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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作為抗戰時期中央政府長期的行政最高領導，如此受社會大眾批判的政風和操守，必然在政壇上引起強烈反響。

而國民參政會成為譴責他煙硝最熾烈的戰場。

1、罷免孔祥熙有多難？

國民參政會對于孔祥熙的批評，在政府撤退到武漢時期已經開始。最早（1938年初）發動指控的，是來自宋子文和一些外國財經專家，揭露中央信托局在購買外國武器時有舞弊情形，而孔祥熙正是該局的董事長。

當時還有參政員醞釀罷免孔祥熙，主張由宋子文接替。但是蔣介石沒有加以處置，很可能是他全心投入戰事，而沒有察覺到政治事態的嚴重性，也可能是他覺得宋子文桀驁不羈，而孔祥熙終究容易駕馭得多。

不久中央政府遷都重慶，幾乎在還沒有站穩腳步時，國民參政會議員傅斯年等20余人再度以私函致送蔣介石，反對孔祥熙主持行政院。一個月后，又有參政員50余人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撤換孔祥熙。但是蔣介石依然不采取行動。

到了1939年，孔祥熙在參政會受傅斯年、錢端升多人猛烈攻擊時，蔣介石還為之緩頰，理由是抗戰兩年中財政當局的功勞的確很大。而孔祥熙本人面對如此批評則是絲毫沒有自我反省，反而責備行政院下屬沒有做好宣傳工作，因此要求他們務必加強宣傳力度。

其實，有關孔祥熙縱容部下貪贓枉法的說法在高層領袖間早已傳開。雖然國家財政政策制定是國防最高委員會具有最高法定權力，但實際操作權操在財政部手中，由該部官員主導和推動，所以孔祥熙責任最大。而他卻被認為是縱容財政部、中央銀行和貿易委員會等單位從事違法，而最后孔祥熙本人也被密報大規模受賄。

1940年參政會的批評走向表面化。孔祥熙在參政會做財政報告時，當場被指責為胡說，報告完畢后沒有一人鼓掌，局面難堪。而當參政會委員在公開會議中向孔祥熙提出質詢時，孔祥熙的答復模棱兩可，更引起參政員的訕笑和怒罵。

到了1942年初，大公報在上年底對孔氏家族逃離香港的報導，已經在大學生群中醞釀出一股反孔學潮，從重慶漫延到外省，大隊學生游行到處書寫反孔標語，引起更大震動。蔣介石的態度則是運用各種管道疏通滅火，希望大事化小。倒是陳布雷一向個性謹言慎行，很少針砭人物，卻在日記中寫道，“其實孔之誤國豈青年所能盡知？”

換言之，在陳布雷熟悉高層政要的密辛中，孔祥熙的罪過實際上遠遠超過外界所傳言者。

2、此起彼伏的大學生反孔運動

1943年9月，參政會又在兩個問題上集中火力攻擊孔祥熙，第一個問題是他采取以專賣方式限制物價上漲的政策，但是所設立的專賣機構組織龐大而缺乏經費，逼使專賣人員本身只好搜刮自肥，反而使得物價（如香煙和食糖）比限價前高出七八倍以上。

而與此同時專賣人員為了討好主管機關（財政部），又以大量贈送非賣品或試用品為名，放松它們的監督責任。

第二個問題則是孔祥熙本人為了躲避參政會當面質詢的難堪，而選擇不出席會議，只派財政部次長作為代理，更引起參政員憤慨。一位參政委員當眾指出，孔祥熙前一晚尚在忙于宴請部分參政員懇求手下留情，而次日即托故無法出席參政會，該委員推測不知是否宴會引起腹瀉所致，當然引起會內一片訕笑與怒罵。

在此局面下一個令人意想不到出面替孔祥熙解圍的來源，卻是駐美大使胡適。他寫信請求傅斯年等知識界朋友們停止對孔祥熙的抨擊。胡適坦陳他本人也不值孔祥熙為人，但是因為孔祥熙支持陳光甫在美國的借款工作，因此希望朋友們讓他繼續主持行政院工作。豈知不久之后陳光甫本人卻因為不滿孔祥熙的失職和子女的貪污特權行為而和孔祥熙決裂，胡適的支援也立即消失。

