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6日，心力交瘁的載灃，終于向隆裕太后遞交了辭呈，辭去了攝政王的職位，此時的他剛剛28歲，從退休開始，載灃才真正活成了他本來應有的模樣。

載灃是光緒皇帝載湉的異母弟，也是清朝最后一個皇帝溥儀的父親，在載灃辭職前，宣統登基后近三年的時間里，大清國的軍政外交等大權，是掌握在載灃手里的。

辭去攝政王位以后，載灃從宮里一回來便對妻子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也許，在載灃眼中，老婆孩子熱炕頭，才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之前當攝政王，屬實有點太難為他了。

次年的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統皇帝的名義正式頒布退位詔書，清帝遜位。

大清入關后從攝政王多爾袞定都燕京開基，最后也以攝政王載灃的退位而結束，冥冥中仿佛似有天意一般。

卸任后的攝政王載灃，以醇親王的名義退歸藩邸，有了大把屬于自己的時間，載灃終于可以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了。

盡管不用每天上班，可是載灃每日的生活很有規律，他早上起床給母親請安，然后用飯、遛彎以后的其他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看書。

載灃讀的書主要以史書為準，同時他還喜歡記日記，堅持了十年之久，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本日記，我們才從中窺探到更多的晚清歷史。

載灃的書房里掛著一幅對聯：“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原來對聯稍有不同，載灃將“有名”改成了“有書”。

其實，這改得倒是很實在，本身就是親王了，還用求什么名，求什么富貴呢？

閑來無事，載灃開始發展自己在天文、地理方面的興趣，他向別的王公借來了日晷，在家中購置了星球儀、地球儀、天文望遠鏡等。

如果趕上日食或者月食的時候，載灃會把孩子們叫來，興致勃勃地帶領他們觀看，在夏夜乘涼的時候，他還會指著浩渺的天空教孩子們認識天上的星座。

載灃還特地把觀察天象的情況作了記載，日記里經常有哈雷彗星、五星連珠、日月食之類的有關天文現象的字眼出現。

如果不是出生在皇族，趕上新時代并且受過新教育的載灃，很可能會成為一名自然科學家。

除了讀書，研究天文，載灃閑著沒事，還打起了納妾的主意。

載灃的原配夫人，是榮祿的女兒瓜爾佳氏，這是當時慈禧太后給指婚的，瓜爾佳氏非常強勢，經常指責載灃懦弱無能，這也讓載灃漸漸疏遠了她，下定決心再納一個小妾。

1913年，16歲的鄧佳氏被娶進了門，很快得到了載灃的寵愛，生下了兩男四女。

本來一妻一妾是封建男子家中的常態，可是不曾想，1921年，瓜爾佳氏和端康太妃不和，因為一件小事吞服鴉片去世，鄧佳氏成為了載灃唯一的福晉。

盡管載灃退下來了，不愿意理會天下事，一心只想在家待著，但是身為末代皇帝溥儀的生父，在清室風雨飄搖之際，不管是情愿還是不情愿，辭職之后，他還是被裹挾在清室的系列大事之中。

這其中包括參與決定清帝遜位、代表遜清皇室宴請孫中山、運動清室優待條件入憲法等。

這時期，載灃較早就剪掉了辮子，不穿長袍馬褂，改穿新式服裝，雖然早已不是攝政王，可是日子過得悠然自在。

1924年，載灃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馮玉祥廢除了優待條件，把溥儀攆出了皇宮。

大清國徹底涼涼了，載灃的巨額退休金也沒了。

隨著民國停止支付優待費，醇親王每年五萬兩的俸祿也沒了來源，這使得載灃家的生活水平逐漸下降，為了維持生活，載灃不得已變賣古玩和田產。

1928年，此時的溥儀，已經逃到了天津，在日本人的庇護下，生活在天津日租界的靜園，溥儀頻頻向載灃發出邀請，讓他到天津去住。

載灃去天津以后，是真正的隱居。

為了不暴露身份，他對外稱姓“王”，還將三個子女都改名姓金，并要求孩子們在學校要低調，不要跟別人講身份。

載灃每天待在家里讀書看報，很少外出，在這里，他用上了最先進的生活電器、抽水馬桶、電話、汽車、席夢思床、高級沙發等。

這是載灃一生中最悠閑的生活，雖然此時沒有了民國的優待條件，但是好在，他還有數不盡的家產可以變賣。

1934年3月，溥儀投靠日本人，在東北長春建立了傀儡政府偽滿洲國，溥儀曾多次寫信要載灃把全家都帶去，并把前景說得一片光明。

而載灃卻一直拖著，他認為全家去東北偽滿洲帝國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將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場。

