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馬勇，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蘭州大學、河南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兼職教授。主要從事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文明史、中國學術史、儒學等方面的研究，著有《疊變》《中國儒學三千年》《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超越革命與改良》等書。

采訪人：趙逸軒、陳詩浣，學人Scholar團隊成員。本文標題為編者所擬。

01

我們這一代人，做學術就是偶然

學人:您生于1956年。與您同一代的前輩學者，大多經歷過建國之初的動蕩歲月，經歷不同于后輩，走上學術研究之路，也多有機遇、偶然。請問，在您年輕的時候，是什么因素讓您開啟了作為學者的生涯？

馬勇：你有個詞語用得非常好，就是“偶然”，和你們不一樣，我們做學術研究，真的是偶然的。我們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還包括一些四十年代出生的人，年輕的時候都遇到了文革導致的停止高考招生。通常說“十年文革”，實際上高考停止了13年。等到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以后，才走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1976到1977年，就有一群知識界做教育學的老先生，呼吁官方和社會，應該恢復高考。此前的高校主要是通過“工農兵”推薦來決定誰可以上大學，選出的學生的整體知識基礎比較差，更多是憑借“政治表現好不好”，甚至“和部隊有沒有關系”來決定前途。可見，考試制度被廢棄之后，整個選拔機制其實是很有問題的。因為我父親在糧食站工作與大隊書記、文教干事等人稍有交情。我大妹妹就作為工農兵，初中畢業就去上了大學。而我在部隊當兵，舉目無親，我在1974，或者75年也曾被推薦上大學，經過了考試、面試諸環節，但最后還是沒有去成，據一位朋友告訴我，被一個領導的孩子頂替了。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員大概從1972年到1976年招生了幾屆。

我到杭州警備區當兵，當時的目標就是提干、入黨，之后就回家結婚。因為當時全國沒有人口的流動，農村人連后來進城打工的機會都沒有，如果不去當兵，就和祖祖輩輩一樣，生生死死都在這個小地方。但是到1977年，我們當兵的就沒希望了，因為不再從農村兵源中提干了。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人生節點。

同時，1977年，國家經濟也發生了大規模的變化，隨著城市化、工業開發的規模劇增，全國出現了許多工廠，我從部隊回來之后正好就趕上了農民工招工，我就算是中國的第一批農民工。我家鄉在安徽淮北，所以就到了淮北煤礦挖掘隊。煤礦被開采之前，就先由我們負責去打豎井、挖坑道。

圖：1960到1970年代的淮北礦區

我在朱仙莊煤礦整整干了兩年。那時國家剛剛恢復發展，百廢待興，需要大量技術人員，所以我當煤礦工的第二年，就通過考試考進了剛成立的淮北煤炭技術學校，屬于正兒八經的中專。重回學校讀書，讓我們那一批從煤礦來的同學非常珍惜，好多同學相約在完成學業的同時，想方設法補習功課，爭取參加全國高考，考上更好的大學。記得我那時和同學每周有幾個晚上從宿縣東關騎車進城參加補習，沒日沒夜補習一年，趕上了1979年高考，終于如愿以償。

我本科上的是安徽大學歷史系，我的高考分數里最低的數學只有13分。如果我能考63分的話，就可以直接上北大了。我能上大學是靠語文、歷史和地理三門課。雖然我政治課一向也很好，但最后考了59分沒及格。我英語是完全盲寫的，全部選C。因為我年齡比較大，也沒有任何準備，因為時代原因，我們這一代小學到中學其實就沒學什么東西，到了高中畢業的年紀，幾乎可以說是耽擱了十幾年。

分數出來之后面臨填報志愿。因為我數學、英語分數很低，總分也不高，所以不敢好高騖遠，只是報了幾個省內院校，專業課選的也就只有最傳統的文史哲了，我就報了安徽大學歷史系。

為什么選擇歷史而不是中文、哲學？因為此前不久的時候，全國范圍內爆發了“批林批孔”運動，那時是1973到1974年。當時我正在當兵，也是高中生，因此連隊讀報紙差不多都是我來讀。我當時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寫的是什么東西，什么“焚書坑儒”，什么“秦始皇”，什么“儒家”，什么“法家”……我們中學沒學過這些東西，所以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圖：1974年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席卷全國

