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發(f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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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發(fā)水的使用:
用稍微高于體溫的溫水將頭發(fā)徹底潤濕,取適量的洗發(fā)水于掌心,揉開洗發(fā)水至輕微起泡,從頭發(fā)中部(不要直接擦在發(fā)根頭皮上哦)開始,將洗發(fā)水均勻涂抹在所有頭發(fā)上,然后輕輕揉搓頭發(fā)。10秒。。
作者簡介:吳廣平,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屈原學會常務理事,湖南省屈原學會副會長,汨羅市屈原學會會長,湘潭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湘潭市全民閱讀協會副主席。曾榮獲“全國優(yōu)秀教師”“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師”“湖南省優(yōu)秀教師”“湖南省優(yōu)秀研究生導師”“湖南省首屆普通高校教學奉獻獎獲獎教師”“湘潭市第七批優(yōu)秀專家”等榮譽稱號。已撰寫出版《楚辭全解》《屈原賦通釋》《宋玉研究》《詩經:全本全注全譯全彩圖本》等著作多部。
鄉(xiāng)野的修辭與心靈的耕犁:
張金霞散文的精神地理學
吳廣平
摘要:張金霞的散文以湘鄉(xiāng)鄉(xiāng)村為精神場域,通過在地性書寫構建起連接土地倫理與生命詩學的文學通道。其創(chuàng)作兼具地理符號的詩性編碼、跨文化視角的對話融合以及對現實肌理的誠實銘刻,展現了鄉(xiāng)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復雜面相。作為教育工作者,她將自然體驗、勞動實踐與生命教育融入文字,以詩性啟蒙點亮鄉(xiāng)村學子的精神世界。同時,其散文折射出鄉(xiāng)村知識分子的倫理擔當,通過日常實踐與微小善舉傳遞溫暖,成為鄉(xiāng)村振興時代背景下兼具文學價值與社會意義的文本典范。此外,張金霞與丈夫武文渡(阿渡)共同扎根鄉(xiāng)土、以文字與行動踐行教育理想的經歷,進一步豐富了其散文的精神內涵,展現了夫妻二人“文如其人”的純粹與堅守。
關鍵詞:張金霞;武文渡;鄉(xiāng)村知識分子;散文;在地性書寫;詩性啟蒙;精神地理學
在當代漢語散文寫作的版圖中,張金霞的創(chuàng)作構成了一處獨特的文學地貌。這位扎根湘鄉(xiāng)鄉(xiāng)村十余載的教育工作者,以質樸而豐盈的文字,在散文的田野上開掘出了一條連接土地倫理與生命詩學的通道。她的散文不僅是個人記憶的存檔,更是一部鄉(xiāng)村教師的精神志,記錄著教育工作者如何在大地的褶皺處尋找生命的詩性,又將這種詩性轉化為照亮鄉(xiāng)村學子的精神火種。當我們以“鄉(xiāng)野的修辭”“心靈的耕犁”和“微光的倫理”三重維度來解讀這些文字時,會發(fā)現其中蘊含著超越文學本體的社會學意義與教育學價值。
一、鄉(xiāng)野的修辭:作為方法論的在地性書寫
在張金霞的散文世界里,鄉(xiāng)野不僅是地理空間的存在,更是被賦予深層意義的精神場域。這位扎根湘鄉(xiāng)十余載的河南籍教育工作者,與丈夫武文渡共同經營“鄉(xiāng)情記”公眾號,以質樸而豐盈的文字構建起獨特的敘事方法論。她的在地性書寫既是對鄉(xiāng)村本真面貌的文學呈現,也是對鄉(xiāng)土文化基因的解碼與傳承,形成了“自然即人文,人文即自然”的書寫特質,為我們理解當代鄉(xiāng)村的精神內核提供了鮮活的文本范例。
1.地理符號的詩性編碼:從自然肌理到文化基因的深度映射
