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越

1945年2月，重慶發生了一起轟動海內外的大事，我國“直接稅之父”高秉坊因貪污罪鋃鐺入獄。眾所周知，高秉坊為國民黨理財有功，素以正直廉潔著稱，由他管理的財政部直接稅署也有著“出淤泥而不染”的威名。此案爆出，輿論嘩然，隨著事態的發展，人們漸漸發現這樁經濟大案牽扯到的不止高秉坊一人。

01

“稅神”高秉坊

高秉坊出生于1890年，是山東省博山縣李家村人，自幼勤奮好學，1909年考入山東農林學堂，1915年以優異成績考取山東資送金陵大學森林科官費生。畢業后回到山東工作，歷任濟南模范森林局局長，青島農林事務所主任等職。

在職期間，高秉坊憑借專業知識興辦第一林場，繁育樹種，并且有建設性地展開了綠化鐵路線路、美化賓館庭院、為農民增加林業收入等工作，為山東林業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地村民曾在林場中心建“造福無疆”的牌坊以資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高秉坊調任“中日魯案督辦公署”實業處技術員兼公產委員會委員，負責辦理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林業的對日交涉及接受事宜。他矢志于職，調查研究，提出《日本在太平洋會議議決交還青島后，濫伐之森林價值應退還中國》一案，力爭國權，后在《青島之森林》中刊出。交涉結束后，他即留任青島農林事務所主任技師，繼續為山東林業發展效力。

直至1924年張宗昌督魯，形勢惡化，他被迫離開青島，南下廣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高秉坊出任實業部總務司長，大力推行國貨展覽、工業試驗；后任財政部賦稅司長，堅持清理地方財政、廢除苛雜，舉辦土地陳報，推行縣市預算。在此基礎上高秉坊創辦了所得稅、直接稅，倡導“新稅新人新精神”，表現出在財稅方面的卓越才能，成為民國時期開創新稅務的主要人物。

高秉坊曾就職于國民政府工商部

當時，國民黨政府十分腐敗，征收稅費的各級官員貪污分肥，被百姓稱為“民國萬稅，萬萬稅”。1934年，國人的抗戰熱情空前高漲，人們高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新稅制便順勢誕生了。高秉坊重用在財稅方面很有研究的寧承恩主持稅改日常工作。寧承恩提議把各種捐稅統一為所得稅，由賦稅司統一開征，高秉坊同意了此法。1936年7月1日，財政部直接稅籌備處成立，專司所得稅、遺產稅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高秉坊任處長。上任后，高秉坊首先針對當時各地軍閥割據、政令不統、各行其是的混亂狀態，從整理地方捐稅、財政入手，逐步設立所得稅辦事機構，親自主持制定了《所得稅暫行條例》、《所得稅實施細則》，由財政部報經國民政府、行政院批準后，向全國公布實行。同年10月1日，直接稅籌備處改稱所得稅事務處，高秉坊兼任處長。所得稅于1937年1月1日正式開征，邁出了中國直接稅開辦第一步。其次，高秉坊大膽起用有文化和專業知識的人才， 摒棄舊官場任人唯親的陋習，改用公開招考辦法。他與寧承恩主持開辦直接稅人員訓練班，培訓高級稅務人員，推行新稅制打好了人才基礎，使所得稅得以在中國各省推行開來。

高秉坊任財政部所得稅事務處主任時簽發的指令

高秉坊經常親自演講，提出“廉、能、勤、毅”的稅訓，將稅制、稅風、稅訓視為直接稅的三大基礎。到1943年，全國設置直接稅機構800多處，工作人員達1.2萬多人，當年主管各稅合計42.5億元，是開初時的850倍，占全國稅收的四分之一。第三，在征收所得稅的方法上，高秉坊主張改革舊稅局自征自收模式，實行稽征與收款絕對分開，即：稅局負責核定的納稅額、填發通知單，由納稅人持單直接向征收稅款的銀行或郵局交納，當天轉入賬戶。這樣，既可保征稅款及時入庫，又預防了截留稅款甚至稅務員貪污等弊端，為后來實行公庫法奠定了基礎。1942年，直接稅署又接管了營業稅，由高秉坊兼任重慶營業稅處主任,負責機構撤并。

