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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和會以不邀請北京和臺灣任何一個自稱代表中國的政權參加，回避了盟國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無法調和的分歧，雖然印度、緬甸以中國不能參加，拒絕參加和會，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中國沒有參加拒絕簽署《對日和約》，但美國卻以此保證了絕大多數國家簽署了由美國所設計的《對日和約》，回避問題并不意味著解決問題。

舊金山和約簽署后，美國同樣需要面對如何簽訂中日和約的問題。

1、美國對臺灣當局的安撫

杜勒斯在1951年6月赴倫敦同英國交涉時，曾與英國外交大臣莫里遜就有關中國問題達成過諒解。倫敦諒解是這樣表述的：對日和會不邀請任何一個中國政府參加；“日本將來對中國的態度”，將由“根據和約賦予了主權與獨立地位的日本自身”來決定，這是非常模棱兩可的措辭。

它既符合杜勒斯的要求，使其能夠以日本將與國民政府簽約來安撫美國國會的“中國幫”，確保對日和約能在美國參議院通過；同時也為作出讓步的英國政府保留了一些面子，使其能對國內輿論有所交待。

英國外交大臣莫里遜在6月11目勸說英國內閣同意這一諒解時曾強調，美國不會強迫日本選擇臺灣，而杜勒斯也建議英國自身對日本政府施加影響力。

但是，莫里遜并不知道，早在赴倫敦與英國就中國問題進行交涉之前，杜勒斯便已經通過國務院駐日代表西博德從日本政府獲得了保證“日本政府無論如何都不愿由中共政權簽字。基本上日本政府希望與國民政府媾和，它被認為值得日本支持”。

杜勒斯是在確認了這一點之后，才在倫敦壓迫英國政府屈服于美國，6月15日，杜勒斯從倫敦回到華盛頓后，立即與臺灣當局駐美“大使”顧維鈞舉行了會談，杜勒斯告訴后者，英美的折衷方案雖未能滿足臺灣需要，但“十之九成當如貴國意，故余視為交涉勝利，亦即國民政府之勝利”，杜勒斯還表示，美日之間關于日本與臺灣簽約一事已有諒解，臘斯克特意囑附，此事不可外泄。

但是，曾經是主要戰勝盟國之一的中國被置于讓戰敗的日本自由選擇的境地，畢竟令國民黨政權感到莫大屈辱，6月19日，蔣介石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表示國民政府不承認英美在倫敦作出的排除國民黨與會的任何妥協。考慮到國民黨對美國議會的影響力，杜勒斯一方面讓美國駐臺公使蘭欽在臺北與臺灣外長葉公超頻頻溝通，自己也在華盛頓與臺北駐美大使顧維鈞連續會談；另一方面，他也與美國國會“中國幫”的主要成員、蔣介石的老朋友亨利·魯斯(《時代》周刊創始人)、保羅·道格拉斯、周以德等接洽，以爭取他們對政府立場的支持，保證將來對日和約的通過，杜勒斯說服了“中國幫”議員們不堅持邀請國民黨參加舊金山和會，但后者卻表示，需要看到日本與臺灣國民政府簽訂和約，建立外交關系。

8月初，舊金山和會尚在準備中，關于日本可能會同共產黨簽約的風言四起，國民黨方面不斷要求得到確切保證。為加強對對日和約的超黨派支持，艾奇遜要求西博德在東京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在臺灣設立海外事務所，以便開始日臺雙邊協定的非正式討論。

但是，日本首相吉田茂考慮到英國和英聯邦國家的反應，表示異議；吉田向美國保證，日本會在舊金山和會之后立刻這樣做。8月4日，西博德在發給華盛頓的電報中同意吉田的觀點，稱：

“最近采取額外步驟強迫日本公然偏向國民黨中國，可能會對我們努力戰勵印度和其他與那個政權（即中共）有關系的國家加入我們簽署條約產生危險的負面影響。對我們而言，似乎從現在到條約簽字的期間內，疏遠這些國家所造成的無法估量的損失，遠遠大于我們基于國內日益增加的兩黨團結之所得。”

2、國會的反應

8月6日，吉田茂又致信杜勒斯，表示日本明白美國對中國問題的關心，日本政府正準備考慮派將作為藏相候選人的河田烈到臺灣去做經濟顧問，簽署(舊金山)和約后日本也會在臺灣建立海外事務所。信中吉田又再度保證，日本無意與共產黨政權締結雙邊條約。但杜勒斯仍然不放心。

8月10日，他提醒日本人，盡管不能無視臺灣不能行使對中國全部領土和人民的主權的事實，但希望日本政府考慮，國民政府參加了對日宣戰、參加了聯合國和其他的國際機構、管轄著相當的資源與人口領土，在經濟上對日本也相當重要。

