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楊國喜，1921年出生于四川巴中。1933年參加革命，1935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長征時，我年僅14歲，是宣傳隊中的一名“紅小鬼”，草鞋、行軍棍和紅軍筆這三件寶，對我記憶最深。

楊國喜大校

打草鞋

行軍打仗離不開兩只腳板，當年紅軍長征就是靠兩只腳板套上兩只草鞋，走過萬水千山的。

可想而知，爬雪山過草地，要磨壞多少鞋。這么多鞋，從哪里弄呢？沒有鞋，打赤腳能不能走呢？

回答是能走，又不能走。所謂能走，是因為紅軍指戰員大部分是南方窮苦老百姓家長大的，缺吃少穿，常年光著腳跑到田里干活，吃苦慣了，磨煉出來了。

在紅軍隊伍里，為了崇高的革命事業，在長征中，即使一時沒有鞋穿，也能堅持走一陣子。但是到嚴冬季節、爬雪山和荊棘路時，光著腳走就不行了。

怎么辦？紅軍長征路上又沒有制鞋廠，每日走的都是新區，一時又難以得到群眾的支持，紅軍又無錢買鞋，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發揚紅軍一貫的光榮傳統，現有的要節約，沒有的要自力更生自己打草鞋。

行軍穿鞋是十分費的，在爬雪山過草地時有時一天半天就能穿壞一雙。有鞋穿的都很愛惜自己的鞋，壞了就縫了又縫，補了又補，一般布鞋底脫了幫，掌了又壞，壞了又掌，實在不行就用草繩捆綁在腳上。

這些窮苦孩子，在家也不都穿布鞋，皮鞋連見都沒見過，穿草鞋打草鞋卻不陌生，發揚這個優勢和長處，只要有稻草，隨時用隨時打，有時一次就打好多雙。

稻草打草鞋是最理想最方便最便宜的材料，可是到了沒稻谷的地方就成了問題，爬雪山過草地就更是個難題了，出路在于發動群眾，群策群力，如找那些茅桿柔軟之類草木植物的東西，有的還找來了桐樹皮，有的又找到了一把把野麻，處置之后也能打成很結實很美觀的草鞋。布條麻用來打涼鞋，那是高級、舒適、結實、美觀的鞋子，像這類是很少的。

打草鞋體現出來的艱苦、樂觀的革命精神永遠鼓舞著我們。

行軍棍

紅軍在長征途中，不少同志與行軍棍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它能幫助渡過難關，如渡河、夜行軍、爬雪山和過草地等。

它就是指戰員的伙伴和得力助手。爬雪山難于上青天，手里的棍子就增強翻越雪山的力量。一踏上草地,就給來了個下馬威。茫茫無際的草原，濁水到處亂竄，行軍棍就伴隨我們走過草地。

紅軍開始是戰略大轉移，后來叫長征，當時為了避開敵人大部隊的圍追堵截和飛機轟炸，免遭意外的損失，所走的大部分是深山老林，羊腸小道，在沒路的地方開出新道，小伙子兩條腿走起來還行，可是傷病員和上了年紀的老人就要有幫手。遇到難走的路，像爬雪山過草地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手里都有一根棍子，這不起眼的小東西，可也為革命立了大功啊。

用它探路用，過草地在泥水里往前行，不知深淺，棍子就成了開路先鋒，探準了才邁步，探不準繼續探。即使前面已經走過人的，也不能麻痹大意，因草地泥淖太多，不小心就陷進去了。有一次，我們宣傳隊在路旁進行宣傳鼓動工作，與前面拉開了距離，走在隊前頭的同志踏著部隊腳印前進，可一下子就陷進去了，還好，后面的隊員一個接一個把他拉住，他才沒有陷入泥潭犧牲。

走不動了，就相互拉著棍子走，提起神來，過草地傷病員越來越多，沒有那么多人去抬，去背，有時就相互攙扶著，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病號拉著身體好的人的棍子，借助著持棍人的拉力往前走，這個辦法用得最多最普遍，再就是過河的時候前后都相互抓住棍子，過得就比較安全。

