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越南總工會提出自2026年起將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提高9.2%的提案，在企業界和工人團體中掀起軒然大波。作為長期追蹤東南亞勞動力市場的觀察者，筆者深刻感受到這一議題的復雜性——它不僅是數字的調整，更是發展中國家在后疫情時代必須面對的生存命題：如何在保障工人基本生活保障與企業競爭力之間架起一座可行的橋梁？

通脹重壓下：工人的生存之困與企業的成本之痛

越南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胡志明市CPI同比飆升6.8%，而現行最高地區最低工資（約500萬越南盾/月，約合人民幣1373元/月）在物價飛漲的背景下已顯捉襟見肘。筆者曾走訪胡志明市郊的工業區，目睹許多工人每日餐費僅能控制在3-5萬越南盾左右，房租、交通與子女教育支出成為難以承受之重。

筆者在河內調研時，還曾發現，工人聚居區的惡劣居住條件，四五個工人合租十平米房間的情況比比皆是。

前勞動榮軍與社會部副部長范明葷的警告并非危言聳聽：當熟練工人不得不為生計逃離工廠，“用工荒”的陰影將加速蔓延。這一困境與十年前中國珠三角地區經歷的勞動力危機如出一轍，越南政府若不借鑒經驗，或將重蹈覆轍，陷入“招工難-訂單流失-產業空心化”的惡性循環。

產業陣痛：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死抉擇

紡織、電子等產業作為越南出口的支柱（占比超過60%），正面臨“內外夾擊”的窘境。一方面，歐美市場需求疲軟導致訂單量同比下滑12%（2024年Q2數據）；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在產品總成本中的占比已攀升至35-45%。在河內某外資鞋廠的調研中，負責人向我透露：“若漲薪幅度突破7%，企業只能被迫裁員10%，甚至考慮將生產線轉移至柬埔寨或孟加拉。”這種困境折射出一個殘酷現實：對依賴低成本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9.2%的漲薪幅度無異于“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范明葷提出的“緩沖地帶”理論——將漲幅控制在6-7%區間，或許能為企業提供喘息空間。

破局之道：構建動態平衡的勞資生態

在比較中日韓等東亞國家的發展軌跡后，筆者認為越南需要跳出“單次大幅調整”的思維定式，轉向制度性創新：

1. 工資-物價聯動指數：建立最低工資與CPI的動態掛鉤機制，將年調整幅度控制在CPI漲幅的1.2倍以內。例如，若明年通脹率為5%，工資增幅可設定為6%，避免“一刀切”的突擊式漲薪對企業的沖擊。

2. 階梯式補貼政策：并對中小企業實施階梯式補貼政策，建立行業差異化的最低工資標準。此舉既能緩解企業壓力，也能防止政策“一刀切”導致的產業斷層。

3. 行業差異化標準：紡織業、電子制造業等勞動密集行業可設定基準線（如漲幅5%），而科技、服務業等高附加值領域允許企業自主協商（上限不超過10%）。韓國在1998年金融危機后推行的“季度工資審議制度”證明，定期微調與行業彈性結合，能有效穩定經濟預期。

4. 配套減負措施：借鑒新加坡經驗，在調薪同時降低企業所得稅（如從20%降至18%），并加大職業培訓投入，使工人技能升級與企業技術轉型形成良性互動。

9.2% vs 6-7%的爭論，本質是一場關乎“生存與發展”的拉鋸戰。越南若想延續“世界工廠2.0”的奇跡，不能僅靠壓低人力成本，更需培育可持續的勞資共生體系——工人獲得體面收入以釋放消費潛力，企業通過技術升級提升附加值，政府以政策杠桿平衡雙方訴求。這場博弈沒有完美解，但唯有在動態調整中尋找“最大公約數”，才能讓越南經濟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穩腳跟。畢竟，一個無法留住工人的工廠，終將成為沒有未來的廢墟；而一個無法盈利的企業，也無力承載工人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