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孫子兵法》的文體類型多樣、復雜，有奏議體、論說體、語錄體、對話體、格言體等。其中，格言體特征表現在以韻句結構全篇，句式相對整飭，多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分析歷代文獻征引《孫子兵法》者，集合其中被征引頻次較高的語句，比較其特征，發現基本符合此前對格言體特征所作的論斷。據此進一步印證，《孫子兵法》是一部以格言為主的著作。

關鍵詞：《孫子兵法》 銀雀山漢簡 文體特征 格言體

作者簡介：熊欽暉，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先秦令文書的生成與文體流變研究”（24CZW023）階段性成果。

《孫子兵法》作為先秦時期重要的軍事文獻，其文體方面的特征及意義并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先秦文學尚處于萌芽階段，文體的分類意識并不突出。觀《孫子兵法》之文體，既能看到其文體類型的多樣性，也能看到其中突出的格言體特征。

一、《孫子兵法》文體類型辨析

正如烏爾利希·韋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所言，對于文學作品體裁的劃分，很難有一個清晰而不含混的界限。真正的文學作品包含多種體裁成分，只是程度和方式有別。“先秦時代是我國古代文學發生發展的初期階段。從我國文體史看來，也是我國種類眾多的各式文體開始萌芽的重要時期。”先秦時期文體意識尚處于萌芽階段，著作的文體歸屬問題較后來更為復雜。兵學領域的代表性著作《孫子兵法》便呈現出多樣的文體特點。

（一）奏議體

奏議文是公牘文的一種，主要指臣下給君王的上書。早在商、周時代，已有奏議性的文字流傳下來，如《尚書·無逸》一篇，便是周公旦對成王的告誡。

傳世的《孫子兵法》雖已難窺其奏議體面貌，但此傳本為戰國后期兵家后學對孫武軍事思想及言論統一編纂潤色的成果，非孫武手書之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吳越春秋》則稱：“（吳王）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孫武創作兵法的部分原因當為進獻吳王，由此推知，《孫子兵法》的原始文本或為奏議體。《虛實篇》“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敗哉？”這種聚焦對越國作戰的內容，很可能源于向吳王所上的奏議文本。

雖然傳世《孫子兵法》的體制已與奏議體相差甚遠，但文中對國君進行規諫的內容仍多處可見，如《謀攻篇》“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興師”，《用間篇》“五間之事，主必知之”。這些對國君進行規諫的文字可視作《孫子兵法》原始文本奏議體的遺存。

（二）論說體

《文心雕龍·論說》有言：“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論說體的特征在于借用多種言論來講明一個道理。簡單來說，論說文就是說理的文章。《孫子兵法》的論說體特征十分突出。

首先，《孫子兵法》論點明確，主旨集中。《孫子兵法》的十三篇內容，每一篇側重的主題都不盡相同。如《計篇》論證的主題是“廟算”，即戰前籌劃的重要性；《作戰篇》論述的是戰爭與經濟的關系；《火攻篇》論述的是火攻的威力及方法等。不同篇章論述軍事學的不同方面，同時又彼此相互關聯、相互印證。

其次，《孫子兵法》的論證結構嚴謹，邏輯縝密。在圍繞不同論點展開論證的過程中，能夠做到層層遞進，首尾呼應。如在《謀攻篇》中，為論證“全勝”為戰爭取得勝利的最佳方法，文中首先列舉了用兵之法中何者為取勝之上策，何者為取勝之下策，分析為何攻城之法為下策。點明論題，取勝之上策在于“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謂之曰“全勝”。在明確“全勝”的內涵之后，書中進一步論述取得“全勝”的條件。最后總結，“全勝”的核心在于“知彼知己”。該篇文章中涵蓋內容廣泛，但始終圍繞著“全勝”這一論題展開，做到了雜而不亂。

《孫子兵法》還采取了多樣的論證方法。如對比、蟬聯、引證、喻證、例證等。《孫子兵法》中多處運用對比，強化了矛盾對立。如“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篇》）；“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形篇》）；“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虛實篇》）等。

蟬聯指一個詞或句子既是上句的結尾，又是下句的開頭。蟬聯的方式往往更能突出事物之間的聯系，一個句子在作為結論的同時，又成為下一句的前提，從而構成一個嚴密的邏輯鏈條。這一方法在《孫子兵法》中多次出現，如“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于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于丘役”（《作戰篇》）；“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行軍篇》）等。

《孫子兵法》中引證、喻證、例證等論證方法的運用亦十分純熟。引證諸如“《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軍爭篇》）。喻證諸如“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謀攻篇》）；“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勢篇》）。例證諸如“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用間篇》）等。不一而足。

（三）語錄體與對話體

在《孫子兵法》文本及佚文中，仍然能找出語錄體和對話體片段。從廣義上講，語錄指的是對自己或他人言論的記錄。作為一種文體，語錄體記錄的言論還需要是一種闡述性的觀點。文章一般以“某某曰”領起，同時可以單獨成篇。《孫子兵法》每一篇均以“孫子曰”領起，且均有闡述性觀點輸出，亦可單獨成篇。但與《論語》等典型的語錄體著作相比，《孫子兵法》已不再表現出口語化特征，同時在整體篇幅上也有明顯擴充，篇章之間已不再相互獨立，而是具備系統性。