張金霞的散文將湘鄉(xiāng)山水草木轉化為承載生命體驗的情感符號。在《放馬山野踏清秋》中,頂峰觀日雖未得見全貌,卻在“風車嗡嗡的聲響如在耳膜”與“野花隨風顰顰搖曳”的細節(jié)中,頓悟“每一刻都是唯一”的生命真諦。這種書寫超越了單純的景物描摹,展現了對自然萬物的共情能力。她筆下的油菜花“手挽手地開,肩并肩地開,春風十里地開”,檫木是“高高舉在山野間的一簇簇火把”(《早春》),這些意象既精準把握了植物的生長特性,又賦予了其人格化的精神氣質——油菜花的團結綻放彰顯生命的集體力量,檫木的灼灼其華則象征著生命的頑強意志。這種將自然觀察升華為生命感悟的書寫方式,恰恰體現了湖湘大地“接地氣、有生氣”的文化特質。
她的語言風格質樸而富有張力,兼具泥土的厚重與溪水的靈動。“春池水滿啊,春水輕輕地蕩啊蕩啊”(《和春天私奔》)的口語化表達中透著古典詩詞的韻律美,恰如她人格的寫照——真誠不造作,純粹而豐盈。這種詩性編碼使地理符號成為可觸摸的“精神地圖”,在她的散文《若到湘鄉(xiāng)逢上春,千萬同春住》中,狀元塔與油菜田的空間關系暗示文化傳承的“緩沖帶”,三棵連理的銀杏樹則隱喻著家族倫理的延續(xù)。
2.雙重視角的文化縫合:異鄉(xiāng)經驗與在地認知的創(chuàng)造性對話
作為異鄉(xiāng)人,張金霞的書寫天然攜帶跨地域的觀察維度。《過大年蒸饅頭嘍》中河南“蒸饅頭、蒸花子饅”熱火火的年俗與湖南“臘肉、米酒”的鄉(xiāng)俗形成對照;《干娘》則通過“瘸腿干娘持續(xù)寄送香油”的河南鄉(xiāng)土情誼,與敘述者遠嫁湖南后“從抗拒到接納”的情感轉變,在時空跨度中完成兩種地域文化的和解。當干娘最終用“一箱紅透的柿子”打破敘述者的心理隔閡時,那些曾被嫌棄的“瘸腿身影”和“大嗓門”,恰恰成為詮釋鄉(xiāng)土親情最豐盈的注腳——這種由地理距離到心靈貼近的辯證過程,正是異鄉(xiāng)書寫最動人的文化縫合。
這種雙重視角打破了“在地者”與“外來者”的二元對立。當她在《潭市印象》中描摹“土磚墻、青磚屋基”時,土磚的“暖”與青磚的“硬”恰如湘鄉(xiāng)人兼具農耕文明溫潤與湘軍文化剛毅的性情。與丈夫武文渡在“鄉(xiāng)情記”中記錄的鄉(xiāng)土風情相互映照,她的散文成為不同文化對話的媒介,既深入湘土肌理,又保持必要的審美距離。
3.現實肌理的誠實銘刻:苦難書寫中的倫理溫度
張金霞拒絕將鄉(xiāng)村浪漫化,而是以文字為量具,丈量苦難的深度與人性的重量。《韋小妹》中韋小妹“跛腳扛竹篾”的身影與“嶄新華屋”的視覺反差,撕開了精準扶貧的復雜面相;《“小人”阿渡》里保潔員用“廢舊軍用熱水壺暖腳”的細節(jié),讓貧困有了可觸摸的質感。這種書寫源于深刻的倫理自覺,她以“測量者”的姿態(tài)呈現生活的原色:三間低矮紅磚房與滿墻獎狀的并置(《討債》),既寫新房林立的進步,也記供銷社婚禮的鄉(xiāng)愁(《成全》)。
她為貧困學生奔走呼吁的實際行動,正是這種“誠實銘刻”背后的擔當。張金霞的散文因此成為時代的“活態(tài)檔案”,既折射湘鄉(xiāng)的獨特光芒,也映照中國鄉(xiāng)村的普遍困境與希望,在現代化進程中構建起“精神實驗室”般的書寫意義。
二、心靈的耕犁:教育工作者的詩性啟蒙
張金霞的散文始終流淌著教育工作者的溫度與詩性,她以“用三年影響孩子一生”的教育理念(按:初中學制,每屆三年),將教學實踐升華為獨特的文學表達。這位每天夙興夜寐的班主任,通過家訪、批改日記、自費印刷《班主任日志》等實際行動,詮釋著“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深刻內涵。她的散文與教育實踐互為表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詩性啟蒙體系,在自然體驗、勞動教育和困境關懷三個維度上,展現了鄉(xiāng)村教師以心靈為犁深耕學生精神世界的教育智慧。
1.行走的美育:自然體驗與生命感知的雙向喚醒
張金霞的教育實踐創(chuàng)造性地將課堂延伸至自然。在《青春作伴好春光》中,她記錄的春游場景——學生們在油菜田里“對山歌”“打油紙傘走進花田”,在紫云英叢中“躺著看天”——看似隨性,實則是精心設計的“生命教育現場課”。這種“以自然為課本”的教學智慧,讓學生在花香鳥鳴中打開感官,正如她所寫:“每一片葉子都裝著一個盛大的春天”。當學生羅茜因“花太美,人太美,春光太美”而落淚時,美的教育已然超越知識傳遞,直達心靈震顫的層面。