1944年國軍在“豫湘桂會戰”連續慘敗之際，參政員傅斯年等人加緊了對孔祥熙的指責，罪狀包括他私人營商、濫用公款，和他領導下政府各部部長的嚴重失職。

孔祥熙的行為也促成大學生參與反孔運動。

早在1942年1月，宋靄齡從香港帶狗和女傭人坐飛機回重慶的傳言爆發時，西南聯大青年團學生就發起倒孔運動。雖然中央政府派遣陳雪屏加以勸阻，至少希望不要在昆明市發動，也不要由西南聯大領頭發動，但是學生一千多人依然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孔祥熙口號。

1944年孔祥熙到云南大學演講，整個過程被學生噓轟，乃至無法維持會場秩序。整個1944年，凡是學生發動運動，孔祥熙必定成為攻擊目標。而民間輿論也厲聲抨擊，甚至要求蔣介石殺孔祥熙以謝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上下對于孔祥熙施政為人一片譴責聲浪中，卻有一種人堅持沉默，那就是各省地方實力派。令人好奇的是：這種沉默是因為孔祥熙懂得用實惠去討好地方實力派？還是因為他的個人作風和地方實力派沒有本質上差別？甚至比不上地方實力派貪贓枉法的窮兇惡極程度，因此使他們無法自曝其短？

在這個期間，孔祥熙面對來自社會群眾、報紙、國民參政會、和高官間耳語傳播的外部攻擊，他本人從來沒有正面提出否認或反擊，也沒有提出能夠洗刷自己清白的證據去據理力爭。他所做的是在被質詢時含糊其辭，避重就輕蒙混過關，以宴客送禮方式去聯絡感情，放軟姿態祈求聽者體諒苦衷，希望爭取批評者心慈手軟，不要窮追猛打。

但是他堅守一個立場，那就是絕不正面認錯，也絕不承諾改進，更絕不引咎辭職，一切由蔣介石替他頂住。其實除了外部攻擊，孔祥熙也遭受內部詬病。

陳誠是蔣介石戰時重要將領，他就在1942年當面提請蔣介石注意社會上流傳的，對于蔣孔二人的傳說，“委座手令，孔不實行”。宋子文也當然是一個重要批判者，但是由于宋子文遠在美國，所以戰火只能由各自的追隨者在國內財經領域明槍暗箭地進行。

至于蔣介石的處理方式，則是訓斥部分身份普通的參政員不可窮就，而面對重量級參政員時則是持息事寧人態度，在幕后努力溝通，勸導批評者體諒抗戰的困難，聲稱孔祥熙在處理財政事務上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其基本方式就是希望批評者高抬貴手，以抗戰大局為重，讓孔祥熙繼續主持政府工作。

一個有趣的對比是，蔣介石個性對官員貪污歷來深惡痛絕，每每以過度嚴格方式（槍斃）處置，但是對于孔祥熙被指責的行政疏失，和個人操守弊端卻試圖多方開脫。其中玄機值得未來學者進一步深究，也能為人情和親情在中國政治行為中的重要性提供一些啟示。

3、林世良案

回顧抗戰八年中，蔣介石處理孔祥熙態度只有兩個例外。一個是林世良案件，一個是外匯案件。

林世良案件發生在1942年5月份，他當時職位是中央信托局運輸處經理。他利用公家名義挪用70輛卡車進行走私，貨物價值三千萬元。被查獲后，由蔣介石親自下令交付軍法審判。

當時在政府高官中盛傳林世良貪污案涉及孔祥熙，其妻子女兒都持有股份，以致宋靄齡曾經向蔣介石去求情赦免。林世良貪污舞弊案因為牽涉太多政治關系，引起派系斗爭，所以軍法單位決定公開審訊，要求政府重要部門都派員列席觀察，同時邀請新聞界記者采訪。