由于沒有公開跡象表明日本是否或何時將會同國民黨政權談判雙邊條約，美國國會也展開了對已公開的對日和約的批評。不過，由于杜勒斯事先溝通，對舊金山和約批評得最激烈的，不是一向要求援蔣援華的“中國幫”，而主要是共和黨的保守和孤立主義者。

因為這時候由于柏林危機、朝鮮戰爭等導致的東西方關系緊張，再加上“失去中國”的直接影響，美國國內反共的麥卡錫主義正盛行一時，8月23日，美國參議院會議展開了對這個問題的辯論。

會上，內華達州的參議員喬治·馬龍強調，日本將會在美國對日援助停止之后與中共大陸貿易，所以，日本會在對日和約批準之后承認中共政權。印第安納州的參議員威廉·杰納也宣布，對日和約是“一次欺詐行為是一個愚蠢的陷阱，是為顛覆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的重復”；日本在獲得獨立后，必定會與中共貿易，而貿易會成為共產主義進入日本的手段。

已被推選作為會議觀察員參加舊金山和會的內華達州民主黨人帕特·麥卡瑞也表示，“我們去（參加舊金山和會)的這微不足道的勝利所付出的代價，是告訴全世界：我們害怕觸碰紅色中國和國民黨中國的問題；我們由于害怕而未能邀請國民黨中國。”

帕特·麥卡瑞因此反對所有將對日和約視為美國對蘇聯壓倒性勝利這一類的言論。由于對日本政府在中國問題上態度的擔心，許多美國參議員都感到有必要讓日本政府在恢復主權之前事先表態，正因如此，1951年9月12日，在舊金山和會結束后4天，參議員諾蘭才能在24小時內組織起98名參議員中的56名向杜魯門總統聯名請愿，要求“在參議院批準對日和約之前，我們希望澄清，我們將認為日本承認中共或與中共政權進行雙邊談判，違背了日本和美國兩國人民的最大利益”。

簽名者雖以“中國幫”和麥卡錫主義的支持者為主，但是后來諾蘭表示，如果有時間準備更充分，簽名人數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諾蘭無疑是對的。后來在參議院就北京參加聯合國問題進行表決時，投票的結果是90：0，全體參議員一致反對北京加入聯合國。

3、日本的選擇

舊金山會議結束后，9月9日，英國外交大臣莫里遜在從舊金山去往華盛頓的飛機上，又向杜勒斯強調了英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直到條約生效之前，不要讓日本對中國的立場具體化。”

但是杜勒斯卻對此并不以為然。他告訴莫里遜，日本政府是強烈反共的，不贊成大陸上的共產主義，它將會同國民黨政府保持友好關系；美國不會無限期壓制日本政府的自然愿望，美國也沒有必要暗示日本，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認可，就是認為臺灣可以代表整個中國發言和締結和約。

英國很清楚，考慮到中日貿易前景以及今后外交的靈活，日本政府不會輕易封閉與大陸關系之門。英國準備以自己對倫敦諒解的理解向日本政府施加影響。舊金山和會之后，英國派駐東京的新外交代表丹寧爵士便開始說服日本，努力使其承認北京政權。

英國對日本的理解是對的。吉田的確不愿封閉與大陸關系之門。在1951年1、2月間杜勒斯第二次訪問東京時，吉田便向杜勒斯大談中日貿易的必要。2月16日，在杜勒斯離開東京后的第五天，吉田給杜勒斯寫了一封信，談了他對中國問題的態度。

吉田的表現很快讓美國感到不放心了。1951年10月，日本國會開幕。剛剛簽署的《對日和約》和《日美安全條約》是辯論的焦點。10月16日，當被問到準備選擇北京和臺北哪個政府和談時，吉田閃爍其辭，表示日本會在承認中共的問題上“等著瞧”，一方面說希望與國民黨建立關系，與共產黨國家的外交關系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表示，由于有必要同中國大陸展開貿易，也希望與共產黨打交道，如果北京也有意，甚至可以考慮在上海建立海外事務所。第二天，吉田又表示，“我不知道我們怎樣能盡快[與中國和蘇聯]談判和約。我們將等待并觀望事態發展。”

18日，在眾議院回答前首相蘆田均對和約和日美安全條約提出的質疑時，吉田進一步表示，雖然日本有權選擇同哪個中國媾和，但必須要慎重考慮與各國的關系，他準備推遲做決定。