《九地篇》中有兩個“敢問……曰”的句式。“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這些都是《孫子兵法》原始對話體的遺存。另外，在銀雀山出土的漢簡中，學者輯出《孫子兵法》的五篇佚文，其中有兩篇是對話體。一篇名為《吳問》，在此篇中，吳王詢問孫子晉國六將軍“孰先亡，孰固成”，二人就此展開一段對話；另一篇名為《見吳王》，全篇由對話組成，圍繞孫武初見吳王時，吳王令其操練女兵一事展開。由此觀之，語錄體與對話體亦在《孫子兵法》中留有遺存。

二、《孫子兵法》的格言體特征

除奏議體、論說體、語錄體與對話體外，《孫子兵法》中還體現了格言體特征。

（一）格言體的概念與特征

《現代漢語詞典》中將格言解釋為：“含有勸誡和教育意義的話，一般較為精練。”《辭源》中解釋為：“含有教育意義可作為準則的話。”《辭海》中解釋為：“可為法式的言簡意賅的語句。”從文字的本義來看，“言”是言語之意；“格”，《說文解字》中將其釋為“木長貌”，清段玉裁注“格，至也”，進一步解釋道：“凡《尚書》格于上下、格于藝祖、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也。”從段玉裁的解釋來看，格與天意、神靈有關，格言有神降之言或人王以神的名義進行訓誡的神圣意義。概括來說，格言指的是句意精練，可作為法式的短語或句子。

對先秦格言體的特征，學者們各有見解，如陳桐生認為，格言的特點是“言簡意賅，一針見血，直指要害，對世人起到指導、教育、規勸、警誡等法式作用”；王志鵬認為，格言的特征是“語言凝練、言簡意賅、直擊要害、富有節奏，讀起來朗朗上口”；張陽認為，格言體文獻“一般采用精簡短語、韻句、偶句、排比等修辭方式”“寓意豐富，有生活哲理、教育意義或規則、規范之屬性”。學者們對格言特征的表述雖有所差異，但均在強調格言語句簡短、意義深刻的特征。

概言之，格言體文獻當具備如下特征：從形式上講，全篇主要以韻句結構，句式相對整飭，多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以便于誦讀與傳播；從內容上講，應言簡意賅，以少量的文字蘊含意蘊豐厚的內容，要富于教益，可用于訓誡或說理。《孫子兵法》在內容和形式上皆表現出了相應的特征。

（二）《孫子兵法》的格言體特征

1.以韻句結構

先秦格言體文獻多以韻句形式創作，《孫子兵法》中的韻句數量繁多，每一篇中都能找到大量韻句。此外，在銀雀山出土漢簡中，學者所輯出的五篇《孫子兵法》佚文，雖殘缺較多，但從其中較為完整的句子觀之，仍能見到不少韻句，不難推測完整篇目中韻句更多。由此可見，先秦時期的《孫子兵法》幾乎全篇以韻句結構。據統計，《孫子兵法》中的韻句數量龐大，達243條。不僅如此，書中的用韻格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特征，其中三句韻58例，占比最高，其次是虛字韻47例，二句韻42例。此外《孫子兵法》的用韻格式還包括交韻、疊字韻、間韻、包韻、首尾韻、遙韻、連句韻等。同時，韻句在各個篇目中分布相對均勻，使得《孫子兵法》在整體和局部上均呈現出韻語化特征。

2.句式相對整飭

格言對句子的嚴整程度要求較高。《孫子兵法》雖然是多種句式參差排列，但是從局部來看，仍以四言和五言居多。全文共1335句，四言句有439句，占比最高，是其文本結構的主要句式。五言句有265句，占比僅次于四言。四言與五言句式總占比超過50%。

在四言、五言之外，雖雜有其他句式，但這些句式從局部來看同樣表現出較高的整齊度。舉例如下。

一言：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計篇》）

二言：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計篇》）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勢篇》）

三言：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形篇》）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九地篇》）

六言：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虛實篇》）

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九變篇》）

七言：

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形篇》）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火攻篇》）

八言：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謀攻篇》）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虛實篇》）

九言：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形篇》）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虛實篇》）

由上可知，《孫子兵法》的文字雖看似錯落，實則遵循內部的嚴整與統一。

3.多排比、對偶等修辭

格言體一般多用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使得文意在傳達時一氣呵成、寓意深刻。此類修辭在《孫子兵法》中隨處可見。例如排比：“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計篇》）；“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計篇》）；“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謀攻篇》）；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謀攻篇》）；“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軍爭篇》）。對偶：“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篇》）；“守則不足，攻則有余”（《形篇》）；“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勢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勢篇》）；“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虛實篇》）。比喻：“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形篇》）；“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勢篇》）；“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軍爭篇》）；“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后如脫兔，敵不及拒”（《九地篇》）。對比：“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計篇》）；“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虛實篇》）；“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地形篇》）；“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