所得稅制度的有效性一經創辦就顯現出來，本屬貧困地區的西南和大后方正是依托所得稅等新稅為前方戰士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質和財力支持，為當時的抗日戰爭提供了穩定而雄厚的財政來源。為嘉獎所得稅署為抗戰作出的重大貢獻，國民政府祭出了一個破天荒之舉：規定每年7月1日為“直接稅節”。至今臺灣仍有此節日，高秉坊也因此自稱“七一老人”。

02

高位與高危

孔祥熙與宋靄齡

一戰后，孔祥熙到山東接管善后事宜，在“魯案督辦公署”任實業處長，成了高秉坊的上司，兩人從此相識。高秉坊為人負責勤勉，受到孔祥熙信任。高秉坊在職時，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提出了《日本在太平洋會議議決交還青島后，濫伐之森林價值應退還中國》議案，此舉深得孔祥熙賞識。1924年，高秉坊離開青島，去往廣東，投奔的正是時任廣東省革命政府財政廳廳長的孔祥熙。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任工商部部長，后改任實業部部長；高秉坊在孔麾下出任總務司司長，掌管全部事務，不僅工作上的大小事項，孔家的家務事有時也由他親自操辦。相傳，孔祥熙的兒子和女兒不太喜歡高秉坊，自然也引起了孔太太宋靄齡的不滿，甚至說高秉坊像一條狗，成天在孔家轉來轉去。一次，高秉坊照例開車接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上學，這時孔家公子非要吃奶油冰激凌，高秉坊怕上學遲到又挨孔祥熙批評，便抱起孩子往車里塞。誰知孔令侃拳打腳踢、又哭又鬧高喊“救命”，驚動了孔府上下的人。孔令侃哭喊著說高秉坊打他，就勢滾在地上耍賴，宋靄齡聞訊趕來，看到一身泥巴涕淚的兒子，指著高秉坊的鼻梁破口大罵，抱起孔令侃揚長而去。當晚，高秉坊帶著一份厚禮到孔府向宋靄齡和孔公子當面賠罪。孔祥熙得知此事，認為高秉坊做得沒錯，勸宋靄齡得饒人處且饒人，宋靄齡表面上原諒了高秉坊，心底卻埋下怨恨。不久，孔祥熙正式接替宋子文任民國財政部長，著手組織內閣。宋靄齡看了孔祥熙擬定的司處級干部名單，見高秉坊又將擔任財政部的總務司長，極力反對。孔祥熙不愿違逆太太，便任命高秉坊為財政部賦稅司司長。正是在這個官位上，高秉坊險些遭致殺身之禍。

民國三十六年行政院新聞局《所得稅》內頁

高秉坊原是搞林業的，后來一直做行政工作，賦稅一事可說是個門外漢。但是他為人聰敏好學，行動力強，在寧承恩等人的協助下，真做出了一番成就。高秉坊推行稅制改革時，曾向財務部打報告，孔祥熙看過稅改報告欣然同意。有了后臺“財神爺”的鼎力支持，高秉坊在傳達新稅制改革時順利了許多。高秉坊稅制改革的成功，對孔祥熙的聲譽和地位助力極大，為孔廣開財源，訓練出一批稅務人員，擊敗了多個財政方面的競爭對手，日本人所編的《中國名人錄》中稱“高秉坊是孔祥熙的靈魂”。在開辦稅務培訓班的問題上，高秉坊也憑借孔家的勢力與陳家周旋。由于財政部長孔祥熙“黃金案”后招致社會不滿，影響到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1944年6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向蔣介石提出建議，更換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財政部長孔祥熙。此時，宋靄齡正在巴西養病，沒法干預此事。蔣介石遂趁機免去孔祥熙財政部長職務，高秉坊失去了后臺。