因此到要上大學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進了安徽大學歷史系。我是1956年出生的，雖然不算班上年齡最大的學生，但也算歲數中等偏上的學生。最小的同學是62年的，最大的也有51年出生的。大學本科四年，最后半年我在考研究生，剩下的三年半當中，除了自己歷史系的課，我還完整的去哲學系聽了中國和西方哲學史的課程。因為我就是想要解決我之前的困惑——究竟中國的哲學史和思想史是什么樣的？后來我就考研究生到復旦大學去了。我到復旦去，開闊了眼界。我選的專業就是專門史-中國文化史，真正進入到了這個領域當中去，也就是“入了門了”。

圖：1980年的安徽大學，圖片來自安徽大學官網

我研究生畢業時候，工作比現在好找得多，當時我就直接到了社科院來了。本來是要派遣去侯外廬先生的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但后來給劉志琴老師將我換到了近代史所。劉老師是我的導師朱維錚先生的同學，她告訴我近代史所剛剛落成一幢宿舍樓和一棟辦公樓，一進去，不用等，就能分到房子。那時沒有后來的商品房，所有人都只能等著單位分房子。所以我毫不猶豫去了近代史所。因此我86年到北京來，88年我就有了一個20平米的平房。我在復旦學習的重點在中國古代史，畢業論文寫的也是古代，漢代經學，只是那時比較寬松，我就進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然后慢慢就去做近代史。

到社科院來之前，我沒有往近代史做過，因為當年和現在不一樣，當年那些老先生給我們的感覺是“近代沒有學問吶！”哪有什么“近代史”，就像今天有些人“覺得1949年之后哪還有歷史？”一樣。因此，當年我們讀書的時候說“不讀三代之下”，后來說“不讀唐朝之下”。我在復旦的時候，一本本書的讀下來，實際上讀到唐朝，之后的作品就幾乎沒有了。雖然，我也跟著一個老師研究過一點明史，但更多的東西就不讀了。主要就是當時的人認為，“越往后就越沒學問，學問只在夏商周三代。最好的就是去學甲骨文，認識一個字，那就不得了。”但我是為了房子來了近代史所，近代史所的學問畢竟還是在近代，這樣我就開始在近代史上下功夫。

從1986年開始，我一直讀資料讀到了1991年。幾年的時間我沒寫過東西，就專門讀近代史的資料。當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是從1950年代開始出版的，我大概用了五六年時間，一本本的讀書、借書，讀書、借書…一直到1991年。

當時的學術風氣，其實和現在很不一樣。我們很幸運，所處的環境很好，老先生常說，不要急著寫東西，要專心讀書。所謂“讀書”，就是踏踏實實地讀一本書，把一本書拿來看、看進去。不像現在，好像連本科生都得寫論文。其實我們當時是完全不寫的，我一直到評中級職稱時都沒寫過東西。評不上也無所謂，評上了寫幾句應付一下也行。因為那個時候，大家看重的是你有沒有學問。幾句話一聽，老先生就能判斷出來，“這個小伙子不錯，有學問，表達得出來”，那就可以了。

我們真正得到的是什么？我算是下了功夫，花了大量時間在讀史料上。后來也挺巧的，我原來做的是古代史，后來又轉向近代史。這樣一來，正好也契合了我們這行的一個理想，就是史學宗師司馬遷說的“通古今之變”。如果說我的經驗，那關鍵其實就是“歪打正著”。既研究古代，又研究近代；做近代的時候，也沒有忘記古代的那一套。現在偶爾我還在做古代方面的題目，偶爾也寫寫。

所以，我的學術道路也確實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我祖上沒有人搞學問，我父親只在私塾讀過兩年書，這跟學問毫無關系。我讀本科的時候，他在家里讓我讀《論語》《孟子》，我朗讀，他還會糾正我發音，說“這個字不是這樣讀的”，因為他跟私塾先生學的是古音——他知道這個不對，但我們家除了我父親，沒有人是搞學問的。所以我能走上這條路，說到底是偶然。但這一走，也真是不簡單，這一走就是一輩子。

我一輩子除了干學術這件事，什么都沒做過——沒有當官，也沒有經商。從1986年畢業，到現在，再加上之前七年的本科和研究生學習，我一直在這個領域里，一天也沒離開過、也沒轉過行。