就在審案期間，又傳聞孔祥熙親自介入，邀宴眾多高官希望他們分別請求蔣介石從輕發落。審判終結時軍法總監部的判決是無期徒刑，但是蔣介石下令立即執行死刑。以林世良官位之高，遭受嚴刑處置，本應該使政風為之一清。

而蔣介石本人也以為他“不為權勢所亂”，指的當然是孔祥熙和他所動員的一群黨國高官說客，而毅然“依法懲治”，是為政風做了一個大貢獻。但是因為背后牽涉勢力團體太廣，不但包括孔祥熙本人和家人，而且軍委會運輸領導（俞飛鵬）、軍統局（戴笠）、財政部、中央信托局、和一般親信和利益來往戶等等，其間盤根錯節，難以動搖。

因此雖然林世良本人未能逃過法網，但是背后的勢力依舊我行我素。蔣介石或許無法得知細節，或許也無可奈何。

而同樣重要的是，孔祥熙和家人只是暫時避過風頭，并未革面洗心，此后依然故態復萌。

4、外匯公債套匯案

第二個案件是外匯公債套匯案。大致說來，該案在1944年底已經由民眾搜集資料提出控訴，蔣介石本人和侍從室也開始調查。不久之后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顧頡剛、陳賡雅）多人也逐漸知情，并且計劃提出公開質詢，但是被政府勸阻。因此整個案情極端隱秘，沒有做出任何公開宣布，因此盡管社會上流言充斥，但是了解內情者寥寥可數，特別是某些關鍵過程只有蔣介石和孔祥熙二人清楚。幸運的是蔣介石日記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成為本段敘述的主要來源。

這個事件的時空背景是，1944年下半年孔祥熙被蔣介石派赴美國處理中美關系，其間就史迪威指揮權問題，被蔣介石委任為全權代表和羅斯福進行密商。又為了個人健康，在美國進行開刀手術。

他的政敵們（政學系和陳果夫等）趁著孔祥熙遠離重慶之際，就極力部署奪取他的財政金融權而向蔣介石提供更多的犯罪證據，包括以他的得力部屬們作為初步攻擊對象。

1945年7月初孔祥熙剛剛回國，蔣介石立即召見孔祥熙，告以調查的經過和事實，人證物證俱在，同時警告孔祥熙要“好自為之”。但是孔祥熙仍然不肯全部承認，蔣介石只好親自審閱中央銀行舞弊案全文，決定必須將贓款全部追繳歸還國庫，否則就任由參政會進行徹查并且以舞弊案處置。

此時蔣介石再度約見孔祥熙，并且提示全部證據。孔祥熙開始時依然強辯，等到蔣介石以基督徒不可以如此做事相責，孔祥熙才“默認”。一日之后蔣介石再度召見孔祥熙，“彼（孔祥熙）承認余（蔣介石）之證據，并愿追繳其無收據之美金公債，全歸國庫也。”

幾天之后，蔣介石決定撤換（孔祥熙）中央銀行總裁，于7月24日發表由俞鴻鈞繼任。

這個案件讓蔣介石極端憤怒，并且在日記中盡情宣泄，“不勝苦痛憂惶，未得安睡”，“此人（指孔祥熙）之貪劣不可救藥”，“痛憤極矣”，“庸之（孔祥熙號）之操縱中行，不愿對余實告存款”，最后決定，“庸之不可與之再共國事矣，撤孔之舉猶嫌太晚矣。”

由于此案造成了沉重傷害，所以蔣介石再三警告宋子文（時任行政院長）必須任命蔣介石本人絕對可以信賴的人去主持中央銀行業務，因為他擔心宋子文也會任用親信。果然，宋子文希望任命親信貝祖貽（貝淞蓀）為中央銀行總裁，但是遭到蔣介石拒絕。當宋子文質問蔣介石是否把行政院全權交給他負責時，蔣介石的答復則是俞鴻鈞一定會全部向宋子文負責。

在7月底8月初，蔣介石繼續追查中央銀行美債舞弊案，并決定由國民政府主計局與該行新總裁負責查報，而不交給行政院，理由是該行是國民政府直轄單位。他在8月17日日記寫道，“晚檢討中央銀行美債處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

