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矚目的聚光燈下,中俄兩國“不是盟友,勝似盟友”的戰略協作關系,似乎堅如磐石,成為抵御西方壓力的“背靠背”屏障。
官方的贊歌仍在回響,兩國元首的頻繁互動不斷將關系推向“歷史最高水平”。
就在這片熱絡的氛圍之下,俄羅斯資深政治專家康斯坦丁·卡拉切夫以一種近乎冷酷的現實主義,撕開了包裹在戰略協作外衣下的溫情面紗。
在他看來,所謂的“世代友好”不過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權宜之計,兩國既非盟友也非朋友,只是恰好走在同一條路上的“同路人”。
大國博弈下的歷史回響
回望過去,中蘇之間曾有過一段被譽為“蜜月期”的兄弟般情誼。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我國“一五計劃”建設的艱難起步階段,來自蘇聯的大量援助、成套的工業設備以及數以千計的專家,為我國奠定初步的工業化基礎注入了至關重要的動力。
那時的標語、歌曲和普通民眾的日常話語中,都充滿了對“蘇聯老大哥”的真摯情感。
隨著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戰略利益上的分歧日益顯現,曾經的親密無間迅速降溫,最終演變成了長達數十年的疏遠、對峙乃至局部軍事沖突。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轉機出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發表的演說,釋放出尋求關系正常化的明確信號,為冰封的關系帶來了融化的契機。
隨后兩國關系的正?;?,為之后俄羅斯繼承雙邊關系遺產并開啟新篇章奠定了基礎。
1996年,中俄兩國高瞻遠矚,共同宣布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五年之后,即2001年,雙方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法律形式將兩國“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固定下來,為新世紀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石和政治保障。
正是在這樣宏大而復雜的歷史背景之下,各類聲音與觀點交織碰撞,共同構成了我們觀察中俄關系的多元棱鏡。
其中,一些來自俄羅斯內部的冷靜甚至略顯“刺耳”的分析,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康斯坦丁·卡拉切夫便是發出這種聲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卡拉切夫并非俄羅斯官方的外交決策者,也不是在政府喉舌媒體上發表言論的評論員。
他是一位資深的政治學者和政治技術專家,其創辦的“政治專家小組”在俄羅斯國內頗具影響力。
他的職業生涯充滿了“實戰”色彩,曾長期擔任地方政府的顧問,甚至親身出任過伏爾加格勒市的市長。
他的分析往往不拘泥于宏大的官方敘事,而是更傾向于從實際利益、力量制衡和國內政治生態等更為具體的層面,去剖析和解讀對外關系。
刺耳忠言還是危言聳聽?利益之上的“同路人”真相
當中俄兩國官方不斷強調雙邊關系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戰略協作“沒有上限”之時,在康斯坦丁·卡拉切夫看來,我國與俄羅斯之間,既非傳統意義上的軍事“盟友”,也非情感驅動的親密“朋友”,而是一個更為精準且冷峻的詞——“同路人”。
同行的目的不是為了對方,而是為了各自的遠方。
一旦抵達某個分岔路口,或者其中一方找到了更便捷的路徑,便會毫不猶豫地分道揚鑣。
這番論述,無疑是對當前中俄關系熱絡氛圍的一劑“清醒劑”,它撕開了包裹在戰略協作外衣下的那層溫情面紗,直指其最內核的驅動力——國家利益。
卡拉切夫為了支撐自己的“同路人”理論,具體列舉了一些他認為能夠體現兩國“步調不完全一致”的實例。其中,烏克蘭問題是他反復提及的關鍵案例。
在他看來,當俄羅斯在烏克蘭采取特別軍事行動,面臨著來自整個西方世界空前的制裁與孤立時,我國的立場顯得“不夠堅決”。
我國并未像俄羅斯所期望的那樣,旗幟鮮明地站在俄方一邊,共同譴責北約東擴是沖突的根源,也未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完全與俄羅斯的投票立場保持一致。
相反,我國始終強調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呼吁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
這種看似“中立”和“各打五十大板”的姿態,在卡拉切夫這類俄羅斯戰略分析人士眼中,便是一種“不夠意思”的表現,是“同路人”而非“真戰友”的明證。
同樣,在敘利亞問題上,盡管中俄在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維護敘利亞政府穩定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具體行動和投入資源上,我國表現得更為謹慎,遠未達到俄羅斯那般深度軍事介入的程度。
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尤其是大國之間的互動,其基石從來都不是虛無縹緲的感情,而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