回頭看，當年的確是陰差陽錯才走到這一步。我后來招的學生里，也有跨專業的，比如有個學農的，是華中農大的。他來找我讀博士，我說那你就做農學史的研究。后來我讓他寫《農學報》的研究，這份報紙是羅振玉編的，從1895年到1910年代。我通過關系在國家圖書館幫他弄了一張光盤，跟他說，你就一條一條地好好做出來。這種“學其他專業再來搞歷史”，其實完全沒有問題。因為假以時日，歷史學的方法，總可以很好的融入其他的知識背景。

02

一路走來，我遇到了很好的時代和人

學人：在您漫長的學術人生中，哪些師友給了您比較大的影響和幫助呢？

馬勇：那當然是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人。一路走來，真是感慨良多。大學階段，尤其如此。

我本科是在安徽大學讀的。這個學校到今天還是“211大學”，在安徽省內是重點高校，雖然在全國來說不算頂尖，但當時，我遇到的老師真的非常了不起。我是1979級，安徽大學歷史系也就是那一年，我們這一屆入學時建立起來的。老師們很多是從中學調上來的歷史教師，有的是原來合肥教育學院的老師，文革時被下放，后來又重新請回來教書。

這些老師對我們管理非常嚴格，幾乎是拿我們當中學生看待。每天晚自習都有人監督。我有時回想，覺得自己當了老師以后，根本沒有像他們那樣的耐心和投入。當年在那樣一個并不特別突出的學校里，能有這樣一群老師帶著我們、管著我們，確實是非常幸運。

記得在讀本科那四年，我在輕松而專注的狀態下，把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典籍幾乎都讀了一遍。經史子，我那時從頭開始，順流而下，大致都瀏覽了一遍，這對于我后來的研究工作確實助益很大，使我知道遇到問題向哪兒找書。我后來一直告訴我的學生，書一定要誠實地讀，不能寄希望百度寄希望于查找，看過和不看過完全不一樣。

今天你們年輕一代面對的“商業機制”基本上是1992年以后才形成的，而在那之前，是沒有這些壓力和誘惑的。也就是說，當時讀書就是讀書，不為別的，只為自己學有所成。在安徽大學的那四年，正是這樣的環境給了我潛心讀書的機會。

后來考研究生，我的分數自然是很高的——否則復旦也不會要我。我記得是1983年去面試的。我是自己一個人跑到上海去的，那時我并不認識朱維錚老師。朱維錚當時只有四十幾歲，在學界已經小有名氣，但我并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誰是朱維錚，因為那時他也只是副教授，還不算特別有名。

圖：朱維錚教授（1936-2012），江蘇無錫人，德國漢堡大學榮譽博士，復旦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和史學史等領域研究。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面試那天他問了很多關于學術史的問題。我是從外地來的，身上沒什么包袱，因此回答得很自然。他問什么我就講什么，講得興致勃勃。講到一半，他還得打斷我：“好了好了，別說了。”——因為后面還有別的同學等著面試呢。如果不攔著我，我還能接著講下去。

他問了哪些問題、提了哪些書，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也許是某本書，也許是某個歷史人物。但當時我幾乎每個問題都能對答如流，侃侃而談。我們師生的感情很好。朱維錚老師的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很不得了。跟著他讀書的三年對我的影響最大，我讀了大概一年多的時候，別的同學說，“你和朱老師，現在連抽煙的姿勢都一樣！”但我其實并沒想刻意模仿，這完全是潛移默化。在我的同學中，大概我的研究內容是最接近朱老師的，他做的內容，我大概都碰過，其中最難的像章太炎研究，這是朱老師的強項，我的同學沒有人去碰，但《章太炎全集》是我參與整理的。

我50歲的時候因為生病需要戒煙，大概花了三年時間才把煙戒掉，那時戒煙必須靠意志，加上生病，我每天都頭暈腦脹的，一點思路都沒有。在這三年里，我沒有寫一篇文章，就讀一點章太炎的資料，編了章太炎的書信集、演講集。當時章太炎全集經過兩三代學者的努力還沒編完。清史委員會的朋友知道我在做章太炎的資料，就找到了我，問能不能把資料合到一起。后來又申請了一個章太炎全集的項目給了30萬，有錢了就更好干了。后來又有出版社來問，能不能把你的老師、師祖編的《章太炎全集》給補完。現在的20卷本《章太炎全集》，前面的12卷是章門弟子、再傳弟子、三傳弟子幾代人整理的，后面的8卷是我參與補齊的。在這個過程中，我真是下功夫讀了章太炎的資料。后來我在其他很多方面受朱老師的影響也很大。