她的丈夫武文渡在散文中透露,這種自然教育理念源于夫妻二人共同的生活哲學。他們將棣棠花請進美術課堂,讓孩子們“沐著花香孵化筆下的春色”(《有汝抱春來》);帶學生觀察校園草木,在《“后花園”里故事多》中記錄生命成長的驚喜。這種教育方式不是簡單的戶外活動,而是通過自然與藝術的交融,讓學生在審美體驗中完成心靈的自我啟蒙,恰如其學生吳清琳所言:“金霞老師的美,是從內而外散發(fā)的精神氣質。”(《金霞老師小記》)
2.勞作中的共生:校園菜園里的精神成長課
張金霞將勞動教育升華為精神培育的詩性實踐。《“后花園”里故事多》記錄的校園菜園改造,從“戈壁灘般的荒地”變?yōu)閹熒餐摹熬窕▓@”,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生動的教育范本。江老師“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身影,學生們“東倒西歪”卻滿心歡喜的種植場景,食堂大姐主動送來的花苗,共同勾勒出一幅勞動育人的溫暖畫卷。
這種教育方式蘊含著深刻的生命哲學。當孩子們看著“新栽的菜苗挺直身子”,在收獲土豆時雀躍歡呼,他們體會到的不僅是“付出與回報”的自然法則,更是生命成長的本質意義。張金霞與丈夫武文渡共同倡導的“生活即教育”理念,在這里得到了完美詮釋——教育不是機械的知識灌輸,而是提供沃土讓生命自然生長。正如她在散文《“后花園”里故事多》中所寫:“這些埋進土里的希望,都依著季節(jié)時令,饋贈人以花以果”,物質的收獲與精神的成長在此實現了同構。
3.困境中的光明:現實主義教育觀的詩性表達
面對鄉(xiāng)村教育的現實困境,張金霞的散文展現出獨特的“光明敘事”。《俠者肖哥》中貧困學生志慧的困境——“考試時害怕緊張得發(fā)抖”,日記里寫“我覺得自己是個負擔”,直指鄉(xiāng)村教育中的資源匱乏與心理問題。但張金霞沒有停留在悲情渲染,而是通過記錄肖哥的資助、師生的關懷,展現困境中的希望之光。肖哥“先學做人,學習盡力就好”的樸素教誨,恰恰揭示了詩性啟蒙的核心:接納不完美,但永遠向著光明。
這種教育觀在《喜相逢,愛相擁》中達到高潮。當學生們從覺得《詩經》“古老無趣”到“忍不住想買一本”,當吳老師的“吳氏幽默”讓課堂充滿歡笑,傳統文化的種子已在心田生根發(fā)芽。張金霞反復書寫的“光”的意象——晨光中的棣棠花、頂著太陽的野菊花,既是自然景觀的描摹,更是教育者精神的隱喻:即便在最偏遠的鄉(xiāng)村角落,也要做一盞照亮心靈的燈。
這種詩性啟蒙的珍貴之處,在于它摒棄虛假的浪漫主義,直面現實卻永不放棄希望。當張金霞將“賓之郎教書育人好教師”的獎金全部用于學生,當她在散文中既寫春游的歡樂也記志慧的掙扎,她完成了一次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宣言:真正的教育,是讓學生在認識生活真相后,依然保持熱愛生活的勇氣。這種扎根現實又超越現實的教育智慧,正是“心靈的耕犁”最深刻的意義——不是按既定模式塑造學生,而是培育他們抵御風雨的內在力量。
三、微光倫理:鄉(xiāng)村知識分子的精神范式
張金霞的散文與人格共同構建了一種“微光倫理”——以文字記錄生活,以行動溫暖鄉(xiāng)土,形成“文如其人”的精神范式。這種倫理立場既體現在她與丈夫武文渡共同扎根鄉(xiāng)村的生命實踐中,也滲透于散文創(chuàng)作的每個細節(jié)。從《韋小妹》中為貧困學生奔走呼吁,到《成全》里陪伴百歲老人重訪故地;從自費印刷《班主任日志》贈予學生,到將獎金全部用于教育活動,她的文字與行動形成奇妙的互證關系,彰顯了鄉(xiāng)村知識分子“知行合一”的精神品格。這種精神范式通過生命敘事的沉淀、微小善舉的累積,以及文學與教育的互文,構建起溫暖而堅韌的鄉(xiāng)村精神坐標。
1.生命敘事的精神年輪:日常實踐中的價值沉淀
張金霞的散文記錄著從“異鄉(xiāng)客”到“自家人”的精神蛻變歷程。在《從易俗河開往邵東的客車》中,那趟四年如一日的橘紅色客車,載著她從“擔心停開”的“異鄉(xiāng)客”變?yōu)槟堋岸纺憥兔u票”的“自家人”。這種轉變不是身份的表面認同,而是價值觀的深層重構——正如她在《我這個“三八”》中所坦承的,從“羞于提年齡”到接納“三八”標簽的心路歷程,展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在鄉(xiāng)土中扎根的精神年輪。
