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16日早上七點多，’老彭，上山可別逞強！’鄧小平隔著晨霧沖著彭真喊。”就在北京玉泉山腳下，這句玩笑般的提醒拉開了一次難得的春游。對外，它只是五位中央領導的短暫放松；對后人，卻留下了一張極具辨識度的照片：陳毅拄著拐杖，鄧小平在最左邊緣，而最醒目的C位，則是身材高大的彭真。

彼時正值新中國經濟調整的關鍵階段，連續幾年的緊張工作讓幾位老同志都感覺“筋骨要松一松”。鄧小平剛忙完財經會議，陳毅處理完外交事務，楊尚昆和李富春則在中央辦公廳和國家計委兩頭跑。接到鄧小平電話時，彭真正在西郊工地調研，他笑著說：“難得啊，我可得赴約。”

玉泉山并不算陡，但對已年過花甲的他們來說也是體力考驗。陳毅當年在前線腿部負傷，如今寒涼天氣一到便隱隱作痛，家里人本想攔他，他卻一句“老朋友相約，不能失禮”便拿起了拐杖。為了安全，工作人員堅持隨行，還帶上了一臺“海鷗”-203折疊相機，成了這段影像的見證者。

站位并非講究什么“中央C位”，純粹是攝影師看了看五位領導的身高后說：“照例從低到高，往中間排吧。”結果，身高一米八一的彭真自然站到了正中。鄧小平個頭最矮，被請到了左側邊緣。右側依次是楊尚昆、李富春。一次咔嚓，定格了極富生活氣息的瞬間—有人整理帽檐，有人收攏風衣，有人抿嘴憋笑。

不少人只認得照片里鄧小平和陳毅，對中央C位的彭真反而陌生。彭真，原名傅懋恭，1902年生于山西曲沃清貧農家。舊歷臘月出生，家里曾請鄰居剪紙，剪了個大鵬，父親取“鵬程萬里”，改名彭真。窮孩子懂得珍惜機會，他用稻草秸點燈夜讀，15歲就能寫一手漂亮柳體字。

1922年，他考入陜西省立一中，這在村里簡直是新聞，門口圍滿了羨慕的鄉親。省城的新思潮很快改變了他：五四精神、馬克思主義、反帝反封建游行，他一樣不落。短短一年，彭真加入共青團，年底轉為共產黨員。身材魁梧加口才犀利，他很快成了學生運動中的骨干。

真正的生死考驗出現在1929年。因叛徒告密，他在天津被捕。敵人軟硬兼施，家書、金錢誘惑、夾杠子酷刑紛至沓來，他咬著牙一句不吐。獄友回憶：“他被抬回牢房時渾身血，但當天夜里就給大家講國際形勢。”六年牢獄，他以微笑和堅定，把恐懼壓在腳下。

1935年底，組織營救成功，彭真走出監獄。“耽誤的六年，要拼命找回來。”他踏雪進北方局，一頭扎進白區斗爭。抗戰爆發后，他負責冀中地區，村里百姓喊他“高個子彭書記”。槍林彈雨練出一副強健體魄，也讓他更懂百姓冷暖。

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迫在眉睫，毛澤東決定派“穩得住、懂城市、敢拍板”的干部去接管。彭真領命北上，進城后第一件事不是坐辦公室，而是連夜巡街。有人勸他早點休息，他擺手：“市民剛過戰亂，我得讓他們看到新政府就在身邊。”一年后，他兼任北平首任市委書記兼市長，硬是把一座彈孔累累的古都，變成秩序井然的人民首都。

1960年代初，國家進入經濟調整期，彭真已是人大常委會負責人，仍掛念北京的排水、煤氣、菜價。有人說他“當慣了市長”，他笑答：“習慣也好，至少知道菜市場哪條路最堵。”也正因為常年體魄鍛煉，加上獄中練就的毅力，他在63年的合影里顯得格外筆直，難怪站到了中心。

回到合影那天。半山腰休息時，陳毅揮著拐杖居然提議唱歌。鄧小平打著節拍，李富春跟著哼，楊尚昆低聲和聲，清澈的山風把《黃河大合唱》帶到湖面。工作人員說自己“既緊張又感動”，因為從未見過領導們如此放松的一面。

照片沖洗出來后，彭真拿走一張放在辦公室，他在背面寫：“同志加朋友，一日登山，勝讀十年書。”字跡遒勁，帶著監獄歲月留下的硬朗線條。這張舊照后來陸續出現在出版社、報刊，普通人看見的只是五位熟悉又陌生的笑容，卻不知背后那一段段槍火、會場、獄墻交織的生命長卷。

陳毅的拐杖、鄧小平的邊緣站位、彭真的C位站姿，看似偶然，其實映射了那個年代領導人之間的平等與親密。沒有人為鏡頭爭搶位置，沒有人擺官架子。攝影師按下快門的那一刻，他們只是五位共同走過烽火與建設的老朋友。

多年以后，研究者把這張合影與當年的政治格局并置，試圖讀出種種深意。老秘書卻搖頭笑道：“別想復雜，當時就為了透口氣。”正是這種樸素，讓影像愈發珍貴。玉泉山上的鳥鳴、微涼的春風、腳下松針的清香，一同凝固在那張微微泛黃的相片里；而彭真那挺拔的身姿，也像一枚無聲的注腳，提醒后人：理想與擔當，從不因歲月而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