海外事務所是日本在占領狀態下可以派駐外交使節的最高級機構。

由于日本尚未在臺建立海外事務所，臺灣方面很緊張。10月25日，臺灣以董顯光在東京非正式地向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打探情況、岡崎表示，“我國所顧慮者，深恐與貴國訂立雙邊和約后，勢將引起大陸中國國民對我之仇視，故不得不設法避免此種情形”；“我國現在政策即為徐待時機，至少在已簽訂之和約未批準之前，不致有何行動，俟我國獨立自主后，自將充分研究于何時與中國簽約以及與何一中國政府簽約。我國固極重國府，所惜者國府領土現僅臺灣耳。"

更令臺灣不能接受的是，10月30日，吉田在議會回答羽仁五郎就日本怎樣與中國、蘇聯締結和約問題的質問時又表示，日本現在有權選擇媾和的對手，但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及其與日本將來的關系，不擬輕予決定，固然毫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吉田的講話引起臺灣的恐慌和華盛頓的緊張。第二天，臺灣外交部長葉公超立即約見了美國駐臺公使蘭欽，對吉田講話表示“嚴正抗議”。雖然考慮到吉田可能只是基于國內政治考慮做那樣的發言，但美國方面也擔心吉田在中國問題上搖擺會給參議院批準和約帶來麻煩。

4、英國方面的變數

11月5日，國務院通過蘭欽向臺灣復電，明確表示美國政府反對日本政府方面與中共拉攏關系之任何企圖，反對日本政府與中共之間交換海外代表處，并已向日本政府強調上述意見。蘭欽還向葉公超表示，希望臺灣在這個問題上保持克制，因為美國要保證和約在參眾兩院的通過，也希望與英國新上臺的保守黨政府在遠東問題上進一步合作。

在國務院內，一些官員同意日本外務省的解釋，吉田茂“輕率的”講話并不表明與國民黨締結雙邊條約政策的變化，僅僅是為了獲得在議會中的社會黨右翼對條約批準的支持，并避免在各國的條約批準程序之前，引起英國和英聯邦國家的反感。

但是，基于對吉田的了解，杜勒斯并不認可這種看法。他告訴顧維鈞，吉田的講話提醒他，至少日本政府對于與國民黨簽署協定的意向并不像當初那般堅定，某種意義上聽起來很明顯，在所有有關中共和國民政府承認的問題上，日本是“采用了對美國的兩面政策”。

由于確保舊金山各條約的通過是關鍵，杜勒斯告訴國務卿艾奇遜，取得日本人對未來與臺灣確定關系意向的可靠證明“絕對必要”，否則便很難控制舊金山諸條約批準的時間。

美國參議院就對日和約問題的公開聽證會將從1952年1月開始，杜勒斯決定帶著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遠東分會的兩個參議員一民主黨的約翰·斯佩克曼和共和黨的亞歷山大·史密斯，12月一起到東京去見日本官員。

由于涉及倫敦諒解，杜勒斯派麥錢特赴倫敦，與新上臺的丘吉爾保守黨政府先行協調。幾天談判之后，麥錢特與英國外交部官員達成一項協議，即：英國政府不反對日本與國民政府就雙邊條約立即開始“初步討論”，但該條約應至舊金山和約生效之時方可簽訂。但是，新的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卻認為，這一協議不完全符合倫敦諒解，會損害《對日和約》在英國國會的通過而拒絕簽署。

總體上，英國所關心的既有面子問題，也有經濟方面的考慮。讓美國輕易如愿，同意日本與臺灣建交，等于是公開承認英國對美國的妥協。同時，日臺建交也意味著使日本貿易從大陸轉向東南亞，而將損害英國外匯收入的來源。

美國雖然感到問題的復雜與麻煩，但考慮到《對日和約》在英國的通過，艾奇遜同意艾登的建議，讓杜勒斯在東京會見英國駐日代表丹寧，再進一步討論此事。

國務院官員相信，一旦英國眾議院批準條約，艾登便可能不再對倫敦諒解“如此神經過敏”，11月下旬，英國就對日和約的問題舉行了議會辯論。就辯論的情況來看，議會有關對日和約的問題的關心主要停留在經濟問題上。來自西北紡織工業地區的工黨“后座”議員回憶起1930年代日本廉價紡織品傾銷對英國紡織業的沖擊。

但總體上，英國議會并沒有打算因此便對和約的生效設置障礙。議會表決的結果說明了這一點。11月26日，《對日和約》在二讀時無驚無險地以382票贊成33票反對在英國下院獲得通過。反對者主要是上述工黨的“后座”議員，也有對美國控制下的舊金山和會感到憤怒的左翼。12月4日，和約在英國上院也獲得通過。

隨著《對日和約》在英國議會通過，美國決心向日本施加壓力，使其痛下與臺灣訂交的決心，以確保和約在美國參議院的通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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