由上可見，《孫子兵法》中多見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此外，除句式工整的對偶句，全文還有許多句意對仗之句，如“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篇》）等，占比達到全書的67%，該類句子有與對偶句類似之功能。

4.句意精練、富含教義

格言體文獻在形式上借助韻句、修辭等方式增強誦讀節奏感，同時在內容上要求句意精練、富含教義，以期在簡潔的文字中表達最為豐富、可作為法式的內容。

《孫子兵法》開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句雖不過短短數語，但在最大程度上強調了軍事的重要性。因為軍事關乎百姓生死、國家存亡，故而國君和將領不可不對此予以足夠重視。

在《形篇》中，孫子說道：“勝可知，而不可為。”此句旨在強調如若準備充足， 勝利是可以預知的，但如若敵方一直沒有露出破綻，也是難以取得勝利的。這一短句一方面指出了做足準備后取得戰爭勝利的概率很大，因此將領在開戰之前要做到準備充分；另一方面又點明了即使有萬全的準備，也并不能確保戰爭一定取勝。所以將領既不應在開戰之前生出驕恣之心， 也不應在戰爭結束后因沒有取得勝利而過分責己責人。如若換位思考，此句又可理解為只要做足了準備，即使對方實力強大， 也可保證我方不被擊敗。短短七言，內涵卻如此豐富精警，不可不謂之格言。

再如《軍爭篇》中，論及取勝之法， 孫子說道：“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句闡述了軍隊士氣和將領心理的重要性。正因為這兩者如此重要，所以在戰爭時既要保證我方的士氣銳利，我軍將領的心理不被對方把握，又要尋找敵方士氣怠惰的時機，擾亂敵方將領的心理防線。此論在后世的戰爭中不斷被應用并得以檢驗。

《火攻篇》中，孫子言：“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這一句的情感色彩極為濃烈，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沒有什么比百姓生死、國家存亡更為重要的。作為掌握百姓生死和國家存亡的國君和將領，卻往往因為自己的情緒影響了戰爭局勢，導致戰爭失敗、國破家亡。此句的警醒意味明顯，因而也成為后世賢君良將時刻銘記于心之箴言。

諸如此類的語句，在《孫子兵法》中反復出現，因而從整體上建構了《孫子兵法》全文的格言性質。

三、從后世征引看《孫子兵法》的格言體特征

判斷格言的重要標準，一在文獻中的廣泛征引，一在口頭的廣泛流傳。《孫子兵法》作為《漢書·藝文志》“兵書略” 分類下唯一流傳千年的兵學文獻，其中眾多的語句在歷代不同文獻中被數次征引， 這充分證明了它的格言屬性。歷代文獻征引《孫子兵法》者眾多。如宋人綦崇禮在其著作《兵籌類要·鎮靜篇》中以“靜以幽，正以治”（《九地篇》）來說明兩軍交戰之時，面對突發情況，將領沉著冷靜、巋然不動的重要性；明朝名將王鳴鶴引孫子之言“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勢篇》）說明在戰場上，己方應主動創造有利的態勢；元人楊維楨在其著作《東維子集》中以孫子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形篇》），對比今時之用兵“攻者直撞，守者急退”，指出當時用兵打仗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結合《孫子兵法》中被征引頻次較高的語句，比較其特征，發現其基本符合此前對格言體特征所作的論斷。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計篇》），句式整齊，屬于韻句和對偶句；“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謀攻篇》），句式整齊，屬于韻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形篇》），句式整齊，屬于對偶句和比喻句；“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勢篇》），屬于韻句；“兵形象水”（《虛實篇》），屬于比喻句；“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虛 實篇》），句式整齊，屬于對偶句和比喻句；“靜以幽，正以治”（《九地篇》），句式整齊，屬于韻句和對偶句。

據此進一步印證，《孫子兵法》是一部以格言為主的著作。

結語

《孫子兵法》作為一部先秦時期的兵家經典，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體類型，包括但不限于奏議體、論說體、語錄體、對話體、格言體等。在這之中，它的格言體特征尤為突出。

考察《孫子兵法》傳世文本及銀雀山出土簡本及佚文，從文本形式上看，韻句所占比重達90%以上；文本句式相對整飭，以四言、五言為主，其他雜言句式在局部范圍內同樣表現出統一性；此外，《孫子兵法》多排比、對偶、比喻、對比等修辭。從文本內容來看，《孫子兵法》用語精警凝練，時常在短小的句子中表現出精深的道理。因此我們說《孫子兵法》是一部以格言體為主的先秦軍事文獻。

先秦時期是各種文體發生發展的重要時期，《孫子兵法》作為一部完整的、流傳至今未曾間斷的先秦典籍，它理應在先秦文體研究領域占有寶貴的一席之地。對《孫子兵法》的格言體特征進行探討，是對《孫子兵法》文本呈現的再認識，對《孫子兵法》文本性質的再認識，也是對先秦軍事文獻、先秦文獻文體問題的重要補充。我們應該看到，《孫子兵法》作為一部享譽世界的先秦典籍，能夠流傳數千年而保有鮮活的生命力，與它本身的文學特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厘清《孫子兵法》的文體特性，或許能夠成為我們探究先秦時期文體問題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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