因此從5月底行政院改組，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院長，翁文灝任副院長，孔祥熙不但失去副院長職位，同時也失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資格，是政治上的大敗。到了7月底，孔祥熙再度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職位，完全退出金融界。

5、蔣介石縱容的后果

以上對于這個重大貪腐案件的處理經過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作為國家政府最高領導人，孔祥熙缺乏操守和判斷力，導致其他政府機構群起效尤，敗壞了全國政風。

第二，此案若非蔣介石親自過問，孔祥熙和親信們的貪腐行為肯定可以蒙混過關而且長期繼續。因此國家財產此次得以保護并不是政府的法令嚴明有效，而是犯法者（孔祥熙）運氣欠佳，引起蔣介石親自關注所致。然而日理萬機的蔣介石，注意力有限。如果政府缺乏組織和紀律，違法者的成功率遠遠大于懲罰率。更何況有國家領袖如孔祥熙和行政院帶頭示范？

第三，蔣介石依賴孔祥熙主導戰時行和政財政達8年之久，要到1945年7-8月才領悟到“不可與之再共國事”，是嚴重地缺乏知人之明，也是導致抗戰時期政務腐敗的重要原因。其實蔣介石早就應該主動撤換孔祥熙，但是缺乏毅力或受親情私心蒙蔽。

而孔祥熙本人在1944年5月份，也因為外部壓力日增已經向蔣介石提出辭呈，卻被蔣介石退回，失去另外一次機會，都是他處理蔣孔關系缺乏果斷的結果。

第四，蔣介石雖然果斷地維護了國家資產，但是沒有懲處相關人員，反而意圖趕快了案，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也不讓行政院長宋子文有機會進一步揭露全部真相。蔣介石不能公平執法，看在貪腐官吏眼中，更是鼓勵他們的僥幸心理，只要走對門道，必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讓蔣介石失去一個端正政風的大好機會。也讓隨著勝利而來的政風衰敗，釀成不可收拾。

總結地說，孔祥熙對于戰時中國政府負面影響之大毋容置疑。

從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孔祥熙無論是在辦事能力，是非判斷，或是個人操守上，都不具備最低限度的質量，去帶領抗戰中的政府走向吏治清明有效的目標，但他卻在幾乎是整整八年中，擔當政府最高領導人的重任。

孔祥熙領導的行政院人才不足、紀律廢弛、行事馬虎，蔣介石應該早已知曉，而事實上蔣介石也從南京時代開始，就不斷地看出孔的能力不足，尤其是在對日和戰問題和對美外交策略都屢次犯錯。

蔣介石在1939年也曾經對孔做出一個評價，“庸之徒有理財，而不注重整個政治。一與商討財政，彼即憤氣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機皆密而唯恐我知道，我亦樂得不知，一任彼之所為。”

面對如此無能無行的國家領導，蔣介石卻不能斷然予以撤換，反而在此后因循茍且了五年之久，“我亦樂得不知，一任彼之所為”，真是一語道破戰時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關系。

但是蔣介石在此種情況下，仍然必須經常要親自過問大小事務，而他自己既時間精力有限，也不是管理政務的長才，因此只好斷斷續續以手諭治國，甚至瑣碎到教誨公務員應該如何工作、讀書、寫報告等細節。

最具諷刺的是，他由于親筆書寫手諭過多，乃至右臂疼痛，而只好委托親信秘書代筆。而中央機關拿到手諭后，就做出許多冠冕堂皇的公文，呈報本單位已切實奉行委員長指示。其實完全是文辭華麗的官樣文章，毫無實質行動內容。

行政院既不能自定政策，也不能執行蔣介石的政策。政府無能腐敗終成無法割去的病瘤。正如王子壯所言，“觀察今日各機關所定之工作計劃，不禁黯然。非夸大粉飾作不兌現之文章，即摭拾數事以虛應故事。”

蔣介石在政務領域里過于依賴孔祥熙，成為他在擇才選人工作上的最大敗筆。而這個災難性的失誤，在戰時除了導致政風敗壞之外，在國家財政問題上最能看出它的惡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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