在草地夜間宿營搭棚，棍子可用作支撐物，還可以用來晾曬東西或用來燒火煮飯，更可以用它來保護自己免受野獸侵害。

每個人都十分愛惜自己的行軍棍，給自己的行軍棍取上個動聽的名字，比如:“紅軍棍”、“一條腿”、“一只手”、“手拐杖”、“指揮棍”、“離不開”、“助友棍”等等，名字繁多，不勝枚舉。

紅軍筆

彼時，我不過是個剛滿十一歲的“紅小鬼”。在我所在的紅軍隊伍里，像我這般十一二、十三四歲的“紅小鬼”比比皆是！切莫小覷我們這些“娃娃兵”，大家皆是黨從死亡邊緣拯救出來的窮苦孩子，無懼艱難困苦，亦不畏流血犧牲，作戰時英勇無畏。然而，有一點不得不提，我們未曾踏入過學校的大門，識字量少得可憐。

出于革命的需求，上級決定在我們之中開展識字運動。但戰友們皆出身貧苦，無一有文化，究竟該找誰擔任教員呢？雖說難以尋覓飽讀詩書之人來當教員，可認識一兩個字的人總歸是有的！于是，認識一個字的，我們尊其為“一字師”；認識兩個字的，便稱其為“兩字師”。我的入黨介紹人李路寶同志，年長我幾歲，參軍也稍早一些，識字較多，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們當中的“大學問家”。

我們的大課堂，便是那蜿蜒的行軍之路。出發之前，每個人都需精心尋覓一塊樺樹皮、薄木板之類可供書寫之物，將其當作識字板。而后，把當日要學的幾個字工整地書寫其上，再掛于前方同志的背包之上。待隊伍啟程，眾人便在行進間學習。瞧那蜿蜒曲折如長蛇般的隊伍，一人緊隨一人，一路上，教字念字之聲連綿不絕，此起彼伏。

紅軍的生活無疑是艱苦的，然而精神財富卻極為豐饒。同志們皆明晰自己為何而學、為誰而學，故而學習的勁頭十足。行軍之時學，宿營之際學，做游戲的時候亦在學。同志們把生字寫在類似撲克牌的薄木片上，誰抽到木片，誰就要念出上面的生字，學字認字的方法可謂豐富多彩。

隨著識字量的不斷增加，我們開始嘗試連字成句。起初，我們學習“我們是紅軍”，繼而學習“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等語句。后來，我們還創造性地發明了快速識字的積累法，以已學之字為引領，將尚未學習的同音字依次排列。

起初，大家書寫的字跡參差不齊，筆畫長短不一，字形更是千奇百怪，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仿佛形態各異的士兵，毫無整齊可言。然而，經過半年有余的不懈努力，同志們筆下的字跡如同訓練有素的隊伍，逐漸變得整齊劃一。

而我，已然成為一名“宣傳員”。我用一大把生麻，精心且結實地綁成一支碩大的毛筆刷子，提著一只裝滿石灰水的洋鐵桶，竟能在紅軍途經的村頭、路口，揮毫寫下大幅標語。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這些曾經手握“紅軍筆”的“娃娃兵”，許多同志已然具備獨立撰寫報告、總結的能力。1946年，解放區的報紙刊登了我撰寫的第一篇戰地報道。我凝視著報紙上排列整齊的鉛字，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正是黨，讓我們這些曾經目不識丁之人，得以開啟知識的大門。

新中國成立后，我這個歷經戰火幸存下來的“紅小鬼”，先后擔任了解放軍第十九兵團軍政干部學校政治部主任，第七步兵預備學校政治委員，吉林省通化軍分區政治委員，沈陽軍區外長山要塞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中共旅大市市委書記，沈陽軍區旅大警備區副政治委員、顧問等職。1955年被授予上校軍銜。1964年晉升為大校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