在我的學術進程中，受龐樸先生的影響也很大，他是《歷史研究》的主編，幾年前也去世了。龐先生研究的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中比較冷僻的學問，像火歷、公孫龍的名學，清代學者方以智等。他在當年名氣很大，文革后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給儒家平反。這是后來重新評價孔子、儒學的開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找到龐先生，想請他做一套四卷本的儒學的書，龐先生就找到了我。我又幫助找了幾個師友一起完成。在那前后，龐先生參與主持的中國文化書院要為梁漱溟先生編一套全集，龐先生邀請我參與了其中一部分。我讀梁漱溟的資料大概在畢業之后的第一年，應該得益于劉志琴老師的提醒，她和梁家有關系，他介紹我去梁家見過梁漱溟老先生。所以，龐先生領銜主編梁漱溟全集找到我，應該與此有關，由此又拓展了我的視野。

編完之后當然要寫了，到現在為止，我應該已經寫了五六遍梁漱溟了，但每次寫并不是抄自己，而是有新資料或新思考了，去重新寫。

圖：龐樸教授（1928-2015），江蘇淮陰人，山東大學終身教授，曾任《歷史研究》主編。是中國思想史、儒家研究和出土簡帛研究等領域的權威。

還有我們的老所長王慶成先生。王先生注意到我，是因為看到了一篇我寫嚴復的小文章。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了5卷本的《嚴復集》，30多塊錢，當時我們一個月的工資也不過300塊錢，我就咬著牙把這套書買下來了。買下來之后的目標，當然是要把這個錢賺回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投給了《文史知識》，《文史知識》把它給發了，這樣第一筆稿費就把這個錢彌補回來了。那篇文章今天看是不成樣子的，我看到都會覺得很尷尬。當時所長王慶成剛好看到了我這篇短文，他當時跟嚴復的后人有一個合作項目，就問我愿不愿意干，我當然愿意干了。大概1987-1988年，我就幫著王先生整理嚴復的資料。后來，我就研究嚴復到了現在，今年才剛剛把我寫的嚴復傳重新改了一遍。可以說，如果沒有王先生對我的肯定，我可能寫一篇文章把書錢掙回來就拉倒了，不可能持續地做嚴復的研究。這幾十年來國內外開研究嚴復的會還沒有漏掉我的，因為我在這一塊兒還算持續堅持的一個學者。所以我很感激王先生。

圖：王慶成教授（1928-2018），浙江嵊縣人，近代史學家，曾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精于太平天國史研究。

劉大年先生是近代史所的名譽所長，年輕時是做經學史研究的。我來近代史所后，他或許看了，或許聽說我的畢業論文，寫漢代經學的，據一位經歷此事的老先生后來告訴我，大年先生想讓我幫他整理近代經學方面的資料，一起做這方面的研究。可能是當時中間傳話的人沒講明白，或者因為其他原因，這件事情沒有變成現實。但到了1990年代初，抗戰研究剛剛啟動，在這之前抗戰作為一個政治話題，并沒有真正進入研究環節的。這時為了給1995年的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做準備，劉大年等一批參加過抗戰的老先生出面組織學會，創辦刊物，組織叢書，其中就有大年先生主編的一部抗戰史上馬。我和所里一批年輕學者一起參與，丁守和等老先生審讀、顧問，這就是1997年出版《中國復興樞紐》。這部書現在應該也成為名著了，翻譯成了好幾種外語。由于當時寬松的學術環境，里面的許多論述具有開拓性，當時我負責的是抗戰時期的中國思想文化。

圖：劉大年教授（1915-1999），湖南華容人，近代史學家，曾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劉先生在抗戰時期冀西、冀南抗日根據地成為一名戰士，建國后作為抗戰史學家工作

劉大年找我談話一開始就說，他雖然經歷了抗日戰爭，但對這個時期的思想文化也沒有研究過，也不懂，讓我按照自己的閱讀理解隨便寫。我被他這一忽悠，一下子寫了20多萬字。稿子交給他之后，大概一個月他看完，說找我來談談，他那時大概快80歲了吧，他說我們是不是可以這么干，能不能這樣改一下，提出了幾個問題，我很佩服他，就按照那個思路改了下；后來他說控制在6萬字還是多少，最后就改出來現在這本書。在國內外對抗戰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在這之前國內外學術界，包括臺灣、美國，都沒有把抗戰時期中國思想文化發展脈絡勾畫出來，講出個整體，可能有對個別人物的研究，但都沒有涉及對中國思想文化脈絡的研究。我在這本書里應該算第一次把這個課題做明白了，講清了抗戰時期各個思想流派的發生演變及其主旨。后來所里組織的《中國近代通史》，仍然把我寫的這一部分完整吸收了。

