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一公務員發文引爭議，稱懷孕前期請假兩月工作分給合同工，單位回應：身體原因請假

云南一公務員發文引爭議，稱懷孕前期請假兩月工作分給合同工，單位回應：身體原因請假

近日，云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紅河縣文旅局一名工作人員的網絡發文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該工作人員在文中自述懷孕 20 周期間請假兩個月，返崗后將大部分工作分配給合同制同事，僅保留保密性工作，隨后又在家 “擺爛” 一段時間未上班，并稱丈夫為市級副處級干部，引發公眾對其請假合規性、工作分配合理性及特權行為的質疑。事件發酵后，紅河縣文旅局回應稱不存在工作分配問題，請假系因身體狀況不佳獲批，目前該工作人員已返崗，局方正核實處理。

一、事件核心爭議與官方回應

1. 請假合規性質疑
   該工作人員稱孕早期請假兩個月，返崗后又 “擺爛” 未上班。根據《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孕期女職工可申請保胎假或病假，但需提供醫學證明并履行審批程序。紅河縣文旅局解釋其請假因 “身體狀況不好” 獲批，但未公開具體醫學證明及審批記錄，引發公眾對請假程序合法性的質疑。若其 “擺爛” 期間未履行請假手續，可能構成曠工，違反《公務員法》中 “連續曠工超 15 天可辭退” 的規定。
2. 工作分配合理性爭議
   該工作人員自述將大部分工作分給合同制同事，僅保留保密性任務。紅河縣文旅局否認此說法，稱 “都是兩人配合干，不存在丟不丟的問題”。但根據《勞動合同法》，用人單位調整勞動者工作量需雙方協商一致，否則可能違法。若合同工因額外工作未獲補償，其權益可能受損，且這種 “職責外包” 行為可能加劇職場不公平感。
3. 副處丈夫的特權聯想
   該工作人員最初聲稱丈夫為市級副處級干部，雖事后道歉稱 “夸張博眼球”，但這一表述仍引發公眾對權力干預的猜測。盡管文旅局表示 “不便評價”，但未徹底澄清其丈夫身份，進一步加深了公眾對 “規則因人而異” 的疑慮。

二、法律與制度層面的審視

1. 公務員請假制度的剛性約束
   我國《公務員法》及《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了公務員請假的條件與程序。例如，事假一般不超過 30 天，病假需提供醫學證明，產假為 98 天。紅河縣文旅局需公開該工作人員的請假類型（如病假、保胎假）、醫學證明及審批流程，以證明其請假合規性。若無法提供，可能涉嫌違規。
2. 合同制人員管理的規范性
   合同制人員通常承擔輔助性工作，用人單位需遵循 “按需使用、總量控制” 原則。若該工作人員將核心工作分配給合同工，可能違反《勞動合同法》關于工作量調整的規定。此外，合同工因額外工作未獲補償，可能引發勞動糾紛，損害其合法權益。
3. 利益沖突與權力監督機制
   該工作人員提及的 “副處丈夫” 涉及利益沖突風險。根據《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領導干部需避免利用職權影響親屬工作安排。紅河縣文旅局需核實其丈夫是否在體制內任職，是否存在干預請假審批或工作分配的行為，以消除公眾對 “特權” 的質疑。

三、公眾輿論與社會影響

1. 對公務員形象的沖擊
   公務員的言行代表政府公信力。該工作人員的 “擺爛” 言論及 “特權” 表述，可能引發公眾對公務員隊伍紀律性和職業操守的質疑，損害政府形象。尤其在基層單位，公眾對 “躺平” 行為更為敏感，事件的負面效應可能進一步放大。
2. 職場公平性的深層追問
   “工作分給合同工” 的表述暴露了潛意識中的等級觀念，加劇了公眾對職場不公的焦慮。合同制人員通常薪酬較低、晉升空間有限，若被迫承擔額外工作，可能引發對勞動權益保障的廣泛討論。
3. 網絡言論的邊界與責任
   該工作人員通過網絡平臺炫耀 “特權”，事后又以 “夸張博眼球” 為由道歉，反映出部分公職人員對網絡言論風險的認知不足。公務員需意識到，其個人言論可能被放大為公共事件，需謹慎維護自身及單位形象。

四、事件進展與反思

1. 官方處理進展
   截至目前，紅河縣文旅局表示正在核實處理，該工作人員已返崗。但尚未公布具體調查結果、醫學證明、工作分配記錄及對該工作人員的紀律處分措施。公眾期待官方盡快公開信息，回應輿論關切。
2. 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強化請假審批透明度：建立公務員請假信息公示機制，明確醫學證明、審批流程等要件，接受內部與社會監督。
   • 細化合同制人員管理：制定工作分配細則，避免核心工作外包，保障合同工權益。
   • 加強利益沖突審查：對公職人員親屬關系進行備案，避免權力干預工作安排。
3. 公共服務意識的重塑
   公務員需牢記職責使命，避免將公共崗位視為 “特權跳板”。在特殊時期（如孕期），更應妥善安排工作交接，確保公共服務不受影響。同時，社會需理性看待公務員權益保障，在維護個人合法權益與公共利益間尋求平衡。

五、結語

這起事件不僅是個體行為失當，更是對公務員管理制度、職場公平性及網絡言論責任的多重考驗。紅河縣文旅局需以嚴肅態度調查核實，依法依規處理，同時完善制度漏洞，避免類似事件重演。公眾亦需理性看待，既要監督公職人員行為，也要給予制度糾錯空間。唯有如此，方能維護政府公信力，構建更加公平、透明的公共服務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