陳果夫 蔣介石 陳立夫

高秉坊提倡“新稅新人新精神”，堅持自辦稅訓班，得罪了國民黨CC派勢力。當時，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把持著中央政治大學及其附屬學校這兩個培養黨政干部的揺籃，從學校培訓出來的干部，大部分都成為“CC派”的忠實門徒。而高秉坊堅持自辦稅訓班，改用公開招考的辦法選拔人才，沖破了“CC派”控制中央政治大學、壟斷國民黨干部培訓的局面，為陳氏兄弟所不容。除了與CC派交惡，高秉坊與中統、軍統都有積怨。他接管營業稅時，不理睬中統頭子徐恩曾的暗示，將6個中統分子擔任的分局長撤了5個，并裁汰了800余名不稱職者，而對各人后臺與背景未予考慮；軍統頭子戴笠兼任財政部輯私署長，緝私機構由軍統人員把持，并借直接稅的名義敲詐勒索，高秉坊勸告無效，便提議撤銷了緝私署，斷了軍統財路，由此，戴笠也對高恨之入骨。1944年，孔祥熙因“黃金案”、侵吞公債等事被蔣介石撤職，陳果夫等人的勢力進入金融圈，準備接手財政部最搶手的直接稅署。孔祥熙失勢后，高秉坊失去了后臺，但他認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手下的同鄉、親信也完全忠心于他，并不擔心被搶走稅務大權。沒想到，CC派不擇手段，居然精心炮制出一起“高秉坊貪污案”。

03

明爭與暗斗

1946年1月30日《申報》

1945年2月3日下午，高秉坊接到消息，軍委已下令對他撤職查辦。高秉坊心知自己無罪，打探后知悉，原來，CC派利用中統特務捏造出假證據，稱自1940年起,政府實行貨運登記,預收商人的保證金。該項保證金數額巨大,但一直沒有存入國家銀行。經查，直接稅署署長高秉坊與各地分局串通舞弊，找借口大肆挪用，誣陷高秉坊犯有“十億巨款貪污罪”，列出了跋扈、舞弊、營商、榨取四項罪名，認為高有廣植黨羽、圖謀不軌之心。蔣介石獲悉此事，大怒之下簽發了軍委紅頭文件，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假“串通舞弊挪用保證金”的罪名，令財政部將高撤職查辦。接著，又續發高秉坊貪污瀆職報告一件，嚴令各有關部門并案查辦。

蔣介石的電文，徑交新任財政部部長俞鴻鈞親拆。俞于1945年3月5日以部令發表，將高秉坊撤職，派李銳繼任，并一面函知重慶實驗地方法院查照辦理。俞鴻鈞屬政學系官員，與高并無矛盾，認定貪污罪證據不足，重慶地方實驗法院院長查良鑒也明知高秉坊是被冤枉的，可是蔣委員長有令，不能不從。2月15日，高秉坊徑往法院投案，被看守所收押。陳氏兄弟趁機四處活動，制造輿論，意欲置高于死地。重慶地方法院于5月5日開庭公審，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出庭為高辯護。在CC派的授意下，法庭無視章士釗等律師的有力辯護和無罪物證，將高判處死刑，剝奪公民權利終身。一時轟動全國，輿論嘩然。國民黨元老、司法院長居正，對法院院長嚴詞質問，怒斥道“你們上下串通聯手辦案，對高秉坊如此草率處理，司法尊嚴何在？須知人非機器，死后就不能復生啊！”；俞鴻鈞基于高秉坊在財政部的名聲和威望，亦認為誣證與事實不符，經徹查，匯成“二十一條辯護意見”，逐條澄清“十億巨款貪污案”，為高辯解，并呈請蔣介石飭最高法院慎重處理；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相繼上書最高法院，呼吁保障人權，高的山東同鄉代表丁惟汾、孔德成，社會賢達胡厥文、吳蘊初、李燭塵等，激于義憤，代表全國工業協會、遷川工廠等19個團體吁請復判。身在美國的孔祥熙得知此事，馬上意識到CC派除去高秉坊乃是砍去他的左膀右臂，就找到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幫忙說情，赫爾利告訴蔣介石，“文明國家都在廢除死刑，死刑是不民主、落后和愚昧的表現。中國要想現代化，那么在對待死刑犯問題上就應該表現得謹慎。比如你們民國財政部直接稅署的高秉坊，只是懷疑犯貪污罪而并非殺人犯，判死刑是否合適。”