我也很感謝老院長汝信先生，大概在1990年代亨廷頓講文明的沖突之后，中央要求研究一下文明究竟是不是個問題。我們院就成立了一個跨學科的課題組，聯合了18個研究所，參加的人員中我年紀最小，其他人都是老先生。后來我寫了六七十萬字，形成了《中國文明通論》這本書。

圖：汝信教授，出生于1931年，江蘇吳江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哲學研究所所長。曾師從賀麟學習黑格爾哲學，關注美學領域研究。

這一輩子走到現在，我覺得主要還是我運氣比較好，能遇到師友的賞識，給我提供幫助和機會，讓我的研究面比較廣。如果沒有那些偶然的機會，我怎么會下功夫研究嚴復，研究中國文明呢？但是，參加這些項目，一個題目要做好幾年，有時候也確實會耽誤自己的事情，比如我其實一直想寫一本經學史。但我覺得，還是很感恩這個時代，感恩遇到的這些老師，遇到的出版社編輯和媒體。我是屬于比較溫和的人，比較好合作。我畢業之后大概三年就出書了，當時我只是個一文不名的年輕人，四川人民出版社就給我出書了；過了兩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年給我出了兩本書。我覺得我遇到了很好的時代和一批真正熱心學術的出版人。有的老先生、老編輯不在了，但我確實經常會想起他們對我的關懷、教育。

03

創新要立足于踏踏實實的閱讀和思考，沒有辦法偷懶

學人: 您做了很多涉及不同領域的研究，像抗戰思想和嚴復研究。涉及一個很大的歷史題目時，可能需要跑到世界不同地方找資料。您怎么看自己找資料的這段歷程，有什么可以分享的體會？

馬勇: 所有的歷史研究都要從資料開始。我讀研究生時選題目也討論了很久，一開始是研究漢代經學，最后慢慢規劃為漢代春秋學。老師就指點我去外面找資料，上海圖書館，復旦圖書館，師大圖書館等，去那里翻看目錄卡片，找和自己研究相關的東西。因為1980年代，國內電腦遠遠沒有普及，沒有任何網絡搜索工具。后來到了北京，沒課的時候，我就對研究所的圖書做了全面的“普查”，把卡片盒子拉出來一頁頁翻看，看可能有什么東西和我要做的研究有關。然后再到隔壁的科學院圖書館去翻，再是國家圖書館，那時叫北京圖書館，離我們很近，騎個車子就過去了；再就是首都圖書館，那時好像在國子監，我從這些公共圖書館獲益無窮。

圖：文史工作者用以記錄和歸檔材料的“小卡片”（左），以及存放小卡片的箱子（右）

我就在北京這個范圍內，到北京大學圖書館、人民大學圖書館、清華博物館……北師大圖書館去普查，普查做完之后需要做項目的時候，就知道怎么找資料，就會想到之前好像在北師大看過這個東西。

那時候還沒有檢索目錄，我們當年是這樣來擴充自己的資料。后來慢慢的印刷品也多了，印刷品真正變多，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之后。改革開放之前，像國家圖書館的藏書都是49年之前的，49年以后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沒書，完全沒有出版物。將來去研究的時候會很困難，因為沒東西。

當時的學者都在寫檢討，寫批判文章，有的要批判胡適了，寫幾篇文章，最后結成個集子，這段時間是空檔。等后來我們進入研究了，新書開始出來了。新書出來之后，我每個星期或者每個月會騎自行車到琉璃廠去，總會帶回來一批書。我大概有十年時間到那兒買了好多書，后來等潘家園起來，再到潘家園去淘舊書。后來慢慢的，主題就比較明白了。找資料是歷史學的基本功，就是傅斯年講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歷史學就是靠資料說話的，資料是第一位的。

