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毛家老三要回來？”1992年清明剛過，浙江江山新塘邊鎮的雜貨鋪里，幾位老人對著報紙上的照片議論紛紛。暮春的細雨沾濕了報紙邊角，照片里82歲的毛森拄著拐杖站在祖宅門前，深灰色西服口袋露出半截金絲眼鏡鏈，恍若尋常歸國老華僑。這個畫面背后，藏著跨越半個世紀的謎題：沾滿鮮血的軍統劊子手，為何能在耄耋之年安然返鄉？

江山縣檔案里存著毛森師范畢業時的教師檔案照片。1925年，21歲的他梳著三七分頭，在縣立小學教算學，每月領八塊大洋。同事回憶“他總愛穿青布長衫，給貧困生墊過書本費”。這種溫良表象下，卻藏著顆不安分的心。當縣里張貼浙江警官學校招生告示時，毛森把粉筆往講臺一摔：“當個教書匠能有甚出息！”這份檔案在1932年戛然而止——他考入警校的第三個月，就在杭州拱宸橋跟蹤日諜時被戴笠相中。

軍統檔案記載著毛森“雙面人生”的轉折。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他帶人潛入虹口區炸毀日軍油料庫，行動前夜在法租界公寓對部下說：“咱們干的活計，既要殺鬼子，也要防著赤黨。”這種思維貫穿他整個特務生涯。據統計，抗戰期間他經手的鋤奸行動達47起，親手處決過汪偽政權要員；但同一時期在江西上饒，經他簽字處決的進步青年就有23人。軍統內部流傳著他的名言：“鋤奸是工作，清共是本分。”

1946年南京特別法庭的審訊記錄里，有個蘇北農婦的泣血證詞。她丈夫因給新四軍送過三袋紅薯，被毛森當眾砍下頭顱掛在村口槐樹上。彼時已升任軍統東南區情報專員的毛森，在慶功宴上舉著威士忌酒杯冷笑：“對付赤匪就得用重典！”這種殘忍在1949年5月達到頂峰。上海警察局地下室的水泥墻上，至今可見他下令屠殺300余人時的彈孔，行刑隊后來交代：“毛局長嫌槍聲太吵，特意讓在子夜動手。”

敗退臺灣后的毛森過得并不如意。臺北植物園附近的日式宅院里，他時常對著大陸方向發呆。保密局舊同僚透露，有次聚會時他醉醺醺地敲桌子：“老子替黨國殺了半輩子人，現在倒成了喪家犬！”1956年攜家眷移居琉球時，行李中除了裝滿美鈔的皮箱，還有本翻爛的《唐詩三百首》。有意思的是，他在那霸開的中華料理店，招牌菜竟是江山家鄉的臘味合蒸。

轉折出現在1982年，全國政協《關于處理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的規定》出臺。僑務部門檔案顯示，毛森從紐約寄來試探信：“垂暮之年，惟愿埋骨桑梓。”經反復核查確認，這位雙手沾血的老特務，最終以“促進祖國統一人士”身份踏上歸途。鎮上的老人回憶：“他摸著祠堂門檻直掉淚，說要給每戶鄉親送臺彩電。”

站在新塘邊鎮的石板路上遠眺，毛家祖宅飛檐下的蛛網在風中輕顫。歷史學者指出，毛森能善終的關鍵在于兩岸關系的微妙變化——1991年臺灣當局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后，大陸對臺政策更趨靈活。而更現實的因素是，隨著時間推移，直接罪證多已湮滅，幸存者多數離世。不過，江山黨史辦保存著1985年的群眾來信，仍有受害者家屬憤怒質問：“血債豈能因年久而勾銷？”

毛森去世前三個月，在紐約公寓給家鄉小學匯過筆捐款。匯款單附言欄歪歪扭扭寫著：“補償當年輟學的孩子們。”這遲來的懺悔是否真心，或許只有長眠地下的亡靈知曉。如今重訪軍統杭州站舊址，斑駁磚墻上還留著戴笠手書的“忠勤慎實”四字訓令，毛森曾將這幅字拓本掛在床頭三十年。當人生走到盡頭時，他或許終于明白，這些沾著血的字句終究敵不過故鄉的一抔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