位于南京的國民政府最高法院

在各界的壓力下，最高法院撤銷原案判決，責成重慶地方實驗法院重審。重慶地方法院院長查良鑒本不愿卷入黨派之爭，看到一審的審判長李懋宣完全唯CC派命是從，便推選沒有派系背景的法院推事李堅夫擔任審判長。1946年1月29日，二審開庭，李堅夫發現指控材料確屬偽造，但又迫于CC派和蔣介石的壓力，只好作出“判高秉坊無期徒刑，剝奪公民權利終身”的判決，將死刑改成無期徒刑。4月的判決書中論列其罪證三條，分別為：第一條，為員工眷屬福利購買毛線墊款60萬，以為眷屬所領毛收據中有婦女工作隊抬頭者數張，即認為追名圖利。第二條，為長沙分局購運土報紙墊款200萬元，以為寄存京華印書館，即系待價而沽。第三條，為購買煤炭墊款50萬，而定金只有36萬，多提存14萬元，顯系用以圖利。只憑幾項墊款，證明高數次提用國庫金，從中舞弊圖利，假公濟私，置國家艱危于不顧，視庫藏支絀而自用，其犯罪情節，殊無可恕……高仍不服，聲請復判，蔣介石更加火大，認為高秉坊已經白撿了一條性命，難道還不罷休，豈不是逼蔣介石承認自己是個昏庸錯判、殺人滅口的罪人？并一通電話打給孔祥熙，警告他再不要驚動美國人。高秉坊的辯護律師、中央大學法學系主任戴修繼續向最高法院提出復審，無奈政治黑暗，派系斗爭勢力錯綜復雜，冤獄已成，高秉坊只好忍辱服刑。

國民政府時期貨幣

經過此案，高秉坊再也回不到財政部，CC派的勢力得以壯大，孔祥熙更加受到蔣介石的戒備，由政治斗爭引起的經濟冤案最終實現了其政治目的。

目的既已實現，高秉坊入獄后，倒是過上了一段太平生活。受孔祥熙照拂，他在重慶石板坡監獄中，有一所設施齊全的洋房，家眷、廚師可出入。監獄貼有一副對聯：世亂年荒何為樂土，人間地獄反是天堂。橫批：自求多福。正是高獄中生活的寫照。高秉坊作為一個有文化、有見識的實干家，在獄中也沒得閑，他為犯人開辦掃盲班、建設監獄圖書室，他親自編纂的成人千字課本，被四川省高等法院通令各監獄作為教材；除了普及知識，他還熱心救助生病犯人，出資防治傳染病。監獄長石濟將高的事跡上報司法行政部，請求給予嘉獎，1949年1月司法部明令照準。CC派企圖轉移政治犯時，監獄長也堅決抵制，沒有讓CC派的陰謀得逞。

1949年11月25日，重慶解放前夕，在居正、狄膺等人的活動下，西南長官公署終于批準重慶監獄呈請，高秉坊遂于當日出獄。此時距1945年2月被拘捕，已經過了四年多。“十億巨款”雖是冤案，但是作為國民黨財政部的高官，高秉坊難道就真的一清二白、兩袖清風嗎？民間對此也頗有議論。1950年6月，接中南財委電令，高秉坊被聘為中南稅務專員，即赴武漢供職，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效力。在中南稅務管理局所編內部公報《中南稅務》第一卷創刊號上登有“高秉坊系中國直接稅創辦人，提倡‘新稅新人新精神’而遭到國民黨的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獄。此次受中南財委特聘，于7月1日來本局讓襄辦稅政。”這樁經濟冤案終于蓋棺定論，高秉坊無比感激共產黨對他的理解與信任，到任后很快就發揮余熱，遞交了“關于加強稅務征收工作”的建議，這份建議后來行之有效，深受好評。1954年9月，高秉坊改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專管稅務，直到晚年退休。

1970年7日1日，80歲高齡的高秉坊在湖南長沙病逝。

高秉坊的一生，可謂做事勤勉得力，在不同行業的崗位上都有所建樹，作為直接稅之父，使戰爭中直接稅的收入份額占到國家收入的四分之一，“抵得上因沿海口岸淪陷的關稅損失”，也正因其在國共兩黨的稅收機構中都有薪火之功，才當之無愧“中國所得稅之父”的美譽。高秉坊生前，撰寫過《冤獄回憶》一文，章士釗先生在《高春如冤獄記書后》寫到：“計其時大小官吏靡不貪，獨此署長為山東博山人，衣履不整，齊氣甚重，而貿貿然以“稅新人新精神新”相標榜，與天下共指目為陰賊險狠之CC派為敵，號曰不貪，不可能假。”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