她與武文渡共同經營“鄉(xiāng)情記”平臺的經歷,更是這種精神沉淀的生動體現。從記錄校園菜園變遷(《“后花園”里故事多》)到陪伴學生春游(《青春作伴好春光》),這些日常教育實踐通過文字獲得永恒意義。當她把5000元獎金全部用于學生時,散文中的價值理念便轉化為具體行動,完成了從“言說”到“踐行”的精神飛躍。這種“敘事-實踐”的轉化模式,正是當代鄉(xiāng)村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精神特質。
2.微光照亮的倫理實踐:鄉(xiāng)土社會中的溫暖擔當
張金霞的散文世界充滿了微小而恒久的光亮,這些光亮雖不奪目,卻足以溫暖人心。《“小人”阿渡》中,鄉(xiāng)鎮(zhèn)干部阿渡對老人“鐵水壺冷卻后寒徹蝕骨”的細膩體察,與“新熱水袋”帶來的溫暖承諾形成鮮明對比,展現了鄉(xiāng)土社會中平凡人對他人苦難的敏銳感知與樸素關懷。《韋小妹》里,一次看似尋常的家訪揭開了殘疾母親韋小妹堅韌生存的底色,更鋪展出一幅村、鎮(zhèn)與社會人士守望相助的溫情畫卷,讓人看到困境中依然閃爍的希望。《討債》的故事尤為動人,當討債者與欠債方的窘境劈面相逢,一筆陳年舊債在彼此的體諒中化為無形,溫情超越了利益的糾葛,成為鄉(xiāng)土倫理最動人的注腳。這些故事共同構成了鄉(xiāng)土社會的精神底色:對苦難的共情,對困境的擔當,以及善意的自然流淌。
而在教育領域,張金霞的倫理實踐同樣熠熠生輝。當她在《讓沉默的孩子笑容綻放》中描述如何用“隨口溫言的問好”和“隨手分享的零食”引導沉默的蔚文;在《“后花園”里故事多》中記錄師生共同開墾菜地的點滴,勞動的熱情與收獲的喜悅讓校園成為滋養(yǎng)心靈的沃土;在《青春作伴好春光》里,她帶著學生走進自然,讓青春在花田間恣意綻放,教育的意義在春風中悄然升華。這些片段展現的正是“微光倫理”的核心——無需宏大的宣言,而是在平凡的日常中傳遞溫度,讓每個教育瞬間都成為點亮心靈的契機。正如她在《喜相逢,愛相擁》中所言:“對的人,兜兜轉轉終會再度重逢”,而教育的美好,恰恰在于讓每一段相遇都成為生命的滋養(yǎng)。
3.文教互鑒的范式意義:鄉(xiāng)村振興中的精神鏡像
張金霞的散文創(chuàng)作開創(chuàng)了教育工作者文學書寫的新范式。她的文字既有陶行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教育熱忱,又兼具蕭紅筆下“園子里的蝴蝶、螞蚱、蜻蜓”般鮮活的生活質感,更融入了新時代鄉(xiāng)村振興的深刻思考。這種獨特的創(chuàng)作特質源于“教育即生活”的實踐哲學——在《“后花園”里故事多》中,校園菜園的變遷史成為勞動教育的生動教材;《青春作伴好春光》里,帶領學生春游的日常升華為自然教育的詩意實踐。
在鄉(xiāng)村振興的時代語境下,張金霞的散文以獨特的雙重視角觀照鄉(xiāng)村現實。一方面,她以教育工作者的敏銳洞察鄉(xiāng)村困境;另一方面,又以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溫情記錄破局之路。《韋小妹》一文通過學生志慧家庭的微觀敘事,折射出鄉(xiāng)村發(fā)展的深層矛盾:殘疾母親韋小妹在新建的“華屋”中守著空蕩的米缸,光鮮的外表下是“天天要用錢,每個月都要幾百塊”的生存焦慮;而志慧“考試時害怕得發(fā)抖”的心理刻畫,則揭示了物質貧困對教育機會的結構性剝奪。但張金霞的筆觸不止于困境呈現,她更通過家訪時韋小妹“扛著竹篾在寒風中蹣跚”的剪影,展現底層民眾的生命韌性;通過丈夫武文渡聯系村干部為韋小妹辦殘疾證的實際行動,彰顯鄉(xiāng)村共同體的互助倫理。
