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孩子是一項公共責任，那么富人就應該率先多生孩子。畢竟他們占據著更多社會資源，享受著更多社會尊重。要是生孩子并非公共責任，那普通人選擇生或者不生，都是自由且正當的，不應承受任何來自外部意志的道德負擔。

我們接著探討生育責任與社會公平。首先得弄清楚，生育行為究竟是純粹私人的選擇，還是一項公共責任。

從個體自由層面來講，生或者不生，絕對是純粹私人的選擇。所以，年輕人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也無可厚非。但從宏觀層面看，生育行為又有著顯著的公共屬性，它可是社會再生產的核心機制。

你今天生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勞動力、消費者、納稅人，是維持未來經濟體系運行的基礎。而且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承擔著兒童社會化的功能，影響著下一代的價值觀、行為模式和社會適應能力。同時，龐大的養老體系要正常運轉，也得后繼有人。

好，咱們先假設生育是一項公共責任。既是公共責任，就意味著是每個公民都應承擔的義務，至少在道德層面是這樣。可問題來了，在資源占有不均衡的市場中，要求所有人承擔等額義務，顯然不公平。

我月薪5000，你月薪5萬，你納的稅肯定比我高；我住30平的房子，你住300平的房子，你交的物業費必然比我多。所以，富人享受著更好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公共資源，在社會穩定和人口紅利中獲得了更大經濟收益。他們的家庭能為子女提供更穩定、更豐富的成長環境，因此，他們理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要是生育是公共責任，富人就該多生孩子。

這個推理看似順理成章，無比絲滑，但結論符合正義原則嗎？別忘了，富人也是人，同樣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收入越高，納稅越高，這說得通，可要說收入越高就得越多生孩子，總感覺哪里不對勁。到底是哪兒出問題了呢？難道是我們關注的論題錯了？

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約翰·羅爾斯的正義原則。他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原初狀態與無知之幕。假設一群人在一起商定未來的社會制度，而且他們不知道自己未來的任何身份信息，未來他們可能是富豪，可能是乞丐，可能是天才，可能是智障，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等等。

總之，決策者對自己未來的狀態一無所知。那么在這道“無知之幕”的遮蔽下，他們該依據怎樣的原則來制定社會制度，才能確保自己得到公平對待呢？

由此，羅爾斯推導出了邏輯清晰的正義三原則：

第一，平等自由原則，自由絕對優先，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交易；

第二，機會公平原則，不管出身寒門還是豪門，都必須享有同等機會；

第三，差異原則，目的在于補償弱者，且只有在此前提下才允許不平等存在。

好，靈魂拷問來了。如果你站在“無知之幕”背后，你希望社會如何對待生育責任？注意，這時你既不是霸道總裁，也不是三和大神，未來也不確定。我想答案只有一個，你會希望一個正義的社會，不要強迫弱勢群體承擔最大的負擔，而是讓受益更多的人擔當更多責任。

如果生孩子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那么其責任就應該依據個人的資源能力、收益程度進行分配。社會應當優先保障弱勢群體的生育權利和選擇自由，而非強制他們履行生育義務。同時，資源越豐富、受益越大的群體，理應在社會再生產中挑大梁。

結果令人崩潰，轉了一圈又回到原點，富人還是得多生孩子。可問題是，別人生再多，也改變不了你生不起的窘境。到底哪個環節出毛病了呢？

請注意，公平、正義，都不是抽象的道德命令，而是建構制度與分配資源的一種倫理規范。所以，當我們討論生育責任時，不能只停留在是否應該生、誰應該生這些層面，而必須深入到誰來承擔生育代價這個更深層次的制度問題中。富人階層確實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承擔養育成本，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必須多生孩子，生育行為終究是一種私人選擇，而不是強制義務。

另外，也不是所有年輕人都純粹是不愿結婚生子，他們只是不敢。上期視頻我們分析過當代年輕人的婚育困境，這是個社會問題，并非個體問題。作為享有更多社會資源和制度紅利的富人，有責任挑大梁，畢竟唇亡齒寒。

富人可以通過稅收、捐贈或者其他方式，為整個社會的育兒體系做出貢獻。同時，從制度層面出發，在房價、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等方面創造有利的生育條件。但唯獨不能強制富人必須多生孩子，因為今天能強制某些人生，明天就能強制某些人不準生。

最后我們聊點生物學知識。所有生物都有兩個最基礎的本能：求存和繁衍。沒有哪個物種，誕生就是為了死亡，活著就是為了絕種。繁衍是一個生物群體長期存在的第一要素，但對于其中的個體而言，求存優先于繁衍。在資源匱乏或環境惡劣的情況下，生物個體會延遲繁殖或者完全停止繁殖，以集中精力保證自身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