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這位微軟聯合創始人在慈善與社會議題上接連扔下重磅炸彈，先是宣布一項令人震驚的慈善計劃，隨后又與埃隆·馬斯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隔空罵戰，引發全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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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億美金捐贈承諾，基金會 2045 年關閉

5 月 8 日，不僅如此，他還計劃于 2045 年 12 月 31 日關閉由他和前妻梅琳達·弗倫奇·蓋茨于 2000 年共同創立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蓋茨在博客中引用了鋼鐵大亨安德魯·卡內基 1889 年《財富的福音》中的名言：“死時仍富有的人，死得可恥。”他表示自己近期反復思考這句話，深感有太多緊迫的問題亟待解決，不應繼續持有本可用于幫助他人的資源。“我決心在離世時，絕不讓‘他死時很富有’成為對我的評價之一。”蓋茨寫道。

自基金會成立以來，已累計捐贈超過 1000 億美金（約合 100 billion），在全球健康、教育、農業發展以及性別平等領域發揮了巨大作用。例如，通過支持疫苗聯盟（Gavi）和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基金會已助力拯救了 8200 萬生命。此次加速捐贈計劃，蓋茨希望能夠在關鍵領域加大投資，為解決全球貧困、疾病防控等難題注入更多資源，實現基金會目標的時間線也將大幅縮短。

不過，這一捐贈計劃也引發了部分網友的質疑。有人翻出蓋茨在 2010 年加州長灘 TED 大會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提到：“現在世界上有 68 億人口，而且會增長到 90 億。如果我們在新疫苗、醫療保健和生殖健康服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或許可以把世界人口數降低 10%到 15% 。”

一些網友認為，蓋茨此番言論表明他多年來推行慈善項目，尤其是在疫苗普及等方面，有著減少世界人口的深層目的，質疑其慈善動機不純，并非單純為了改善人類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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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上痛斥馬斯克，稱其致 200 萬人口受影響

在宣布捐贈計劃后不久，比爾·蓋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將矛頭指向了埃隆·馬斯克。他嚴厲指責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 DOGE）削減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預算的行為，認為這將給全球最貧困人群帶來毀滅性打擊。

“埃隆·馬斯克主導的削減措施，簡直是在殺害世界上最貧困的兒童。”蓋茨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言辭激烈地表示。他指出，DOGE 計劃削減約 80%的 USAID 全球項目預算，涉及金額高達 440 億美金（約合 44 billion）。蓋茨警告稱，如果這些削減措施落實，未來 4 至 6 年，全球貧困地區的死亡率將大幅攀升，可能導致新增數百萬死亡人口，這將使全球在降低死亡率方面數十年的努力毀于一旦。

蓋茨進一步強調，在當前全球許多國家政府削減國際援助預算的大背景下，這些慈善資源對于拯救生命、改善貧困地區人民生活至關重要。“政府可能會在未來 20 年內重新重視兒童生存問題，但現在這些生命等不了那么久。”他憂心忡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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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怒罵蓋茨是騙子，雙方矛盾激化

面對比爾·蓋茨的指責，埃隆·馬斯克迅速在社交平臺 X（原推特）上做出回應，言辭同樣毫不留情。“蓋茨就是個大騙子！”馬斯克在 X 上發文回擊，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針對蓋茨關于“DOGE 削減預算將導致 200 萬人口受影響”的言論進行反駁，稱蓋茨此舉是在危言聳聽，為自己的慈善行為和基金會關閉計劃制造輿論聲勢。

馬斯克還指出，通過取消腐敗的難民安置合同、定價過高的云服務以及外國援助賄賂基金等措施，政府效率部節省了 1650 億美元。他認為美國國際開發署存在嚴重的資金浪費現象，例如阿富汗糧食援助項目中僅 35%資金用于實際采購，65%被中間環節消耗；其預算的 50%用于支付境外媒體和記者費用。網友們對此觀點也分成兩派，一部分網友支持馬斯克，他們表示：“蓋茨的基金會有 2000 億美元可以花費，那么他為什么對 DOGE 減少浪費感到恐慌呢？如果蓋茨想資助全球健康倡議，他可以自己寫支票，而不是要求納稅人支持臃腫的官僚機構。‘美國優先’意味著優先考慮美國公民的需求，而不是表演性的全球主義。”而另一部分網友則站在蓋茨這邊，覺得馬斯克的削減措施過于激進，忽視了全球貧困地區人民急需援助的現實。

此前，馬斯克曾將 USAID 稱為“犯罪組織”，并在今年 2 月決定關閉該部門，引發廣泛爭議。馬斯克認為，政府在國際援助方面存在諸多低效與浪費現象，改革勢在必行。而蓋茨的基金會長期依賴政府援助資金開展項目，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截然不同，矛盾逐漸激化。

隨著雙方罵戰升級，科技與商業領域的眾多人士也紛紛加入討論。一些人支持蓋茨，認為慈善事業在改善全球貧困與健康問題上不可或缺，馬斯克的削減措施過于激進，可能讓數百萬生命陷入危險。另一些人則站在馬斯克一邊，指出政府援助體系確實需要改革，提高效率，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這場罵戰不僅反映了兩位商業巨頭在慈善與政府政策上的分歧，也引發了社會對于全球資源分配、慈善與政府責任界限等問題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