現在當然就簡單多了，你們這一代有大量的數據庫，大量的檢索工具，跟我們當年不一樣。但是我對我的學生，我都要求他們要去讀。對我們的年輕朋友講，如果不去讀，就指望著百度、谷歌是沒辦法建立體系的。你的體系來源于你的閱讀。學問的最后是看你在這一代又一代的學問基礎上，能夠講出什么新意來。沒有整體性的貢獻，那就很難，而這就立足于一本本的書。我當年不是為了做題目去找資料，而是讀到足夠多的時候，題目會油然而生。我是從先秦順流而下，一路讀下來的。在我的作品目錄當中，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近代的、現代的都有。實際上一篇論文如果沒有新意，我就不會強制去寫了。我讀公孫弘，覺得有點新意，寫公孫弘那篇文章有一萬多字吧，我也是一個星期就完成了。因為把資料讀熟了，腦子里就建立一個問題意識，我要講公孫弘，要講一個什么問題，解構他的話就很容易了。所以，年輕的朋友還是要把重心放在讀書、讀資料上，在這兒下功夫，厚積薄發。

現在是一個功利社會，可能大家就無所謂，有個題目就做，實際上一個題目做完就結束了。你只有像我這種做法——在大量的閱讀之后，而且系統挖的越多，你就有做不完的題目。這也談不上經驗，因為老一代都這樣做，老一代人都知道，要把工具準備好。就拿中國史來說，無論做哪一段，工具要準備好，古漢語一定要過關。即便做近代史，古漢語也非常重要，越到近代的古文越難讀。當代的錢鐘書的古文字比理解漢唐要難得多，因為他刻意用典，還不如讀《史記》、《漢書》，它們的典故少，越往近代用典越多。為了理解典故，我們會費很大的功夫，總體來講也沒什么捷徑，真不是靠檢索就能夠構成文章的。

另外更不要用AI。一開始我的學生跟我討論過，要用AI，但最后你都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你寫的還是它寫的，久而久之你就被它講迷糊了，就不好了。我一直到現在對AI都是很謹慎的，我會在上面問一下，但是我絕對不把結果復制到我的文章當中去。一定要寫自己的完整的表達，AI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但是參考完就pass掉，不要去積累它。人文科學是一個非常獨創性的學科，想到哪個地方就寫到哪個地方，這才是獨創性。人文科學講求創新，不然學問就沒意義了。現在制造出的大量的論文垃圾放到學術史上都沒意義，評學位、評職稱可能有用。但是人類最后是在學術史上進行檢討，再過50年、500年的時候，我們的研究，我們的論文，還有沒有后續研究者提及，這才是重要的，盡管研究者本人可能不知道了。但這才是歷史，這就是歷史學的貢獻。如果你講了之后，過了20年，完全從學術上消失，或者整個胡說八道，沒意義，那就失敗了。所以學術研究沒有辦法偷懶。它的創新就立足于踏踏實實的閱讀和思考。

學人: 學人之前也訪談過人工智能方面的教授學者，提到人文學科確實不能依靠AI，因為這是一個獨立的知識門類。而我自己的體會是，用AI有讓人不放心的地方，有些史料居然是它自己生成的。

馬勇: 這個最可怕，你根本沒法驗證，它編的很像，但是這個東西就是真真假假的，我想就是不能用。上次北京電視臺找我做節目的時候，我提出這樣一個自動化的東西，可能反而讓紙質書更有意義。總覺得我得還原到紙質書上，哪怕我是找PDF電子版，我也得還原到這上面去。因為你們現在剛剛起步，開始在這點上一定要建立很好的規則，否則你就弄不明白了。

我們講一個小八卦：當代一位著名學者批評另一位著名學者的代表作有抄襲，因為是公開批評，我就找來看了。我看了之后，我認為就是當年不規范的情況下，被批評者稀里糊涂的可能是抄了研究先進的話，但過了一段時間抄者忘記了，就覺得自己也是這種表達，就被批評者揭發了，就引起了巨大的輿論風波。因此從一開始就要養成良好的習慣。

學人：也可能是因為別的學科沒有歷史學很早就這么重視注釋？

馬勇：中文系不像歷史那么嚴格。歷史寫作，我多年寫作就是分成不同層次的。給大眾看的，太過引經據典也不對。引經據典給大眾看的話，就等于在折磨人，就把你的讀者也給消滅掉了，是不對的，實際上學問是分成幾個層面的。換言之，學術是一個良心活，不論你引證多寡，注釋多少，都必須是自己的研究，但同時要注意自己預設的讀者對象。寫給大眾的，就要讓大眾看懂，喜歡閱讀，否則就沒有意義。更專業的研究，本來就沒有考慮讀者，就是為了弄清問題，那么就應該廣證博引，收集更齊全更完整的證據，不厭其煩，不厭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