將國家命運寄托于他國的“友誼”之上,是極其幼稚和危險的。
我國自身的歷史,特別是與蘇聯關系的跌宕起伏,已經用沉痛的代價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當前中俄之所以能夠“背靠背”緊密合作,形成今天這種“不是盟友,勝似盟友”的特殊關系,其最強大的外部粘合劑,無疑是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巨大戰略壓力。
美國及其盟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霸權主義,對我國進行全方位的遏制、圍堵和打壓,企圖阻斷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同時,它們也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嚴厲制裁,試圖削弱俄羅斯的國力,擠壓其戰略空間。
在這樣嚴峻的外部環境下,中俄兩國選擇“抱團取暖”,加強戰略協作,共同抵御外部風險,就成了一種必然的、也是最為理性的戰略選擇。
這種合作,是基于對國際形勢清醒認識的“雙贏”之舉。
但合作歸合作,彼此內心深處的戒備與獨立的戰略盤算,也從未消失。
我國在處理對俄關系時,始終奉行著一種高度成熟和務實的外交策略:既要充分利用好當前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借力打力,為我國的和平發展爭取寶貴的戰略機遇期;同時又要牢牢守住國家利益的底線,在合作中保持獨立自主,絕不被捆綁在任何一方的戰車上,避免為他國利益而犧牲我國的核心利益。
官方定調與民間溫度,未來之路向何方?
觀察中俄關系的未來走向,必須將這種高層定調的“官方溫度”與基于共同需求的“民間熱度”結合起來,才能得出一個更為全面和客觀的結論。
事實上,中俄關系的發展軌跡,正是在這種官方引領與務實合作的雙輪驅動下,穩健前行。
近年來,中俄兩國元首的頻繁互動和深入交流,為雙邊關系的發展注入了最強勁的動力。
無論是線下會晤還是視頻通話,兩國領導人所傳遞出的信息始終是明確和一貫的。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俄中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正處于“歷史最高水平”,并強調這種關系是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的重要因素。
一個極具深意的表態是,當被問及俄中建立軍事同盟的可能性時,普京坦言,盡管理論上存在這種可能,但兩國現有的戰略互信和協作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以至于雙方在原則上“并不需要”這樣一個僵化的同盟形式。
這番話的潛臺詞是,當前的關系模式靈活而富有韌性,已經超越了傳統軍事同盟的范疇,是一種更為高級和穩固的伙伴關系。
同樣,我國領導人也多次強調,中俄關系“沒有最好,只有更好”。2021年,在《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周年的關鍵節點,兩國元首發表聯合聲明,正式宣布《條約》延期。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機構在2025年4月發布的《俄羅斯黃皮書:俄羅斯發展報告(2024)》,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中俄合作最新動態的權威窗口。
這份報告明確指出,2024年以來,中俄雙邊合作中的一個突出亮點,便是“地方合作”的蓬勃興起。
與容易受到國際政治風波影響的國家級戰略項目相比,兩國相鄰地區之間的經貿往來和人文交流,展現出了更強的穩定性和巨大的發展潛力。黃皮書特別強調了我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地區合作的深化。
這種地方合作的深度與廣度,通過一系列看得見、摸得著的跨境基礎設施項目,得到了最直觀的體現。
橫跨阿穆爾河(黑龍江)的同江-下列寧斯闊耶鐵路大橋和黑河-布拉戈維申斯克公路大橋的相繼通車,徹底改變了過去只能依靠輪渡或冬季冰上通道進行貿易的落后局面。
如今,滿載著貨物的火車和卡車可以直接往返于兩國之間,極大地提升了物流效率,降低了貿易成本。
俄羅斯遠東地區擁有廣袤肥沃的土地,而我國擁有先進的農業技術、龐大的市場和充足的資本。
雙方在農業領域的互補性極強,從大豆種植到畜牧養殖,再到農產品深加工,合作項目正在不斷落地。
未來的中俄關系,將繼續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復合形態:它以堅定的高層戰略互信為“頂層設計”,確立了關系發展的大方向和政治保障;以應對共同外部挑戰和壓力的現實需求為“戰略粘合劑”,提供了持續合作的外部動力;以能源、貿易、交通、農業等領域的深度利益融合為“壓艙石”,確保了合作的廣度與深度。這是一種成熟、理性且極具韌性的大國關系模式。
參考資料:“中國人目光長遠,俄羅斯人非常尊重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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