事行為，以及是否達到了“破壞社會秩序”的程度。

專家觀點：專家認為，該行為未被公訴機關指控為犯罪，一審判決書也不應將其認定為犯罪事實。從法律適用角度看，該行為不符合尋釁滋事罪中“強拿硬要財物”的法律規定，且缺乏證據證明其對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破壞。

2、迫使田立軍轉讓第三選礦廠經營權

行為描述：1998 年 11 月左右，楊立國、張愛民、王江招募大量社會閑散人員持鎬把、砍刀等兇器，連續數日圍堵第三選礦廠出廠道路，強行追逐攔截第三選礦廠向外運送鐵粉的貨車，致使第三選礦廠無法生產經營。

法律分析：根據《尋釁滋事解釋》第 3 條規定，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破壞社會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情節惡劣”：多次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持兇器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的；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的；嚴重影響他人的工作、生活、生產、經營的等。

專家觀點：專家指出，現有證據不能完整證明一審判決書認定的“圍追、堵截等滋擾手段”。在案證據多為言詞證據，存在互相矛盾的情況，且田立軍的報警記錄未查詢到。此外，即使存在追逐、攔截行為，也未達到“嚴重影響他人的工作、生活、生產、經營”的程度，不足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3、迫使代樹軍轉讓岐閣寺鐵礦及第一選礦廠經營權

行為描述：1998 年 12 月左右，楊立國、張愛民、王江等人在收購代樹軍岐閣寺鐵礦開采出的礦石過程中，隨意克扣礦石貨款，找代樹軍談收購事宜時帶領張愛民及招募的人員制造聲勢，致使岐閣寺鐵礦及第一選礦廠無法經營。

法律分析：一審判決書認定楊立國等人采取“隨意克扣礦石貨款”的方式迫使代樹軍轉讓經營權，但專家指出，克扣貨款的行為具有法律依據。代樹軍提供的礦石不達標，根據《民法典》第 582 條規定的瑕疵履行（瑕疵給付），楊立國有權主張不用支付原定價款。此外，雙方簽訂的《租賃協議》中對礦石質量及水分進行了明確約定，楊立國克扣的部分價款是依據協議約定，不屬于強行使他人放棄財產性利益。

專家觀點：專家認為，克扣貨款的行為屬于正當民事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同時，現有證據無法證明楊立國等人在與代樹軍商談收購事宜時“制造聲勢”達到了擾亂公共秩序的程度，不足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三）非法拘禁行為的事實經過

2003 年 3 月 13 日，楊立國安排孫久利等人去找郭巨才“談判”，試圖解決村民對宏達爐料廠開采石灰石問題的不滿。孫久利帶領李恒、劉強在五重安鄉母莊村找到郭巨才，將其拉上車駛離。孫久利言語威脅要求郭巨才停止反映問題，郭巨才拒絕后，孫久利等人停車下車對其實施毆打，毆打后將郭巨才拖拽上車駛離。因小關村村民到宏達爐料廠要人，楊立國安排人員將郭巨才送至醫院。郭巨才被拘禁3-4小時，且在被拘禁過程中被毆打致傷。經鑒定，郭巨才的損傷構成輕微傷。

二、法律分析與專家觀點

（一）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與法律適用

1、構成要件

主體：一般主體，即年滿 16 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主觀方面：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破壞社會秩序而故意為之。

客體：社會公共秩序。

客觀方面：實施了《刑法》第 293 條規定的尋釁滋事行為，且達到“破壞社會秩序”的程度。

2、法律適用

《刑法》第 293 條：規定了尋釁滋事罪的具體行為類型，包括隨意毆打他人、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強拿硬要或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等。

《尋釁滋事解釋》：進一步明確了尋釁滋事罪的認定標準，特別是“情節惡劣”“情節嚴重”等具體情形。

3、專家觀點

證據不足：專家指出，現有證據不能完整證明一審判決書認定的“圍追、堵截等滋擾手段”。在案證據多為言詞證據，存在互相矛盾的情況，且田立軍的報警記錄未查詢到。此外，即使存在追逐、攔截行為，也未達到“嚴重影響他人的工作、生活、生產、經營”的程度，不足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克扣貨款的合法性：專家認為，克扣貨款的行為具有法律依據。代樹軍提供的礦石不達標，根據《民法典》第 582 條規定的瑕疵履行（瑕疵給付），楊立國有權主張不用支付原定價款。此外，雙方簽訂的《租賃協議》中對礦石質量及水分進行了明確約定，楊立國克扣的部分價款是依據協議約定，不屬于強行使他人放棄財產性利益。

行為性質：專家指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楊立國等人在與代樹軍商談收購事宜時“制造聲勢”達到了擾亂公共秩序的程度，不足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罪。

三、基于罪刑法定原則，非法拘禁行為尚未達到刑事立案標準。

根據《刑法》第 238 條規定，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扣押、拘押、禁 閉或者其他方

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要界定非法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為立罪與否，需要著重考察拘禁行為的“非法性”和“時 間性”。

（一）關于“非法性”的認定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 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第 3 條第 1 項的明確規定：“國家機關工作 人員涉嫌利用職權非法拘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3.非法拘禁他人，并實施捆綁、毆打、侮辱等行為的……”。

一審判決書對于“孫久利帶領劉強、李恒等人對被害人郭巨才的 人身自由進行了實際控制，并實施了毆打行為”的認定直接適用了上 述規定。一方面，這一項適用的明確前提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非法 拘禁，而在本案中楊立國、孫久利等人不具備該種身份，且這一規定 規范的是人民檢察院直接偵查案件的立案標準，本案并不符合這一規范要求。由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身份所決定，對其利用職權實施 非法拘禁行為的處罰，應該比普通公民更為嚴厲。換言之，即便參照適用這一規定，但普通公民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入罪標準，也應該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更為嚴格，而不能直接套用上述標準。對于不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的行為人，不能簡單參照適用這一規定，應嚴

格區分一般民眾和公職人員之間使用捆綁、毆打行為下的心理控制程 度。另一方面，根據一審判決書羅列的證據，難以證明在孫久利等人在非法拘禁過程中毆打了被害人郭巨才。一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依據僅有被害人郭巨才陳述，與三名被告人供述互相矛盾，缺乏其他證據佐證，根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應當采信三名被告人供述。

（二）關于“時間性”的認定

對于非法拘禁罪而言，限制人身自由持續時間的長短，對于非法拘禁行為的危害程度有直接關系。就本案而言，依據罪刑法定原則不能認定被告人楊立國構成非法拘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