《俠者肖哥》則從精神維度拓展了鄉(xiāng)村振興的思考。文中受助學生志慧“從沒為別人做過什么”的愧疚獨白,暴露出鄉(xiāng)村兒童普遍的情感荒漠化現象。肖哥的幫扶實踐構建了立體化的支持網絡:從“隱形資助”的物質援助,到贈送字帖的文化關懷,再到組織KTV活動的心理疏導,形成“物質-文化-情感”的多維支持體系。特別具有啟示意義的是,他將個體善舉升華為“學雷鋒活動”,帶動企業(yè)工會為學校捐贈圖書、建立圖書角,這種“由點到面”的幫扶模式,為鄉(xiāng)村精神家園建設提供了可復制的實踐樣本。文中“我們這輩子所有的相遇,都應該是前世散落天涯的親人”的感悟,恰如其分地詮釋了鄉(xiāng)村振興中社會關系重建的本質——將單向度的物質幫扶轉化為雙向的情感聯結。
張金霞散文的獨特價值在于其“行動性書寫”的特質。在《韋小妹》中,她和丈夫武文渡“留下點點心意”的細節(jié)與籌辦殘疾證的實際行動相互映照;《俠者肖哥》里“送字帖練字”的舉措與建立圖書角的實踐形成呼應。這種“書寫-行動”的雙向互動,與其“日記教學法”的情感教育和“班級圖書角”的閱讀推廣構成有機整體,共同構建了“全人教育”的實踐范式。
這種文教互鑒的創(chuàng)新范式,展現了鄉(xiāng)村知識分子參與鄉(xiāng)村振興的多元路徑。張金霞以文字記錄鄉(xiāng)土變遷,用行動參與鄉(xiāng)村建設,與丈夫武文渡共同詮釋了“扎根鄉(xiāng)土”的深刻內涵——不是居高臨下的啟蒙姿態(tài),而是“和光同塵”的平等對話。正如她在《放馬山野踏清秋》中所言:“所有的此地此時此刻,不過僅僅這一時一刻。”這種對“當下性”的深刻體認,正是其散文最珍貴的當代價值:鄉(xiāng)村振興不僅需要宏大的制度設計,更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堅守中傳遞的人文關懷,需要無數個“班級圖書角”與“家訪筆記”所累積的精神力量。
結語
張金霞的散文創(chuàng)作構建了一種獨特的鄉(xiāng)土精神譜系,在當代鄉(xiāng)村書寫中呈現出三重維度的價值向度:以詩性的地理編碼重構鄉(xiāng)村的文化記憶,用教育的實踐智慧激活鄉(xiāng)土的生命力,借知識分子的倫理自覺重塑鄉(xiāng)村精神家園。她與武文渡共同踐行的“在地化”生存方式,打破了傳統啟蒙者與鄉(xiāng)土之間的二元對立,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型的鄉(xiāng)村知識分子范式——既是生活的參與者,又是文化的闡釋者;既是教育的實踐者,又是價值的守護者。
在現代化與鄉(xiāng)土性的張力中,張金霞的散文提供了彌合城鄉(xiāng)裂痕的文化方案。她的文字不是簡單的懷舊或批判,而是通過“生活即教育”的實踐智慧,在鄉(xiāng)土日常中發(fā)現永恒的人性光輝。這種創(chuàng)作啟示我們:鄉(xiāng)村振興不僅需要物質建設,更需要精神重構;鄉(xiāng)村教育不僅要傳授知識,更要培育對土地的情感與責任。當文字與生命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時,文學就成為了改變現實的力量,而教育則升華為照亮心靈的明燈。
張金霞,1985年生于河南,現定居湖南。2009年畢業(yè)于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現任湘鄉(xiāng)市中沙中學語文教師兼班主任,湘潭市女作家協會理事。與丈夫武文渡(阿渡)共同運營“鄉(xiāng)情記”公眾號和視頻號,記錄鄉(xiāng)村所見所聞,成為鄉(xiāng)村振興的文學見證者與行動者。先后榮獲“湖南省優(yōu)秀鄉(xiāng)村種子教師”“湘潭市教書育人好教師”“湘潭市優(yōu)秀班主任”“湘鄉(xiāng)市最美女性”“湘鄉(xiāng)市巾幗建功標兵”等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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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顧問:鄒聯安、吳廣平、劉年、金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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