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歷史分水嶺：盧溝橋槍聲下的民族覺醒

事變非偶然，而是民族命運的抉擇時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火撕碎了“和平幻想”。

毛澤東精準定義：“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更是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

他痛斥兩種危險思潮：迷信日本“和平保證”的妥協派，以及漠視民眾力量的精英抗戰論者。

歷史證明，只有把事變視為民族存亡的抉擇時刻，才能打破“戰爭或可避免”的迷夢。

這個堅定立場不僅是軍事判斷，更是對民族精神的喚醒，當石獅染血時，中國已無退路。

02 未雨綢繆：中共的戰略預見與政治奠基

真正的準備不在槍響后，而在思想覺醒時

事變爆發前兩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已批準“1935年以來的新政治路線”（《論聯合政府》）。

這一未雨綢繆的布局，使中共在事變次日即發布《抗日宣言》，隨后推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毛澤東強調：“這些都證明我們對抗戰方針是堅持不懈的”（《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

歷史昭示：危機應對的核心在于預判能力。

當國民黨仍寄望外交調停時，中共已完成從理論到行動的戰略轉換，用政治遠見填補軍事劣勢。

03 民心長城：《十大綱領》的系統革命邏輯

救亡圖存需制度重構，非僅軍事抵抗

毛澤東將《十大綱領》定位為“符合馬克思主義與革命三民主義”的救國藍圖（《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其革命性體現在三方面：

政治再造：要求“改革政府機構”，建立民主統一戰線；

經濟革命：提出“廢除苛捐雜稅”“改良人民生活”；

全民武裝：號召“武裝人民發展游擊戰爭”。

他尖銳指出：“只有國民黨政策全部徹底轉變，實行此綱領，才能救中國”（《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

綱領的本質是以制度革命激活民心偉力：沒有土地改革的動員，就沒有地道戰的奇跡；沒有民主參政的實踐，就沒有“母親叫兒打東洋”的悲歌。

04 勝負密鑰：“全面全民族抗戰”的戰略哲學

戰爭勝負在民心向背，不在武器優劣

毛澤東提出劃時代口號：“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其內涵遠超軍事范疇。

空間維度：城鄉協同、敵后與正面戰場配合；

主體維度：工農商學兵共同參戰；

方式維度：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多維斗爭。

他警告：“因循坐誤，責有攸歸；全國喪亡，嗟悔無及”（《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

這一戰略直指戰爭本質：現代民族戰爭是體系對抗，其根基在民眾組織度。

臺兒莊的坦克與平型關的伏擊背后，是千百萬推小車、送軍糧的民眾鑄就的“移動長城”。

05 穿越時空的啟示：從救亡圖存到民族復興的治理密碼

人民立場與系統變革是應對挑戰的通則

毛澤東的抗戰思想對當代具有鏡像式啟示。

風險預判的智慧：如中共在1935年即調整路線，今人更需在“灰犀牛”事件前構建預警機制；

系統動員的法則：抗疫實踐印證“全民戰爭”模式的生命力，全國一盤棋正是新時代“民眾總動員”的演繹；

制度創新的必然：當年要求“改革政治機構”，今日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打破利益藩籬；

民心政治的永恒：“小米加步槍”戰勝飛機大炮的歷史證明，任何時代的核心競爭力，根本在于民心凝聚度與制度包容性。

毛澤東在1937年的警示仍如黃鐘大呂：“一切和綱領相抵觸的東西，如果還要繼續下去，就會受到歷史的懲罰”（《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當單邊主義與地緣沖突重塑世界格局時，“全面全民族”的團結哲學，正是抵御外部風險的最基本、最核心依靠。

盧溝橋的石獅靜默矗立，銘刻著毛澤東的戰略遠見。

民族存亡絕續關頭，只有以革命綱領喚醒民眾、以制度變革凝聚合力，才能在危局中開新天。從《十大綱領》的“改良人民生活”到新時代的“共同富裕”，從“統一戰線”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那穿越烽火的核心智慧依然閃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洪流的真正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