1934年，載灃帶著兒子溥任以私人探訪的名義去了一趟東北，當他看到溥儀在東北的境遇，名為皇帝，實際上是傀儡時，他痛心不已，曾經多次勸誡溥儀，要遠離日本人。

可是重新當上皇帝的溥儀根本聽不進去這些，而且執意要把載灃等家人留在長春。

而此時的日本人也想通過控制載灃進一步控制溥儀，當時，關東軍以每月一萬元車馬費的條件，要載灃在長春當個閑職。

當時的一萬元可以買到將近七千袋面粉，此時的載灃盡管回到天津后坐吃山空，卻始終不答應日本人的要求。

雖然溥儀也一直勸說父親載灃留在東北，但是載灃拒死不從，最終載灃以絕食相要挾，溥儀怕出事，只能讓他們回天津。

1939年，天津發大水，洪水沖進了載灃的家里，使得許多珍貴的字畫和前清皇帝的賞賜變成了一片廢墟。

看著眼前的財富付之東流，載灃痛心不已，帶著全家人返回了北平居住。

回到北平的載灃，沒有住進王府的正宅，而是住進了西側的王府花園，他很少和人交往，更多的時候，是在房中看書。

王府花園的面積將近40畝，在這期間，載灃和家人曾經辦起了一所小學，校址就設在醇親王府的凈業寺舊址，載灃出任學校董事長，小兒子溥任為校長，七女兒金志堅則擔任授課教員。

一時間，醇親王府附近普通百姓的孩子，紛紛走入了這所新辦的小學。

1942年，農歷正月的一天，醇王府花園熱鬧非凡，原來這天是載灃的六十大壽，載灃的七弟載濤為了讓他高興，將載灃散落在各處的子女召攏來祝壽。

王府花園還舉行了宴會，請馬連良、孟小冬各唱了一出《游龍戲鳳》和《盜宗卷》，載灃度過了六十年來最快樂的一天。

然而，快樂是短暫的，生日宴會過后，王府花園又恢復了往日的沉寂。

六十歲大壽慶典之后，令載灃傷心和悲痛的事情卻接踵而來，他不得不在心神不定中苦度。

載灃生日宴會不久，陪伴載灃多年的側福晉鄧佳氏去世，年僅45歲，在載灃寂寞的晚年里，鄧佳氏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鄧佳氏的死，讓載灃痛心不已。

載灃為鄧佳氏操持了盛大的喪事，幾十天的忙活，似乎也耗盡了他的精力，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把自己關在屋子里發呆，此后至死沒有續弦。

1945年，抗戰勝利，偽滿洲帝國垮臺，溥儀和溥杰等去向不明，載灃在東北的幾個女兒不得已拖兒帶女千辛萬苦回到王府花園。

家中忽然增加了十幾口人吃飯，但是幾十年的坐吃山空和失去了溥儀的經濟支持，王府的經濟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載灃不得不變賣舊物勉強支撐生活，這一撐就撐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9年，北平解放，載灃將家人叫來一起，廢除了王府里沿襲多年的請安制，告訴家人“以后不用請安了，互相之間叫同志吧”。

載灃對人也有墨守成規的一面，即便是弟弟或者親人來家里拜訪，如果提前沒有約好，哪怕是到中午十二點，載灃也不會留人吃飯，要他們自己回家吃。

載灃晚年的生活比較清貧，好在載灃安于這種日漸貧苦的生活，他的吃穿用度很簡樸，早點主要吃點玉米渣粥、燒餅、炸圈、煎雞蛋等，正餐大多吃面條，一頓飯頂多兩三個菜，只有逢年過節的時候，才在天福號買點爐肉、丸子等。

當時很多單位都很中意醇親王府作為辦公或者生產基地，載灃向來明事理，而且他歷史書也看得不少，他知道，該出手時還是要忍痛出手的。

經過長時間的考察和思考，載灃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出售王府。

載灃知道，歷史的車輪滾滾，新的時代已經到來了，他再也不能死守著王府過日子。

1950年，載灃把醇親王府出售給了“國立高級工業學校”，當時的價錢是九十萬斤小米。

這些錢一半拿來載灃給自己買了新的房子，另一半由八個子女平分了，然后，載灃搬至離魏家胡同不遠的利薄營居住。

房屋雖然小了，人口也減少了，但是載灃的心情卻寬敞了很多，1950年臘月底，載濤請載灃去吃別具風味的“菊花火鍋”，一家人說說笑笑，載灃開環暢飲，盡情的享受著晚年的天倫之樂。

晚年的載灃長期遭受糖尿病的困擾，但是他對于吃藥卻很抗拒，他相信命運，信奉“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晚年患病時，雖然也經常把大夫請到家里來看病，可等到吃藥時間到了，他便讓身邊的人把藥倒掉。

載灃有糖尿病，但是不聽醫生的囑咐仍然吃甜食，最后耽誤了。

1951年2月3日，六十八歲的載灃因為糖尿病轉尿毒癥醫治無效，在利薄營的家中去世，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許多人會覺得載灃懦弱無能，不堪大用，他確實談不上多有才干，但是他一直向往的是平凡普通的日子，也是一個有大局觀和民族氣節的人，他的內心在大是大非方面看得一直很通透，能在歷史局勢如此變化莫測的大背景下，有一個平靜安穩的結局，已經十分難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